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乡村司法的图景——一个驻村干部的办案方式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5 次 更新时间:2005-09-11 06: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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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司法是一种解决纠纷的专门活动。由于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性,旨在“定分止争”的司法活动也是千姿百态的。站在不同的观察视角,可以看到不同的司法类型。在法律辞典和法律教科书中,司法主要是法院执掌之事,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职能。这种类型的司法,由于是国家专门设立的司法机关来操办,而且,它所依据的规则主要也是国家制定法,因此,我们可以从学理上,为这种类型的司法加上一个修饰词,称其为“国家司法”。但是,国家司法并非解决纠纷的唯一方式,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视野中,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形式的解决纠纷的司法现象,比如,神判、宗族裁决、民间调解,等等 (霍贝尔,1993;林惠祥,1991)。这些类型的司法活动,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在法律人类学或法律社会学领域,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由于这些解决纠纷的行为不是专门的国家机构作出的,它们所依据的规则也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习惯法,因此,我们可以为这种类型的司法加上一个修饰词,称为“民间司法”。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划分,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国家司法与民间司法的分野,蕴藏着较强的分析能力与较宽的分析空间,是很多法学著述的理论背景,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然而,普遍流传的划分方法依然是百密一疏。笔者近日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这两种为学人所熟知的司法类型之外,司法还呈现出它的第三种图景。

  2004年3月中旬,京城中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在审议宪法修正案。我却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前往长江上游的三峡库区腹地,进行了一次短暂而富有成效的法律社会学调查。

  这次调查的地点位于三峡库区的农业大县Y县(学名)。这个县1997年前属于四川,现在划归重庆市管辖。浩浩长江从县境中穿越而过,因为三峡大坝蓄水的缘故,移民搬迁成为这个县几年来的中心工作。长江水涨,江边人退,世代沿江而居的村民在政府的安排下,迁居至全国各地。长江边的老县城即将没入江底,从几个荒芜的村子里刚刚拔地而起的新县城,依然在长江边上。夜里寄宿的磐城旅馆客房的窗下,就是长江上鸣笛驶过的客船或货船,只要登上这些船只,就可西达重庆,东至武汉、南京或上海。

  次日上午,受Y县司法局张柱(化名)局长的邀请,我以尚未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为主题,向当地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做了一次演讲。中午,漫步县城街市,新式的器物、流行的趣味,应有尽有。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Y县县城都与现代文明保持着同步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我所调查的地方并不是那种可供探寻异文化的人类学家猎奇的僻远之地,更不是各种“文明中心论”视角下的蛮夷之乡,而是长江边上一个极其寻常的当代人类生活的场景。

  我此行的目的地不是Y县县城,而是离县城30公里之外的一个学名叫做东林乡的地方。之所以选择东林,是因为在这个乡政府作公务员的彭长安曾经是我的学生,他愿意给我的调查提供一些方便。

  从Y县县城到东林乡政府驻地之间,每天都有几趟公共汽车穿梭往返。午后,我登上了开往东林的汽车。那是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一路走走停停,随时都有当地人在上车和下车。汽车在高高低低的丘陵之间穿越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终于抵达了那个寻常的农业小乡镇。下车环顾,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岭,山岭上稀疏地点缀着一些农舍,一条小街孤零零地建在公路的两边,这就是方圆数里的村民常常汇聚的本乡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中心了。事先已联系好的彭长安已在汽车的停靠点等了好一会了。我们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一起到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坐下来。

  

  二

    

  彭长安大约35岁,生于Y县农村,高中毕业后入伍当兵,服役凡9年,以副连职的资格回到Y县,被安置在东林乡政府作公务员。他是乡政府的一名正式的公务员,但这五六年来,一直都在作“驻村干部”,即乡政府派驻到某个村里的代表。我问,驻村干部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彭长安说,什么都管,比如,在所驻的村里推行乡政府以及上级政府的所有决策;代表乡政府解决村里出现的各种问题;负责完成本村的计划生育、税款征收或其他任何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我又问,作了这么多年的驻村干部,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主持解决各种纠纷,“驻村干部,长年驻在村里,一个经常性的工作是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其他工作可能都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只有这种工作是长期的,因为纠纷随时都在发生,经常都会出现。”

  彭长安还告诉我,这几年他先后在三个村子里作驻村干部,现在驻的村就是乡政府所在地的村。在东林乡的九个行政村中,这个村的位置最好,也最重要。能够在这个村里作驻村干部,对彭长安来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快事。他不但可以每天晚上住在自己家里,还可以直接在乡政府的办公楼里上班。

  这时,彭长安的手机响了,他跟对方简单地说了几句就挂了机,然后对我说:“刚才翻了一辆车,正好一起去看看。”他抓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我们就一起出门了。

  出事的地点离乡政府大约一华里,不用乘车,走路去就可以了。一路上,彭长安告诉我:刚才打电话的是这个村的村长的儿子小王。大约半年前,小王在城里花15000元,买了一辆快报废的小货车,在农村搞点运输。刚才就是这辆车翻了。因为小王是村长的儿子,他刚才已让小王通知乡武装部的部长也一起过来看看。

  为了不给他解决这起事故造成干扰,我让彭长安不要具体介绍我是干什么的,只说是一个不相干的熟人就行了。彭长安理解我的意思,答应了。

  到了出事地点,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只见一辆小货车跌在公路边十多米深的山崖下,已经成了一堆残骸。另有一辆大货车停在公路边上,车身的尾部,还拖着半截钢索。从这个场景和周围人的议论中,我大致明白了,是这辆大货车在拖小货车的时候,把小货车弄翻了。

  彭长安跟随后赶到的武装部长商量了一下,把小货车的车主兼驾驶员小王、大货车的车主兼驾驶员大牛以及另一个中年人老李一起叫到乡政府办公室了解情况。

  经询问,事情的经过大致是:小王驾驶的小货车在出事的地点突然熄了火,无法启动了。不怎么内行的小王只好下车打开引擎盖,试着查看故障原因。正在这时,家住公路边的老李刚吃完午饭,坐在自家院子里抽烟,看到小王的小货车出了毛病,就主动过来,给小王帮忙。老李跑过多年的运输,对汽车驾驶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小王对老李的背景很了解,也就放心让老李去鼓捣。老李在引擎和驾驶室之间爬上爬下,得出的结论却是:必须找辆车拖一下,小货车才能起动。两人等了一会,公路上果然又开来了一辆大货车。车主大牛也是本村的熟人。老李忙叫大牛把车停下来,帮忙拖一下。大牛答应了,站在一边的小王也没有反对。老李从大牛的车里取出了一根钢索,一头系在大货车的尾部,一头系在小货车的前端。老李自己也跨进了小货车的驾驶室,一边操作一边让大牛的车在前边拖。小王则站在公路边上观望。大牛的车启动了,拖着小货车向前走。为了“引燃”小货车,老李叫大牛的大货车加大马力。老李的话音刚落,被拖着的小货车突然开始倾斜,并迅速从公路上翻入了十多米深的崖下。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小货车滚下公路之前的那一瞬间,老李从小货车里跳了出来,跌在了公路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只有连结两辆车的钢索断了。大货车停在公路上,翻下公路的小货车却成了一堆废旧钢铁。

  对于这段出事的经过,小王、老李和大牛都没有什么争议。小王表示:不久前才购得的价值15000元的小货车没了,怎么解决?老李和大牛都说自己是好心帮忙,而且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白帮忙”,现在出了事,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彭长安让他们三人先到武装部长的办公室里等一会,然后与武装部长商量:你说该怎么处理?武装部长的年龄大概在五十岁左右了,看起来很练达。他对彭长安说,你是这个村的驻村干部,这个村归你管,还是你拿主意。彭长安琢磨了一会,提出的处理方案是:

  小货车翻了,首先必须划分责任。责任的分配应当是2:3:5,即小王的责任是2成,大牛的责任是3成,老李的责任是5成。理由是,决定找大牛拖车的是老李,出事时驾驶小货车的也是老李,老李还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应当知道拖车的危险,因此,他的责任最大,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一半。小货车是大牛的大货车直接拖翻的,作为大货车的驾驶员,大牛拖车不慎,造成事故,应当承担3成责任。最后是小王,作为小货车的车主,他默认了老李安排的这次拖车,也有2成责任。责任划分清楚了,赔偿问题就好办了。由于已经破碎的小货车还留下来一些配件、废旧钢铁,可以折价1000元。因此,原价15000元的小货车就产生了14000元的损失,由三个人来分摊:老李给小王赔7000元,大牛给小王赔4200元,小王自己承担2800元。小货车残骸折价1000元,谁要都可以。

  对彭长安的处理意见,武装部长没有异议。由于两位干部取得了共识,就让人把小王等三人叫过来。给他们提出了处理方案,并征询三人的意见。老李、小王和大牛居然都表示同意。问题解决得如此顺利,彭长安当然也很满意,当即铺开稿纸,写了一份赔偿协议,当事人三方都签了字,还盖了指印。

  案子处理完结,已到傍晚时分。小王觉得事情有了结果,就主动提出,请乡里的两位干部、老李、大牛,还有我这个不相干的旁观者,一起吃晚饭。大家都没有推辞,仿佛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环节。晚饭安排在乡政府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喝的是没有任何牌子的散装白酒,菜有回锅肉、萝卜汤等等,大家一边喝酒吃饭,一边说些家长里短。

  

  三

  

  酒足饭饱,大家踏着三月的夜色,各自归去。彭长安陪我到乡政府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所谓招待所,其实就在乡政府的办公楼里。这是一幢三层的简易砖混楼,一楼和二楼是办公室,三楼的一头是一间大会议室,另一头是几个铺着单人床的房间。彭长安告诉我,偶尔来了外面的客人,可以在此寄宿。平日里,乡政府机关的人员也可以在此午休,节假日值班的人员当然也住在这里。

  喝了些白酒,彭长安和我都有点兴奋。我们泡了两杯当地出产的茶,一人坐在一张单人床上,打算聊聊天。我此行的目的在于他多年办案的经历,这正是彭长安最有体会的一个领域。他不紧不慢地为我讲述了他主持办理的几起案件。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三年前。那时,他作为一个驻村干部,驻在一个离乡政府约20里的一个较偏远的村子里。村里有一对年轻的妯娌,已经分家,但长期不和。有一天,大嫂的只有几岁的儿子调皮,把弟媳喂养的一只猫弄死了。弟媳当然觉得有理由对大嫂恶语相向:“生个儿子没教养;只会生,不会养;什么样的母亲养什么样的儿子;败家子,不学好;现在把猫弄死,指不定哪天就会杀人……”大嫂听不下去了,就回了几句嘴。吵架升级,两人就开始撕打起来。弟媳顺手抓了把菜刀,气急之下,把大嫂的小腿砍了一刀,虽没有伤着筋骨,但却流血不止。大嫂在自己男人的扶持下,在村里的医疗点作了一些的处理,血止住了。

  回到家里,大嫂向弟媳讨要医药费,弟媳坚决不给。大嫂就向村长反映,要求村长出面解决。村长出面劝说,弟媳仍不答应。村长没有办法,给大嫂出主意,找乡里来的驻村干部彭长安。就这样,一件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案”,就到了彭长安的手上。

  彭长安做的前期工作是核实情况:大嫂在村里的医疗点花掉的医药费共计35元,在家休养了几天,会产生一些误工费和营养费。总的赔偿额大致在100元左右。弟媳一家支付这笔钱应该没有问题。跟村长商量,村长也支持彭长安的看法,认为这笔钱应当赔偿。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让弟媳把这笔钱赔出来。

  问题必须当面解决。彭长安拉上村长,把两妯娌,以及各自的男人召集到公婆的院子里。当着在场的所有人,彭长安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是本村人,而是代表乡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不会对任何一方存有偏心,如果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就要配合我的工作。

  村长立即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驻村干部彭长安的工作,同时要求争吵的双方都要讲道理。接下来,彭长安首先批评大嫂:你虽然受了伤,但这次争执是你直接挑起的,你的儿子把别人的猫弄死了,责任在你,因为你没有把儿子管好;猫死了,你也没有主动向人家道歉,更没有教育你的儿子不能再做类似的事情……,话说到这里,彭长安用眼神示意村长,村长就对彭长安的批评表示附和。其他人无话可说。大嫂听着在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接下来,彭长安把矛头指向弟媳:尽管大嫂有责任,但大嫂的儿子毕竟才几岁,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成年人,特别是长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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