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立: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 次 更新时间:2015-04-06 11: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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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立  
穆修、郑条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韩柳。”[17] 当时人们之所以尊韩柳,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中有圣人之道。在穆修看来,韩柳之文是学习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如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18] 特别是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对宋代思想家影响尤大,虽然“柳宗元统合儒释、融合各家的论证或有可訾可议之处,但当儒学因与佛道的冲突而日益陷入困境时,他的这种尝试不仅为儒学的复兴寻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智慧资源,而且实在开启了改造儒学的方向,既是中唐时期儒学更新运动的必然结果,也为宋明儒者‘出入于老释’,借佛兴儒提供了启示”[19](P238)。北宋二程朱熹等理学思想家正是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援佛入儒”的形式统合儒释,将佛家思辩逻辑思想引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大大发展了儒学精义,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理学,使得儒学在式微几百年后重新光大,并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

   二程一生常“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20](P124),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二程努力复兴儒学,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服务,视佛学为异端,对佛学思想采取批判态度,但从其思想实质来讲,走的是一条“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路子。首先,二程吸收了佛学本题论思想体系,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思想体系。佛家把佛性、真如等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本体范畴,说他们“合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21],认为佛性、真如蕴涵众妙,主宰天地万物。二程吸收了佛家这一思想,将之归纳整理为“天理”这一范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20](P30)。还提出“一物便有一理”[20](P139),“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20](P858)。这些思想是和华严宗一脉相乘的。

   其次,二程还吸收了佛教中的佛性论的精华,用以改造儒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佛家强调人本身都具有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22],“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同上)。为了更好地说明人人都有佛性,佛教提出了“真性”与“自性”之说,认为“真性”是人生来具有的,但“真性”容易被外物所染,从而变成“自性”,由于“自性”的千差万别,从而造成众生的不同,但“自性”又可以通过觉悟而成佛。二程正是看到了佛家圆通的“真性”、“自性”说,所以大胆吸收并改造,用于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二程指出,“性”是天理在人民身上的体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20](P292)。“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是天命之性,这种“性”只要不受外物污染,就会保持其纯然“真性”,但是“人生气禀理有善恶”[20](P393),有清浊,从而导致人的后天气禀之性的差别。气禀之性就像佛家的“自性”一样,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而达到恢复天命之性的目的。

   可见,二程在创建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收了佛家思想中的有补于儒的思想精华,为创立理学思想体系服务。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23]。十几岁时,父亲临终前叮嘱朱熹,要他拜胡宪为师。由于胡宪“好佛老”[24],朱熹又跟他从学时间最长,所以,朱熹也涉猎过许多佛道典籍,其中有《华严经》、《楞严经》、《圆觉经》、《心经》、《大般若经》、《传灯录》、《四十二章经》等。可见朱熹“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25]。

   朱熹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他十分欣赏禅学的思辨义理,认为“佛书说六根、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妙,故前辈谓此孔孟所不及”[26],还说“王介甫平生学了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对禅学的倾慕、欣羡溢于言表。朱熹自己也曾说:“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27](P151)难怪清人颜元批评他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28] 足见朱熹浸染禅学之深。

   佛教精细的思辨哲学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哲学就非常注意吸收佛学直达主体本身内心的深层哲学精神。在本体概念上,朱熹哲学将佛学精神本体的“佛”转换成一种抽象寂然的“理”,认为“万物皆是一理”,“事事却有个极至之理”[29]。这种“理”如佛一样,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既统摄万物,又超越万物。他将“人欲”看作是人生罪恶的来源,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把人欲连根铲去。这种天理人欲对立的观点其实就是佛家禁欲主义思想的翻版。佛家把人欲当成极大的罪恶和一切苦难的根源,认为要灭绝一切人欲,抛却现实的苦恼,去追求来世的幸福。《法华经》说:“诸苦所因,贪欲所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华严经疏》说:“暗于多欲,故沉沦长夜。”佛家还要求出家弟子“剃头发,被赤布”,“弃妻子,捐财货,须终身不娶”[30]。很显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明显脉承于佛教的“禁欲”观。

   在认识论上,朱熹哲学吸取了禅宗的“顿悟”说,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认为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用力以久,则必然一旦豁然贯通,就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另外,朱熹还扬弃了佛学禅定的修养工夫。他认为人在“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心养气为务;但趺跏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31]。这种认识论和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思维方式上,朱熹吸收了佛家的“理事无碍”说,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佛家华严宗认为理与事无相碍,“一理遍于事中,谓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32]。认为事依理而存在,而理又必须体现于事当中。理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禅宗永嘉元觉《永嘉正道歌》云:“一生圆通一切性,一法普含一切法;一月普观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将之改造为“一理之实而万物之分之以为体”[33],并说事物“虽各有一个理,又都同出于一个理字。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见这些道理”。实际上这句话也等于说是朱熹袭取了释家的道理。

   北宋立国后,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国家的统治。然玄学流于空谈,道学耽于出世,佛学溺于空幻,都不能用于封建国家的治国兴邦,只有积极入世的儒学可以作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但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儒学缺乏深刻的思辨性特点,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造方能付之以使命。如何对儒学进行改造,唐代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给宋代思想家尤其是二程、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范式。佛学的思辨性和儒家的性理相结合,是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获得新生的契机,所以程朱借鉴了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方法,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建构了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理学。因此,柳宗元不仅对唐代儒学的复兴起了极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之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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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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