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极其丰富多彩了，不论从研究内容的广泛来看，还是从研究方法的多样来说都是20年前远不能比拟的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部做编辑，那时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来稿，大多集中在4个方面，即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品的影响及古代作家生平和思想倾向。这种状况与其他学科相比就有很大差距。编辑部中的几位编辑经常议论如何开拓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
我比较注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因为我想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要很好地理解古代文学必须对当时的文化背景有个比较深入的认识，这种想法我与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傅璇琮、许逸民等先生也议论过，后来还一起编纂了《大文学史观丛书》，目的在于倡导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不过这套书影响不大。第一辑收了5本——包括陈书良的《六朝烟水》（研究六朝社会风气与文学的关系）、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研究唐代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研究宋末元初民族意识与文学的关系）、韩经太的《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研究历代文人心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些著作都比较好地体现了文学史与文化史或社会的结合研究，每种只印了5000册，没有能继续出下去。当时我本打算写一本关于通俗小说与秘密会社关系的书就想编在这套书中，因为不再出了只好作罢。
还是在“文革”当中，读萧一山《清朝简史》，当他讲到清代天地会时，引了会中流行的歌谣，有“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的句子，觉得很有趣，半首造反歌谣就涉及到古代两大名著——《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可见通俗小说在民间影响之大。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我就注意搜集秘密会的文件，从中探索它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关系。随着对秘密会社认识的逐步深入，我感到秘密会社不仅是受到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的问题，这些组织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到组织无不是被通俗文艺所规范的。而且感到这些组织及其会众的政治诉求与当时的民间（主要指宗法农民）有很大差别，而他们思想却与江湖艺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很接近，把这些笼统称之为“民间”，与宗法农民、宗法意识等量齐观是不合适的。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秘密会社的成员多是脱离了宗法的民众，江湖艺人也是脱离了宗法的分子，闯荡江湖，藉创作或表演通俗文艺作品以谋生。两者共同点在于都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所以江湖艺人创作的作品才能在秘密会社的会众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脱离了宗法的民众我称之为“游民”。这样不仅把通俗文艺的研究与秘密会社的研究串连了起来，而且领悟出我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占主流位置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外还有一家，那就是处于非主流位置的游民文化。因此我才开始了从通俗文艺作品出发研究游民文化，关注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于秘密帮会和游民我还是有些感性认识的。北方最大的游民秘密组织（民国期间已经公开化）是在理会。解放前北京经济衰落，游民众多，在理会更是活跃，在游民中吸收大量的会众。会众聚会的场所叫“会所”或“公所”。在我的家附近就有一个会所，每日会众熙来攘往，特别热闹，搞“斋会”“点理”“叫山”（会众聚会仪式），大多借助于通俗文艺作品，以吸引会众。领众（会首）所讲除了一些善书外，尽是评书或京剧中的故事。我见过这个会所的领众，他个头不高，大约60有余，花白胡须、平日着黑布长衫、干净利落仿佛年高有德之人。谁能想得到，他就是一个游民头领、一跺脚能使北京南城一带乱颤的人物呢？这些点滴的感受使我对游民社会及文化的研究有一些鲜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