迈克尔·罗斯:马修·克劳福德能把我们从干扰中拯救出来吗?

——《头脑之外的世界》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5-04-21 10:08

吴万伟  

迈克尔•罗斯 著  吴万伟 译


马修•克劳福德的新书《头脑之外的世界》扩展了他的好手艺观点并阐述观点背后的原因。

2009年,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因为一本简洁有力的书《塑造灵魂的手艺课:手工价值探索》(企鹅出版社)而名闻天下。该书是对当今世界学术研究生活的勇敢谴责和对手工灵活性和创造性等乐趣的赞歌。作者成长于加州公社时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后放弃辛苦得来的部分领先优势,却在摩托车修理铺中解决发动机的毛病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乐,这些司机认同他的观点,这“就像让战争变得美好的高贵运动。”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不像非常熟悉战争的人,但这并不重要。他知道,在顾客不置可否之时,他们也知道车的毛病已经解决了。

现在,克劳福德在新书《头脑之外的世界:干扰时代的个人》(Farrar, Straus and Giroux)中扩展了他对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看法,批判了当今受到操控的关注和自我塑造。手艺课被拿来和以技术为基础的、围绕手艺的知识相比,同时对比的还有伴随知识而来的那种理解所带来的满足感,无论是读本科时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学习物理还是读博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时都一样。物理学的确定性或许确立了他的思想基础,而哲学的模糊性或许带给他快乐,虽然与摩托车的轰鸣声相比或许不是很大。

在两本书中,克劳福德遵循了从前的写作传统,一方面为手艺和同业公会辩护,同时谴责机械化、异化、自由贸易和现代化的种种罪恶。在此传统中你发现保守派和激进分子,而克劳福德对自己被同时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却很开心。在《手艺课》中,他支持江湖骗子,而且基本上很奏效。他谈及“手艺”,但那手艺很嘈杂和邋遢,有非常严厉的老师傅和恭恭敬敬的听话学徒。他们满身污垢,不时还说上一两句下流的笑话。格里芬萨尼(Kelefa Sanneh)在《纽约客》上毫不客气但并非不准确地称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论述后男子汉时代男子汉的快乐和沮丧的专著。”

但是,若使用身份政治的标签来嘲讽克劳福德的性别观念,我们可能错过很多东西。他对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批判是19世纪浪漫主义排斥现代性的胜利潮流的思想延伸。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1850年代写作《哥特式建造艺术的本质》时强调说,任何阶级都要求“一种适当的理解,即什么样的劳动对男人好,能培养男子汉并让男人感到幸福。”环顾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他停顿一下得意洋洋地写到“不是男人吃的不够好,而是他们在养家糊口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快乐,因而把追求财富作为获得快乐的唯一手段。”虽然没有引用罗斯金的话,但克劳福德显然是他的信徒。

就像制作管风琴,好手工是有悠久传统的。克劳福德写到,是“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真相的思维方式。”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发出了类似的战争叫嚣。在莫里斯看来,中世纪的手工艺作坊是确立其反烟囱和工厂论述的基石。像克劳福德一样,莫里斯创造了小作坊(the Firm),专门用适当方式制作适当物品的作坊。但是最终,他的艺术和手艺运动本身根本抵挡不了工业体系的前进步伐,他开始感到绝望。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莫里斯成为哈默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Hammersmith Socialist Society)的领袖人物。

罗斯金和莫里斯都引发了人们从中世纪劳动的视角看待问题,批判现在,展望未来。他们认为那种手工劳动形式不仅能够创造美而且能创造出值得生活其中的文化。他们不是要模仿过去而是使用历史上特定时代的原则作为社会批判的框架。最终纳入自己的政治和美学观点。

克劳福德在《手艺课》中的视角从本质上说是美学观。不是哥特式大教堂或比例得当的房屋建筑,他特别喜欢工匠和机器轮流换班的样子。里面有大技能、大危险和大声喧哗。但是,那些是需要批判的原则吗?要采取政治行动吗?

《手艺课》显然诱发了人们对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经济的深刻不满情绪:所谓的知识脱离了人们在不工作时的生活方式,劳动任务越来越多地侵蚀包括了人们的大部分生活。毕竟,谁没有在工作中感受到某种异化的存在呢?

克劳福德的书在“知识工人”炮制的金融危机爆发时面世,知识工人的贪得无厌和无视公共利益的行为帮助促成了经济危机,给全球千百万人带来灾难。他在暗示我们能够从事另外一种工作,能够把我们的自身潜能与共同体利益直接结合起来。工作的教育功能不是因为你能为别人(老板)做事时水平越来越高,而是因为通过劳动你逐渐更好地认识了自我和他人。摩托车碰巧成为克劳福德的道具,其他人应该也有自己的道具。他们通过工作成为共同体的一部分,有意义的劳动因而从个人私事变得拥有了政治性。

克劳福德的新书更加野心勃勃。他在《手艺课》中询问“什么是好工作?”而在《头脑之外的世界》中,他考察了我们是如何与周围世界互动并逃离这个世界的,也考察了感知和自我让人准备好进入工作的世界。已经注意到劳动提供某种形式的感知,他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娴熟的感知模式”。一个大厨在环顾厨房时,她或他看到的东西是潜在的工具(或障碍),这肯定与别人看厨房的方法不同。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得到改善。这其实是当今的干预哲学议题。

《头脑之外的世界》开始于精彩的绪论“作为文化问题的关注”。我们关心的问题不仅是已经离不开的电脑或手机等技术产品;而是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对这些东西的反应。克劳福德写到,“我们的困惑或精神错乱表明我们对什么值得关注的问题感到不知所措,即不清楚什么有价值。”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会遭遇商业力量的狂轰滥炸,它们争前恐后地吸引我们的关注,所以“沉默现在被当作享受不起的奢侈品。”

这不仅仅是不方便的问题,干扰会摧毁思想和情感的独立性。“失去了引导注意力到自己希望的地方去的能力,我们将更加受制于操纵我们注意力的家伙。”他们已经如此擅长操纵环境以至于我们被引向货币化的方向。对我们而言,这的确是糟糕的境地。克劳福德告诉我们“精神错乱或许就是精神上的肥胖症。”

他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防范这种人为操控下的关注的防御能力,因为我们的防身武器只有个人主义。启蒙运动对自主性的追求让我们在为了控制我们而求助于个人偏爱的噪音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克劳福德认为,要抗拒这种趋势就要倡导一种积极投入的自我,这种自我总是与环境和他人连在一起(不是独立于环境)。我们不一定非要呆在摩托修理厂,但肯定能找到这种地方。

《头脑之外的世界》的很大篇幅讨论的是与事物或他人的遭遇,甚至还有“自由的简单历史”等插曲。我说过这是一本野心勃勃的书。

克劳福德显示高技术人员是如何学会开发空间的智能运用,如何过滤能承受得起的可忽略之事。开发这种技能的部分内容就是知道看哪里,“勾住”关注最重要信息的空间。你学会通过关注技能比你更高的人而了解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克劳福德写到,“制作管风琴是代表好手工的‘普通活动’之一。”

在那种框架下,感知具有实用性,是社交过程而非认识论过程。技能通过对话和批评而培养起来,不是依靠发现认识论的基础。克劳福德强调说,这是“挑逗性的过程”,不安分地追求在世界上如鱼得水的自在感受。“我们被吸引摆脱现在的自我,投入到某种可模仿的技术更高超的未来自我。”他说,随着技能的提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融洽。”

这是克劳福德与启蒙传统的支配性主题的核心差别所在:他渴望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他的对手是康德。在克劳福德看来,康德对自主性的坚持是对“相互纠缠”的否定,这是消失很长时间的立场。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中写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知识是一种准确的表象,它通过具体的思想过程而成为可能,并依靠笼统的表象理论而被人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抛弃这种观念。”

罗蒂将那些思想家(和其他人)集中起来服务于创造“后康德主义文化。”一旦我们放弃语言和观念是现实的表象,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或多或少地当作有用的工具来对待。正如罗蒂的名言所说,哲学变成了有关世界的“对话”而不是理清我们对世界的描述的方法。虽然克劳福德在文中没有提及罗蒂的名字,但他们的目标显然是相通的。

教育问题在《头脑之外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从克劳福德的视角看,教育不是唤醒我们对自主性的认识,而是培养我们从物质世界和他人那里学习的能力。他渴望抛弃“头脑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限制自由的潜在来源”的启蒙观念,相反他鼓励我们掌握一种概念,“合作性关注”。只有与他人一起我们才能赢得个性。约翰•杜威(克劳福德的书也没有提及)100年前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到“从社会角度看,依赖性表明了一种力量而不是缺陷;它意味着相互依赖。”个体的依赖性“常常让个体对他与别人的关系不那么敏感,从而形成一种真正能够独立行动的幻觉,这是难以名状的疯狂,应该为世界很多人的苦难负责。”

克劳福德有很多说明当代人受苦的例子,我们的注意力受到操纵,成为他人牟利的工具。他的书中有关现代机器赌博的部分(自我中心主义/孤独症是其设计原则)令人苦恼和发人深省。从弗洛伊德有关死亡本能的观点到神经科学,再到机器痴迷的人类学论述,克劳福德雄辩地显示了重复性的假行动也能制造出满足模式,这种模式逐渐切断我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我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做一些没有内在价值和兴趣之事,不知道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些事。

克劳福德鼓吹一种特别的依赖性:学徒关系。这是一种有目的的依赖性:他写到“获得认真做事者的品味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一丝不苟的工匠模范就是拥有高超技术的人,即学徒的师傅。

在《手艺课》中,他批判传统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因为这种教育依靠为学生提供对世界的抽象代表的熟悉性。这种抽象多多少少受到具体学科的敏锐者(物理学、文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的操纵,但他们常常不告诉我们与之互动的那部分世界是如何对所做之事做出回应。克劳福德哀叹,高等教育提供了复杂性,与此同时却常常对我们与他人一起工作的真正潜力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在《头脑之外的世界》中,他将教育当作“被带领走出洞穴”的过程。我们进入的洞穴不是柏拉图式的阴影空间而是表象的抽象领域。教育一定不能只是获得分析数据的不相干方法而且是要了解背景和传统的集体实践。他提供了很多引人注目的例子,如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有关外语学习的讨论:“关注因为对现实的了解而得到报偿。热爱俄语让我离开自我走向自身之外的东西,我的意识不能把握无法吞噬、不能否认也不能虚拟化的的东西。”克劳福德强调了学习一种外语赋予个人新的表达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仅仅存在于拥有自身法则和传统的文化之内。你不能仅仅依靠一门语言而获得自主性,必须获得参与实践的能力。

这就像参与音乐或者科学文化。在他描述艺术卓越的发展过程中,任何创造性都是有归属感的,都不可能没有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的对话学习过程。在讨论科学探索时,他依靠伟大的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拉(Michael Polanyi),此人强调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依靠抽象和自主性而是依靠一种涉及到信任、权威和言传身教的探索形式。

在当今大学,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依靠合作和技术培养而不是个别评价模式的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大学协会呼吁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旨在创造克劳福德推崇的“集体关注”,同时强化学生的知识。他们坚持认为把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转变为校园之外也非常重要。在威斯理安大学,我们逐渐认识到任何学科的学习都可以通过将项目纳入课程中而得到改善。

虽然克劳福德严厉批评本科生教育,但他担忧我们处于一种风险中,即大学变成“压扁趋势”的组成部分,指的权威的中介结构的解体过程。如果使用教育研究者凯文•凯利(Kevin Carey)的说法“大学无处不在”将成为一场灾难。如果大学的异质性因为赶时髦参与慕课(人人都在谈论慕课,时时刻刻都在谈论慕课)而在技术上变得同质化,克劳福德推崇的本土性注意力生态学(ecology of attention)将淹没在追求进步和效率的大潮中。他写到“思想上的学徒传统的延续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他托克维尔式的描述中,分裂导致温和专制主义,这一直就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背面。

克劳福德在批评当代文化、工作和政治时常常犀利深刻。他抛弃康德式表象认识论和技术均匀性,拥抱一种特别的“注意力生态学”。但是,究竟什么让某种生态更受欢迎呢?这个问题在《手艺课》中基本被忽略了,但《头脑之外的世界》做了论述:“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繁荣而高标准的形象,我们就无法表达对以机器赌博所代表的那种偏离美好生活的特殊方式做出详细的批判。”克劳福德呈现了五种“普通活动”作为好生活的例子:快餐厨师、曲棍球运动员、摩托车手、玻璃制作工、管风琴工匠。所有这些都要求专心致志,随着技能的不断提高而更加和谐地融入这个世界。

克劳福德承认,管风琴工匠引发的关注最多,这让他面临被指责有些多愁善感的风险。像之前的罗斯金或莫里斯一样,他肯定遭遇那些人的批判,他们必须接受工业化最后阶段已经在我们门口离去。相反,他提供了“一个不断进步的可能性传统的故事”,“连带学徒传承的重叠性”和既有尊敬又有反叛的手艺演变过程。使用过去创造未来。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和约翰•布迪(John Boody)的匠人团队制作了世界上最好的管风琴,为此他们回顾了几百年的历史同时试图设想未来几个世纪后音乐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摩托车修理,制作管风琴和印章一样,泰勒和布迪的文化让人觉得不同于《手艺课》中描述的场景。克劳福德的例子说明优秀手工不仅是“高贵的运动”,而且还被镶嵌在一种既有警惕性又有生命力的传统中,是一种“帮助我们认清事物真相的思维模式。”克劳福德说的“事物真相”意味着注意到“一种奏效的行为,一直到某个能工巧匠有了更好的主意,再次开始对话过程,如此循环往复。”

如果管风琴人种志论述扩展到优秀劳动的范畴,人们仍然必须询问什么应该把什么排除在外。在师傅带领下做工的技术熟练学徒若不是制造管风琴而是在制造炸弹该怎么办呢?仍然被视为好手工吗?克劳福德根本没有谈及这种话题,没有谈到手工制品的内在价值,因为像多数现代人一样,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过程和文化而不是结果之上。或许他希望通过让我们直面这个世界,“注意力生态学”将让我们不那么容易摧毁这个世界。

尽管文笔充满活力和雄心壮志,克劳福德很清楚他提出的问题有些问题无法回答。他告诉我们他的写作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特感受到特别恼火的东西所做出的反应。”

其实,干扰和注意力被人操纵并没有那么特别。克劳福德事实上是一种长期的哲学工作坊的组成部分,所有学徒都尝试用比当代社会经济学术语更好的术语加入到论述这个世界的过程中。罗斯金和杜威就是该工作坊的组成部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也是如此。我相信他们会很高兴地提供类似于轰鸣作响的摩托车发动机作为赞同的标志。克劳福德通过哲学和讲故事加入到摆脱异化和设计好的非人性控制工程之中。

那工作干得很漂亮。

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作家,著有《记忆、创伤和历史:与过去共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和《大学之外:自由教育为什么重要?》(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

译自:Can Matthew Crawford Deliver Us From Distraction? By Michael S. Roth

http://chronicle.com/article/Deliver-Us-From-Distraction/229185/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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