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探源溯流说《论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09: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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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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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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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2007年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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