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16: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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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通常认为唐宋两朝诗歌创作成就是中间阶段高于初、晚阶段;但明清两朝则应是初、晚阶段高于中间阶段。明清两代的初晚阶段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国家不幸诗人幸”,国家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大大刺激了诗人们的创作,使他们的作品极富光彩,而两朝的中间阶段,社会相对安定,诗人作品又缺少艺术创新,就显得十分平庸。本文打算就明初诗歌的繁荣及其流派的地域分布作些初步探讨。

   所谓明初,基本上是指洪武、建文两朝(也包含明王朝创建时期)前后历时50年左右,这是明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元末由浙江方国珍起兵(至正八年)、河南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一年)开始的大动乱,经过了20年之久的鏖战,日趋缓和,终归结束。在民族压迫下备感苦闷的汉族士大夫被解放了出来,但战火、杀戮、饥饿、疾病、颠沛流离、死亡还都历历在目,明王朝的建立给士大夫族带来了新的希望。交织着痛苦的回忆与愉快的憧憬,几乎成为由元入明诗人们的共同讴歌的主题。但随着国家的稳定、明王朝的巩固,雄才而残忍的明太祖朱元璋推行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并亲自处理他认为以文字冲撞他的人,或是杀戮,或是拘禁,使得许多文人不得善终。历代都允许士大夫归隐,以为“太平盛世”之点缀,而朱元璋对于不肯出仕的士大夫绝不客气。在《大诰三编》中说:“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出抄札。”甚而至于处以极刑。仕与隐本来是中国士大夫调节其心理平衡、使其人格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两端,明初的这种政策使得士大夫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许多诗人把这些忧惧写入诗篇。且不要说与张士诚有些瓜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就像刘基这样“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的开国元勋,在明朝稳定之后的诗作竟不如动乱时期的作品具有“飞扬硉矶之气”,而变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简称《小传》),因此,钱氏认为:“其深衷托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表其微者,每盎然伤之。”指出刘氏有难以形诸显言的忧惧。实际上这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情绪,反映了刚刚摆脱了异族奴隶之苦的人们,所迎来的是一个更为严厉的本族新主子时的彷徨无归的心态。

   以上这些构成了明初诗歌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些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都刺激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过去一些诗论家对明初诗歌缺少正确的认识。清末陈田在《明诗纪事•甲签序》中说:“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治)正(德),极于嘉(靖)隆(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于明初。若犁眉(刘基)、海叟(袁凯)、子高(刘崧)、翠屏(张以宁)、朝宗(汪广洋)、一山(李延兴)、吴四杰、粤五子(孙蒉等)、闽十子(林鸿等)、会稽二肃(唐肃、谢肃)、崇安二蓝(蓝仁、蓝智),以及草阁(李晔)、南村(陶宗仪)、子英(袁华)、子宜(张适)、虚白(胡奎)、子宪(刘绍)之流,以视宏、正、嘉、隆时孰多孰少也。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这确实是个群星丽天的时代,但明初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作者众多上,而且还反映在流派纷呈、各现异彩上。

   明初众多的诗人按照地域的不同分成五大创作群体,也就是说吴、越、江右、闽、粤五派。胡应麟说:

   国初吴诗派盼高季迪(启)、越诗派防刘伯温(基)、闽诗派昉林子羽(鸿)、岭南诗派防于孙蒉(仲衍)、江右诗派坊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成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

   (《诗薮》)明初各诗派皆活跃于南方也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上面所引35人中只李延兴是北平人,陈氏编纂的《明诗纪事》所收洪武一朝诗人375人(甲签三卷至三十卷),收建文朝26人《乙签一至二卷》两朝共401人,而北方人仅有李延兴、宋讷、张昌、张绅、朱谅等五六人而已。

   为什么明初诗人多产生于南方呢?首先因为自五代以来文化中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1,更重要的是,元代北方主要文学形式是俗文学(包括杂剧、散曲),北方的文人多趋于此,杂剧散曲最繁荣时期的作者几乎都是北方人(见钟嗣成《录鬼簿》);被士大夫视为正统文学形式的诗歌则在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得到充分的发展。士大夫固守诗歌这种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其民族情绪亦有关系。宋亡后南方汉人社会地位最低、受压迫最深,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最强。为了排遣自己的愤懑,结社赋诗也成为遗民们发泄不满的孔道,有许多诗社还带有政治色彩(如月泉吟社),成为团结遗民的纽带。直到元末明初,结诗社在东南一带仍很普遍。《明史•文苑传》云:“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李东阳也说:“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麓堂诗话》)这些促进了南方诗歌的发展,使得明初有影响的诗人和诗派都集中在南方。

   所谓诗派也就是有着共同倾向的创作群体,一个诗派的作者群必然在作品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上有藉以区别其他作者的共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则必然是在有别于其他作者的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在明初,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分野的。

   前面所述的明初社会情况,只是当时人们所共处的大文化背景,实际上各派诗人由于他们成长生活地域的不同、当地风俗、文化传统、诗学承受的差别必然形成对诗人有直接影响的小文化背景。这个小文化环境是诗人目承肤受的,因之对作者影响更大,它才是形成各诗派独特性的根本原因。以下就各派诗歌的各自文化背景、创作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分别加以论述,着眼点则在于各派能借以区别的相异之点和他们各自最突出的特点。

   一、越派

   确切一些说应是浙东诗派。所谓“越”只指金华、绍兴、温州、处州、台州、衙州等浙东一带。《明诗记事》2所收明初浙东诗人共八十余人,约占其所收全部明初诗人的20%左右。浙东自南宋以来是理学家活跃的地区。宋代有金华、永康、永嘉三大学派,他们都比较注重经世致用的。元末明初的越派诗人多是学有师承的儒者。他们希望在社会变革中建立不世之功,耻于厕身文士之列。元末的动乱,群雄割据,纷纷争取士人。这为他们建功立业的向往提供了可能性。朱元璋攻下金华后两次派人敦请刘基。刘后来为朱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成为建立明朝的第一谋臣。宋濂、王棉、胡翰、苏伯衡等都是被召出山的,后来其中一些人位至通显,成为明初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士人们投身于政治斗争,希望在新王朝中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他们关于诗文的理论也是注重实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刘基还特别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并认为诗歌应该而且能够救当世之失。他说:“故祭公谋父赋《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赖以不坏。诗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诵、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纵不能救当时之失,亦可垂戒警于后世,夫岂徒然哉!”(《倡和集序》)宋濂论诗与刘基相近,他认为诗应是“忠信、近道之质,优柔不反之思,主文谲谏之言”(《清啸后稿序》)。他注重气充言雄之作(这和朱元璋喜欢“铿訇炳朗之作,尤恶寒酸咿嘤”之语是一致的),对于格局褊促、辞语纤巧之“永嘉四灵”则大加排击,言其“识趣凡近,而音调卑促”(《林伯恭诗集序》)。对于当时以倪瓒、顾瑛及稍后的高启等为代表的吴中诗风十分不满。曾说:“今世以诗鸣者□起而泉涌;其视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论。间有倡为江南体者,轻儇浅躁,殆类闾阎小人,骤习雅淡而杂以亵语。”(《许存礼樗散杂言序》)

   越派诗人是积极投入政治斗争(或向往投入政治斗争)的儒者,他们的作品政治性强,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刘基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他的《二鬼》诗是这派诗人精神面貌的写照。此诗长达1193字。诗中以二鬼喻自己和宋濂,他们希望以周公孔子的社会理想改造世界,使得人们“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履正直,屏邪散,引顽嚣,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实现一个自然和融的社会。“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维。”于是天帝命人将他们捉来“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刘宋都是开国功臣。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远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是单纯的政治家,还是一个诗人。刘氏写了许多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如《感时述事》八首,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抱负。诗中虽然多议论,但因出自作者胸臆,还是具有感染力的。刘基还有许多作品再现了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和人民在动乱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寄托了作者报国拯民之志、悯时伤乱之情,并表现出一位进步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乐府《筑城词》、《北风行》、《买马词》、《畦桑词》等篇或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或讽刺政令繁苛,或暴露苦乐不均,都表现出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他的政治家的眼光。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封建士大夫一般都持敌视态度,而刘氏则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如在《赠周道宗六十四韵》中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了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向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破廪取菽粟,夷垣截牛羊。“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这些官兵行同强盗匪,怎么不把人民逼上梁山呢? “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恨不断官头,剔骨取肉尝”。这些诗句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诗中大胆肯定的红巾军起义是为当时多数士大夫所否定的(连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也对红巾军称之为贼)。刘氏还在诗中肯定了武力反抗暴政的正义性,“秦人任法令,斩艾尊君师。六合始一家,恩爱终乖离。一旦山东客,揭竿以为旗。叫呼骊山徒,天下响应之。素车拜轵道,谁复为嗟咨。”(《咏史》)这不仅是在谈论历史经验,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教训。早期越派另一位诗人胡翰,入明已年老,仅官衢州教授。虽然他未登高位,但却怀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的许多诗章都是摅写报国之情的,诗中充满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渴望。如“一夕复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见春花开,忽睹秋叶飘。人非金石姿,安得长不凋。穷年事觚翰,驾言远游遨。手提具□剑,拂拭鸊鹈膏。含精变光彩,上薄青云霄。愿君勿弃置,佩此长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长蛟。斫蛟取猛虎,始贵非铅刀。”(《拟古)之一)诗写得慷慨激昂,它不是简单“拟古”从中可听到诗人内心的跳动,可见其急于用世之情。他的诗质朴,不如刘基作品富于想像,但在慷慨多气上是一致的。钱谦益评胡诗说:“至于五言古诗,超然复迈,虽潜溪亦莫企及,余子何足道哉!”(《小传》)潜溪指宋濂。宋的成就主要在文,诗的成就不大,但五古亦颇可观。肝胆皆冰雪,毛发亦含情。超然鸿蒙初,顿觉百虑冥。安得王子乔,为言此时情。”其他如《义侠歌》、《予奉诏总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纂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次刘经历韵》等都可见其诗才力格调规模杜甫、韩愈,但较杜、韩平易。如《送方生归宁海》。方即方孝孺,此时宋七十余岁,方仅19岁,“昔在词垣时,英才常骏奔。水碧与金膏,价重骇见闻。然终无根蒂,敛散空中云。方生海上来,玉栗而春温。袖携缔绣书,面带黼黻文。揖逊人礼域,陈义凌秋曼……”情辞恳切,富于感染力量,表现出朋友师弟之间以道义相勖勉。越派的晚期代表是方孝孺。其诗表面上看来十分平淡,但却有一股“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其志向抱负极大,诗云:“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非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闲居感怀》)他所想的已经超越一姓一国的局限,(由此也可见出后来他拒绝为燕王朱棣篡位草诏不完全是出于正统观念)。他对于生死问题也作过严肃的思考,在《次王仲缙感怀》中说:“翠鸟质微细,乃以羽自戕。犀象兽之雄,每因齿角亡。彭聃死于寿,夭者死于殇。万生谁长存,所贵德誉光。古来志节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萧艾聚,果胜兰惠芳?”其他如《勉学诗》、《感橙树有作》也都是说理之作诗中多议论。但这些道理多是诗人对世界和人生严肃思考而产生的,并采取抒情形式来表达,所以还是能打动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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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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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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