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百年一遇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1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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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罗文拿来他的新作《百年一遇》,要我说点什么,作为书的"引言"。这是一本以记录他的哥哥遇罗克事迹为主、并叙述他们一家在"文革"中不幸遭遇的书。罗文在书的"后记"中又写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读者,希望大家不要遗忘,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

   我几乎是流着泪,把这本书的打印稿读了一遍,特别是书中写到66年"红八月"那一节。我自诩是不敢健忘的,"红八月"二十六号那一天,我也被集体"批斗游场"(当时,我因为对"三面红旗"有些个人看法而被划为"反动学生"劳动改造),并据后来农场职工说,如有反动学生反抗,准备全部处死的。虽然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与人说起这些,多是作为谈资笑料的。似乎是在讲到某处参观一些文物、或是讲出国后的一次奇特的经历,听完后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如李白诗中所说"有如东风吹马耳"。仿佛这些事情就像一场戏,它的背后没有什么真实的血泪!

   而《百年一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红八月"的下旬,在大兴县马村,活埋一位老奶奶和她怀中抱着的孙子,当凶手往他们头上埋土时,孩子对奶奶说:"奶奶,迷眼。"奶奶安慰他说:"一会儿就不迷了。"读到这里,我的心颤抖了,更令我震惊的是那个现场操作的凶手,我不知道他长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我相信一切有良知的读者都能记住这件事,都能记住这对祖孙的最后的对话。我希望人们从这件事上能够认识到被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激起的狂热能把人变成什么?当我们现在轻轻松松侈谈"爱"的时候(当然有必要谈),不要忘记那个互相猜忌、互相恨的时代。读罗文这本书,我感到不要"遗忘"的沉重!所以,不论是于私(我与罗克是高中同学)、于公,我都感到有必要写一点我的想法,支持本书的问世。

   一、"家"给了我们什么?

   本书是写遇家遭遇的,自解放后的"三反""五反"以来,到"文革"结束这近三十年中,遇家几乎就没有安定过。罗文在"后记"中说,"我家被迫害的次数和程度是比较集中的,我认为是中国亿万家庭的缩影。"家的不幸给它的每一个子女的前程都涂上了阴影。我们可以看到小小的一个家庭,在动荡的社会中的无力。它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家中的成员一个个被浑浊的激流裹胁水中。也许外国人很难理解,许多中国人的幸与不幸的最直接的来源于是他的"家"。

   "家"本来也应该是人类幸福的最初本源,因为一个人诞生后,"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父母。当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发出的咯咯的笑声的时候,难道这不是幸福?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每个人有了一个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特征的"家"之后(以父母为主体的亲人团体和居室),"家"就成为人类社会里最温馨的存在,不管与大自然、与社会、与其他人群斗争有多么残酷,一旦躲回到自己茅草棚里,和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又回到了一起,便会感受到极大的安慰。此时身体与精神得到了双重的放松,好象经历了狂风恶浪之后,终于又停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的小船。从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的只有两根立柱支撑的一个覆盖物的简单的家,到现在流行歌曲中所吟唱的《我想有个家》,可以看到古今多少人对"家"寄托了深深的期待。

   自周代以来实行了宗法制度,"家"又放大为"国",家国同构,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这种情况,看来温情脉脉,很有人情味儿,实际上,从此走上了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的道路。这样的"家"与本来意义上的家,产生了区别。从此,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参加者不仅是个人,而且波及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即使个人的活动与家属毫不相干,为了加大对拂逆者打击力度,其惩处也必然累及家人。于是中国发明了"族""族诛""灭族"等(一人犯罪,杀其全家的不同说法)等刑法。《尚书•泰誓》中就以"罪人以族"指责殷纣王的残暴,孔安国解释说:"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实际上周代也有这样做的例子,在《左传》中就有记载,不过到了秦朝才把"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残酷的作法正式写入法律,到了汉代便"族诛"成风,《史记》《汉书》多有记载。这个"道理",在封建社会里也真是深入人心,连小孩都懂得。曹操要杀孔融,从家里把他抓走,可是他的孩子仍在地上玩,孔融问去抓他的使者,他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能不能免于一死,使者还没作声,他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却很镇静地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是被《世说新语》收入"语言"门,被当作"隽语佳话"传诵的,可是,我读了只感到悲哀。试想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就看惯了生生死死,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完全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幸福还是不幸呢?唐代的韩愈名作《元和圣德诗》就是歌颂朝廷"族诛"割据藩镇吴元济一家的,如果说吴元济被处死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他的老母弱子则纯属无辜,诗中以极真切的描写记录这个场景,特别孩子上断头台的描写真是太惨了,这里不忍重录。后来,统治者觉得,只杀一族,还不足以立威和解气,于是,又发明了"诛三族""诛九族",明代永乐皇帝又开创"诛十族",用以屠戮那位特别倔强的方效孺。所谓"十族",也就是除了亲族之外,还包括了老师一族。大约这位朱棣是最看重老师作用的了。这里说的都是全家跟着一人倒霉的例子,当然,家族、甚至家族后代也有因为一人而"仙福永享"的。《尚书•泰誓》在讲完"罪人以族",紧跟着就说"官人以世"的。因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封建社会的行政规则,这一点是人们都能亲眼得见的了。当然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官僚们的恩惠,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普通人承受的只是"罪人以族"。

   近代文明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株连是野蛮的象征(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打交道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就是"大清律"太野蛮)。光绪末年,在世界大潮面前,清廷尝试搞改革,"大请律"也要与"世界接轨"了。在改革刑法时中国第一位近代法律专家沈家本上言力主废除连坐族诛之法,"今世各国,皆主持刑罚止及一身之义"。其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都没有罪及家属的条款,然而,这种应该"罪及家人"的思想意识没有变,许多人从内心里认为这家子出了一个罪人,其家属会没有责任?从而推断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想方设法要给他们点儿罪受,因此,株连之风也是有社会心态作为基础的。这一点许多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是有所感受的。喜剧演员冯巩因为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乐记者采访他,问他幸福不幸福?冯巩回答说,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这话说得很凄凉。他祖上在北洋时期当过临时大总统,解放后少不了麻烦,而且是一人出事,全家倒霉。我想连邻居小孩都会给他们点颜色看,即使没有人出事,那种出身也是先天的"政治贱民",不说人人得而诛之,也是人人得而弃之,人人得而歧视之的。所以冯巩才会有这样令人心酸的"笑话"脱口而出。一个不幸而又不能选择的"家",简直就是它的成员生活和前进的"枷",永远不能摆脱。我读李一氓先生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得知,那位忠诚于潘汉年的妻子(听说是位银行家的千金),因追随其夫,死于劳改场,而她的身份还是"犯属"(写到这里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可见株连制度之厉害,到死也不放过。

   当然,如果在二十世纪中叶再鼓吹赤裸裸的株连制度是多么必要,那是要被国际上视为野蛮的。于是,株连往往是"血统论"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做法不仅巧妙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株连的范围。封建时代的株连只是对于"犯罪"之人,而五十年代以来的株连几乎囊括一切出身有问题的人。而且"有问题的人"在社会上与日俱增,被株连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大。当然,"株连"不是把出身有问题家庭的青年人都爪起来,实行了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制度,把这些青年人视为低人一等的"政治贱民",给他们的正常生活于追求带来巨大的压力(一般说来,农村比城市更甚)。这些在《百年一遇》中有很好的描写,遇氏一家的兄弟姐妹不幸的遭遇皆始于其家。

   二、"家"和《出身论》

   当然遇家没有冯巩家庭那么显赫,罗克的父母一辈不过只是到日本留过学,父亲在"三、五反"时出了些莫须有的问题,被抓了起来,尽管后来无罪释放,但在身上落下了黑点,父母两人又是资本家,这样到了反右时期,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文革"以前,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对"大蒋介石"还是有某种优待的,而对"小蒋介石"则是坚决镇压的。因此,家中父母有点不大问题的,往往比那些有较大问题的家庭的处境更糟,遇罗克兄弟们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比冯巩一家还大。

   当然,这种做法与想法都是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旗号下进行的,中国倡导者和执行者,乃至一般老百姓对它的理解都是经过传统的宗法意识解读的,因此看来很新的理论,实际上都有十分陈旧的思想背景。因此,有时候说起来好像言之成理,可是一做起来便极其荒唐。例如对待数以亿计所谓历史有"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们,解放以来是有所变化的。前十二三年中,虽然其间有曲折,有紧有松(毛主席说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然而,对于家庭出身好与不好,大体上还是由党委和人事部门"内部控制"的问题。在教育"出身不好"青年时,总是要提到"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倡导与家庭划清界限,鼓励与反动家庭作斗争,这些好象有些道理,实际上是用利益诱导青年改变人的天性,它严重后果远大于短淺的、暂时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也许当政者 没有考虑到的,现在泛滥的成灾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与那时的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后来又提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就又紧了一层,而且什么叫"政治表现"?在当时看来就是比"螺丝钉"还螺丝钉,比"驯服工具"还要驯服。人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谁都心里都是有数的。但多少在城市里还给"出身不好"的青年留有一定的面子,并给他们些希望。尽管这些可能是假象。

   1962年秋季,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后,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把有历史问题、特别是严重历史问题的家庭推到敌人一边,对于有问题的人们及其家庭成员作了种种限制,这些在《百年一遇》一书中有很好的介绍,例如在"'血统论'无处不在"那一节里写道:"过去罗克只知道在大学里有的学校干脆不招收出身'坏'的,有以设立'工农革干班'(学生全部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为荣的;在高中,出身'不好'的要入团非常难,入党几乎没有。通过代课任教,他又理解到初中、小学'血统论'影响也相当的严重。"

其实罗文当时年纪小,他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缺少亲切的感受。他的哥哥遇罗克1960年高考中之所以落榜,主要是因为家庭出身。我与罗克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同在学生会的文学组,对他有所了解。罗克文理兼优,作文比赛在北京拿过名次,物理比赛在东城区名列前茅。他的记忆力极好,可以同时与两三个人下默棋。可是在那年他居然没有考上大学,要知道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仅有20万人,而大学招生人数却高达23万人。许多并没有报考大学的本届毕业生,如已经留校、或因家庭经济困难已经找到工作的,都动员上了大学。遇罗克却没有学上,这本身就是极荒唐的。现在问题明白了,原来就是出身歧视。像遇罗克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早已被内定为"另册"人物,只是他自己不完全知道罢了。而一切与组织系统有关的人都知道了,街道、派出所、工作单位中、甚至学校的老师,总之凡是能够具体管到遇罗克的人都了解他属于"另册"。这些人日常言谈话语、乃至一颦一笑都会流露出来对"另册"人物的歧视。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这些必然会大大刺激像遇罗克这样聪明敏感青年的自尊,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极深刻的痕迹。毛主席对此很有感受,在他给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人们对周的歧视时(也包括毛在北大时的遭遇)是"口虽不言,目笑存之 "。这是很形象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学者看不起小知识分子。至于那种自认为是社会中坚,当他们看到可以随意踩到自己脚下的人物会是什么心态?心中又会有多少满足?这还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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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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