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黄盈盈[1] 潘绥铭[2]
2002年7月到9月，我们课题组[3]以“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在东北A市、B市和C市三个地方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红灯区考察。这是一项探索式研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
一、研究视角。把女性性工作者[4]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考察她们的主要就业经历（包括性工作），从纵向的、过程的视角来发现这些女性进入性工作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协作并用；以“入住式社区考察”为主要方式收集原始材料，并把定性资料进行量化处理。
三、主要发现
1．本次访谈的这三地的103个小姐几乎都是城市户口，下岗女工占半数。
2.其中的本市人或者附近城市的人比较多.这意味着这些小姐的“匿名性”的弱化。主要原因在于3种互动使得小姐们获得了“合理化解释”。
3.从下岗到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她们所获得的历次职业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接近，并不存在“堕落”。其原因在于个人的经验资源的短缺与社会就业的救济性质。
4.在连续的职业流动中，各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此消彼涨。“无关系”（自己闯）与“亲关系”（靠亲属）渐行渐弱；“友关系”最终占上风；而“公关系”（正规的职业中介）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非常陌生。其原因一是她们处于劳资平衡的市场中，二是“友关系”对她们恰到好处。
主题词：女性性工作者 劳动力市场 职业平移 入住式社区考察
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以往有关“小姐”的研究资料主要有四种类型：（一）写史的人从史学角度对资料加以汇编与分析，通常可分为“娼妓史”或“禁娼史”；（二）政府、公安部门的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进行的社会调查与对策研究，通常关注“扫黄”的问题；（三）医生、防疫站从性病、艾滋病预防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究；（四）社会科学研究者则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究。
大多数资料仅仅描绘最表面的现象，而且或者局限于为政府的扫黄政策做解释，或者对于“卖淫”进行道德谴责，学术意义十分贫乏。一部分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小姐本人的现状，所考察的也大多是农村或城郊的红灯区情况。（潘绥铭，1999，2000；黄盈盈，2002）因此，尽管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有些城市里的失业女性从事了性工作，而且流传着许多民谣；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深入的情况，更没有对此进行研究与解释。
大多数著作没有意识到“小姐”也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做小姐”也是妇女就业的一种选择结果，不管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因而从研究角度讲，小姐的这种劳动者身份受到双重忽视——研究小姐的人忽视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经历，研究妇女就业的人则忽视了小姐也是需要就业的广大妇女中的一员。
本项研究旨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尝试：
（1）把“小姐”放到整个妇女就业（包括农村进城妇女）的全局中去，考察她们的就业机会、准备、途径、结果这4个方面，来研究这些妇女是怎样进入性产业以及为什么会进入。
（3）本研究格外注意小姐中那些原来就是城市户口的人，无论是从来就没有工作过的女性还是下岗人员。
2．研究对象
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三层界定：女性失业劳动力、女性性工作者、作为地理和时间范畴的东北地区。
界定一：女性失业劳动力包括：15－50岁的人里的待业者（可以劳动却没有工作，包括农村进城的人）、完全失业者（所有那些曾经有过工作，却完全失掉了的人，包括城市人和农村人）、半失业者（目前无工作，但是仍然从原来的工作中领取一定金额的人。包括：待岗、内退、放长假等等）。
界定二：女性性工作者（也称为“小姐”）包括：1。性服务者，即狭义的性工作者：目前正在提供直接的性交服务（通常称为“出台”）的，有过一次就算。在调查中我们主要根据两个标准来判断小姐是不是直接的性服务者：小姐个人有出台行为，或个人所在服务场所是专门提供性交服务的。2。涉性工作者，即广义的性工作者：包括目前正在从事三陪、异性按摩、脱衣舞表演，以及隐蔽在陪伴、保姆、计时服务等名义中的性服务者。
界定三：地理和时间概念包括：局限在东北地区，以“市”为单位。凡是现在在调查地的妇女都算，无论来自何方、居住了多长时间。
我们在A市、B市、C市一共访谈了在中低档的歌舞厅和按摩店工作[5]的103位正在从事直接性服务或涉性服务的待业、完全失业、半失业的女性，包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3．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项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定性方法为基础，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相结合与相互转化。这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在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既做问卷又做访谈；而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法，取长补短相互结合。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方式在红灯区考察中比较适宜。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 准备阶段。实地考察前，首先从研究目的出发设计好非常细化的访谈提纲，并在电脑中形成相应的数据库。然后调查人员事先把这些问题背下来，并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语言进行练习。
（2） 实地踩点。实地考察前半个月，课题负责人到东北地区打探红灯区情况，落实具体调查点，联系红灯区内或离得最近的方便于考察的住处。本次踩点共涉及性产业较发达的11个城市，最后选定A市、B市和C市。这三地是经过挑选的，各有特点，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种情况。
（3） 田野工作。基于研究对象的“非法”与“地下”的特性，现场收集材料时，我们还是采用定性的“入住式社区考察”。考察员除负责人外都是女性。是否进行匿名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告诉被考察者我们的研究目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入住之后：
首先，我们花一天时间摸清该红灯区的大概面貌；然后根据当地性产业的具体情况，尝试“进入”方式（即第一次接触、认识小姐）。基于东北的性产业情况，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进入方式是：2－3个人一小组以唱歌或按摩的方式认识老板娘与小姐；通常是一个人唱歌，别人找机会跟没事的小姐认识、交谈，并寻找进一步交谈的机会。[6]
其次，我们“进入”以后以非正规的聊天方式，结合听、看等其他手段，逐渐获取所需材料。这通常需要考察员在自然的情境中，不露痕迹地把话题引到我们的问题上。不过，我们所获得的资料不限于事先所设计好的问题。
第三，我们当天回来记录聊天内容，把所有材料输入电脑或记在笔记本上，形成原始的定性材料，并把相关内容提炼为问卷的答案部分输进电脑。定性材料通常按时间顺序记录，内容包括整个考察过程（进入的方式、跟小姐聊天的步骤和内容）、观察到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感受与感想。问卷内容则按每个个案（小姐）记录。我们尽量把原始答案提炼后记录在数据库里，统计时再归类分析。
最后，课题组在当天或隔天会进行讨论、总结，交流经验并随时提出问题、共同商讨解决方法。我们还会根据所获资料随时修正问卷中的变量、补充材料。
（4） 整理材料、书写报告。本次考察我们一共获得103个小姐的详细定性资料，同时把部分内容进行定量化处理，形成了103份较为完整的问卷。对于问卷部分，我们所需要做的主要是查看回答项，并做适度的归类，然后用SPSS10.0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7]。对于所有的定性材料，我们还需要继续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整理出较为完整的个案；其二，设计好主题标签，把所有的定性材料根据内容贴上标签，以备于进一步的查找、归类和比较。在整理资料期间，我们通常每周开1-2次讨论会。
本文的定量分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论总体（不打算，也不可能推论总体），但至少能反映这103个东北小姐的相关情况。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尽量考虑到了调查点的代表性，从而可以对东北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有个粗略的了解。
社区基本情况
基于篇幅，这里简单介绍与性产业直接相关的社区基本情况。总体上讲，A市是卫星城市，以歌厅为主；其它的性服务形式较少。B市的性服务规模最大，存在歌厅、按摩、直接进行性交易等各种形式都有。C市也有歌厅，但主要是以按摩为主，而且是小姐年龄较前两者偏大，本地下岗女性偏多。
A市
A市的性服务业主要以歌厅为主，约有300来家歌厅，分布在6-7条街上。据当地公安局的一个主任介绍，A市的性产业以前都叫做洗头房，后来打击了，都叫做歌厅。98年前后是性产业发展的高峰期，有上千家带小姐的歌厅。这两年减少了，当地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不好；男人不喜欢嫖了；而政府打击不是主要原因。
此地的歌厅一般规模比较小，仅一个门面。纯粹歌厅和带小姐的歌厅会同时在一条街上出现，门上都写着“一元一首（歌）、高级音响”之类的字。初来乍到者一般分不清哪些是带小姐的。但后来有老板告诉我们，可以根据两点来判断：其一就是写着“歌舞厅”的一般是带小姐的，而写着“歌厅”的则一般是不带小姐的；还有就是以马路为隔，马路的这一段是带小姐的，另一段则是不带小姐的。A市的小姐基本上都是吃住在营业场所里。
A市的“客人”以前主要是来自A省省会的富人或者干部，因为A省省会“扫黄”比较严厉，所以客人就到A市来，只要开车40分钟左右。近年来，由于经济全面不景气，A省省会来的客人少了，附近城镇中的富人来的较多。
B市
B市的经济在三个地方中是最好的。性服务形式比较多样，不仅有歌舞厅，还有按摩、直接进行性交易等形式。B市的性服务场所最繁华的街道是jing街，至少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但是它并不是最典型的红灯区，因为在这条街上，性服务场所跟正规商店饭店混杂在一起，而且很多是在正规商店的二楼上，经常是一个过道有4－5家。到晚上，有些小姐就站在二楼的过道上往下看街上的小车。B市的按摩店和歌舞厅很多是串在一起，即：歌舞厅缺人的时候就到按摩店叫人。有些歌舞厅自己不带小姐，但可以帮客人叫小姐。B市的小姐很多，流动性比较强，不像A市那样吃住在工作场所，而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自由度更大一些。
B市的“客人”群体主要是那些来B市“搞资源”的外地商人人，他们有钱，见过世面，敢嫖。其次是本地的一些“耗子”，他们靠大批量偷取国家资源发财，往往有后台，也敢嫖。还有一些“领导”，是靠包庇“耗子”发财的。
C市
跟A市、B市相比，C市的经济最不景气，下岗的情况最严重。C市性服务形式主要是按摩店，也有歌舞厅，但不是很多。按摩店一般规模不大，7、8个小姐的比较多。它们的数量很多，但也比较分散，有遍地开花的趋势。C市直接提供性交服务的比较少，“打飞机”[8]的情况相对要多一些。C市有不少规模比较大的浴池，基本上都提供“打飞机”以上的性服务，因此那里按摩的价格比一般的按摩店要高出2-3倍。在C市的小姐中，下岗工人比较多，30－40岁之间的女性比较多。
据反映，当地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性服务形式：数个男人，每人每月给100元，就可以随时到一个女人的家里，与之性交。
C市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地来的商人，因为C市的石化厂仍然非常兴旺，招来许多人。此外就是附近各种小企业的私营老板们。当地人形容说：“锅（国）漏了，（所以）碗（老板）满了。”不过，C市本地的一般客人也比较多，因为只要不下岗，在当地就是生活富裕的人了。
本次研究，在我们把定性访谈资料整理为问卷之后，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小姐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家乡所在地（离工作地远近）以及户口；（二）小姐中下岗的情况，包括是否是下岗工人、下岗前的工人类别、单位所有制、下岗原因以及下岗后的待遇等；（三）小姐的工作经历，包括做小姐前的那一次工作、倒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工作。每个工作都包括工作种类、性质、寻找途径、工资情况以及离开原因；（四）做小姐的基本情况，包括做小姐的时间、收入、寻找途径等。
此外，我们收集到的定性材料还包括小姐与男朋友之间的情感关系，与其他小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小姐自己的有些观念看法等等。但是这些资料不准备转化为定量分析。
通过统计，再辅助以相关的定性材料的归纳分析，本次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现：
发现之一：“下岗妹”群体的存在
“下岗女工”和“小姐”可以说是两个形象差距悬殊的身份概念。在人们刻板的印象中，下岗女工通常是受人同情、非常正面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往往与“30-40岁”、“上有老下有小”、“辛劳了几十年最后被单位扫地出门”这些特征相吻合。“小姐”则通常是受人歧视、非常负面的堕落少女形象，往往与“吃青春饭的”、“不务正业”、“贪图享乐”等特征相吻合。人们把“哀其不幸”给了下岗女工，把“耻其不争”给了小姐。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形象很难捏合在一起。但是经济变化给人们的道德观念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大的。在下岗情况严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社会上流行的民谣首先把这两种似乎没有交点的身份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且听：
下岗妹，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 陪大款，挣小费，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半生苦，老来待业很凄楚； 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
这个民谣早几年就已经在社会上传诵开，而我们的考察则给它提供了两方面的事实根据。
小姐中，城市下岗女工占一半
本次访谈的这103个东北小姐，最小的16岁，最大的47岁；平均年龄25.1岁，中位数是24岁。与我们以往调查到的其它地方的小姐相比，她们的年龄更大。
此外，她们的“出身”有两大不同：其一，拥有城市户口的小姐占到95%；其二，她们当中原来在国有或者集体等正规单位工作、现在下岗或者完全失业的人比较多；在A市是47.5%；在B市是41.7%；在C市则高达72.7%；三地总计为51.0％。
她们下岗前情况主要有这些特点：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地下的岗（98％）；下岗前主要是没有技术的熟练工人（62％）；下岗前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74％）；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单位裁员、破产倒闭、改制、被吞并等，占74.5％）；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指自己主动辞职、请长假等）。这一规律在C市尤其明显，93.8%的人是因为企业效益不行或倒闭而被迫失去工作。
至于另外一半左右的小姐，虽然不是下岗女工，却基本上是城市户口，属于“待业青年”，因此也可以纳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范畴里进行分析。
她们曾经找过许多其他工作
在我们的调查中，下岗后或者待业后直接做小姐的女性只有不足9％。其余的人都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平均51.5个月）、找过多种工作（平均4.7个）之后，才最终选择进入性产业。如果说至少干过一个月才算有过一个长期工作的话，那么在这些小姐中，87.4％的人至少有过一个长期工作；65.0％至少有过两个长期工作；38.8％至少有过三个长期工作。尤其是，在她们当中，即使以前做过“三陪小姐”（不卖淫）的，也只有3.9％。这更加可以说明：她们并非“天生就是这块料”，也不是“好逸恶劳”，更不是“自甘堕落”，而是曾经在劳动力市场中，朝着人们认为是正常的工作，屡屡挣扎过。
她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翁，处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地带。但是下岗之后，她们四处奔波后才进入性产业这样一个不被正眼瞧的行业。结果，深受社会同情的正面劳动妇女形象与痛遭社会鞭挞的负面不良少女形象，在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冲击下合二而一。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体会到前述民谣中非凡的“民间智慧”:下岗妹＝下岗女工＋小姐。
发现之二：小姐的匿名性在弱化
匿名性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性工作”的生存基础，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陌生人”指的是和我们没有私人亲密关系、只能在公共生活中遭遇的人。只有“陌生人社会”才能够使性工作者藏身在茫茫人海中，她们才得以脱离家乡社群的监视而在城市讨生活（卡维波，2001）。性产业对于匿名性的需求，与现代社会中对于“小姐”身份的“污名化”紧密相连。
一个性工作者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匿名的社会，需要采取很多措施，比如给自己起假名、隐瞒自己的家乡、用假身份证等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在一个碰不见熟人的地方开始塑造自己的“小姐”身份。
根据我们以往的调查经验，大多数小姐是从外省来的流动人口（例如广东、深圳的情况），或者是从该省距离相当远的其他地方过来（例如四川的情况）。她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在这里做小姐，所以离家越远匿名性就越好，受到的心理压力也就相对越小。可以说，一个匿名的情境可以帮助她们尽快地认同自己的“小姐”身份。因而，鲜少有人会在家门口做小姐。
但是，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其它地方的小姐相比，这103个东北小姐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之一恰恰就在于：小姐中本地或是附近城市户口的人比较多（见表1）。
表1：调查地点与小姐家乡所在地（％）
调查地点
家乡的分类
本市
50公里之内
本省
北方
南方
A市
37.2
30.2
16.3
7.0
9.3
B市
15.8
31.6
26.3
23.7
2.6
C市
68.2
13.6
4.5
13.6
――
总计
35.9
27.2
17.5
14.6
4.9
从表1可以看出，家乡就在本地或者附近50公里之内的小姐非常多，两项之和占到总数的63.1%。再加上家乡在本省的，就达到80.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小姐的流动范围并没有超过本省。小姐的家乡与她们现在工作的城市的直线距离的中位数，只有50公里，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就在本市范围内做小姐。这无疑体现了这部分小姐对于匿名性的需求的弱化。
根据我们的理解，导致这种“匿名性弱化”的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女工下岗与道德舆论的互动。
由于女工下岗的情况比较严重，再就业的可能性与选择性都非常小。因此当地整体舆论对于“做小姐”这种谋生之道的谴责，比我们所调查过的其他地区要小得多，甚至比人们认为是最开放的深圳还要小。[9]
舆论压力的弱化降低了这些女性选择性产业的心理成本，同时也加强了小姐们对于自己为什么干这行的合理化解释。两者相辅相成。匿名的重要性在这种互动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其二，当地娱乐生活传统与“私人空间”成长的互动。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移入社会”，因此，中原地区那种对于各种“涉性”娱乐活动的抑制，在这里相当弱化。例如，“黄”
一直是“二人转”中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异性之间的“人身距离”相对较小，也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最近20年来，私人空间的成长，在这个方面则表现为向这种“本地传统”的回归。
在东北，洗浴、歌厅、按摩、足疗这几个最容易成为性产业依托点的行业，虽然不能说是全国最早出现的，但是十几年来一直就非常发达。C市的普通人甚至全都坚信：所谓“足疗”，就是当地人在1990年代首先发明，然后才传遍全国的。[10]用当地人自己的解释是：东北人爱玩，即使一家子吃了晚饭出来溜哒，也会进小歌厅吼两声。如果乏了，就会到足疗店按摩一下。这些都很正常，即使估计到其中可能含有“涉性”的内容，也很少有人会去深究。所以，一个女性如果告诉家里人自己在浴池做按摩或是在歌厅里放碟，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其三，小姐外出与“留守”之间的互动。
根据我们对于全国许多地方的性产业的了解，“东北小姐”在各地都是一个以其开放与泼辣而闻名遐迩的群体；“东北小姐遍天下”的传闻幷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我们考察C市期间，当地十几位女性居然被拐卖到万里之外的中东国家，成为一个大案。这表明：我们这次所调查到的、目前仍然留在家乡而没有外出的这些小姐，恰恰是那些缺乏足够的勇气、能力、条件去走南闯北的女性。
我们访谈到的这些小姐，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47岁。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出去闯闯时，她们即没有提到自己太小或者太老；也没有说过因为自己漂亮或者不漂亮。她们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家里离不开，或是上有老下有小，或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或是对离开这片土地心里茫然。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容易外出”并不成立。小姐的外出与留守，是由于更加深刻的原因决定的。
但是，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外出与留守之间却产生了互动。留守的小姐恰恰是因为自己的顾虑多、负担重而获得了更多的合理化解释：我都惨成这样了，连“人往高处走”都做不到了，还怕什么道德谴责吗？这就造成了当地留守小姐对于匿名性需求的弱化。
当然，这三个地方的特色也是不同的。我们不难发现：家在本地或附近的小姐比例在B市最少，占46.4%；在C市最多，占81.8%；A市则是居中。三地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三地的经济状况与下岗情况。简单地讲，C市下岗情况最严重，所以本地就业的小姐比例相对也最高。B市则是因为当地经济相对比较好，性消费仍然强劲，所以吸引来的外地小姐里也多。
也就是说，匿名性的弱化并不是因为这些小姐已经潇洒到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更不是“利令智昏”，而是生活处境使然。因此，用“恬不知耻”来对她们进行道德谴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发现之三：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1．
情况描述
人们通常认为：从一个无论做什么职业的女工到“做小姐”，这两者之间存在一道深沟险壑，迈出这一步通常被冠以“堕落”或“失足”。因而，如果说一般的职业之间的流动是一种量上的变化的话，那么从女工到小姐的流动则被认为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从良家妇女到非法娼妓的变化。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大多数小姐对于失业/下岗前的正式工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都很留恋那时候自己所拥有的整体状况。那么，从国企工人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位置，跌落至“小姐”这样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职业，其落差到底有多大？换言之，为什么这些女性在被迫丢下铁饭碗后，会拾起“小姐”这样一个被社会视为藏污纳垢而丢置墙隅的破碗？这也是很多人极力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本次调查正是从这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的过程、从她们经历过的工作之间的比较这个角度出发试图发现一些新线索。
我们发现，这些东北小姐并不是直接从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职业骤然下降至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性服务职业，而是中间经历很多次找工作的过程。她们在那时候就已经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了。尤其是，这些工作的职业地位已经与“做小姐”非常接近。因此，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她们所迈出的这一步并没有多大的落差，反而更像是一种职业之间的“平移”，而不是上升或者下降。
下面我们从工作内容和工资收入三个主要问题对“做小姐”之前的3次工作进行比较分析。我们的前提保证是：在这103位小姐中，除1人之外，都是自愿做小姐的。因此可以把做小姐与她们的其他职业经历等同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第一次下岗失业前的工作为职业流动的起点，“做小姐”是终点，离“做小姐”最近的三次工作则是重要的中间点。我们通过分析这几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差异，对这个群体的职业流动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并试图从过程和比较中来寻找这些女性选择做性工作的原因。
做小姐之前的具体工作
表2：做小姐之前的3次工作（％）
各种
服务员
准小姐
小商贩
其他底层工作
非体力、较体面
美容美发、按摩
三陪
小姐
小计
小商贩
做小买卖
小计
体力劳动
保姆
小计
倒数第三次
40.0
7.5
――
7.5
27.5
7.5
35.0
10.0
2.5
12.5
5.0
倒数第二次
33.3
22.7
1.5
24.2
21.2
4.5
25.8
12.1
――
12.1
4.5
最近那次
33.3
26.7
4.4
31.1
8.9
14.4
23.3
6.7
2.2
8.9
3.3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趋势[11]：
首先，无论在哪次工作中，做各种服务员的人都是最多的，而能够从事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比较体面的工作的人都是最少的。
其次，她们每换一次工作，成为“准小姐”的比例就随之剧增一次；而其他所有职业也就随之逐次减少。
第三，除了“较体面”的工作以外，所有其他工作的社会地位都不怎么样，即使是当小老板，做的也都是些非常小的买卖。因此可以说她们均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阶层上的差异性并不大。
这些情况不仅是一种职业平移的表现，而且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她们在那些与性产业关系密切的工作中，更加可能接触和获得性产业的相关信息，足以更快和更充分地作好信息准备。
“做小姐”之前与之后的工资[12]比较
表3：最近那次工作与“做小姐”的每月平均工资的比较
倒数第三次工作
倒数第二次工作
最近那次工作
做小姐
中位数
500
600
500
1500
最少
100
250
－10000
350
最多
3500
4500
1500
4500
从表3的工资比较上看，做小姐之前的3个工作的工资的中位数在500－600元之间。[13]其中那些收入不稳定的人主要是美容美发与按摩女和各种小商小贩。她们的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相差500元左右。有些人的最低收入是负值（－500元），也就是做小买卖亏本.有的人的最高收入才300元，比服务员还少，是因为在东北的小商贩这个职业中，往往是“卖的人比买的人还多”。
很明显，“做小姐”的工资收入（中位数1500元）比前3 次工作要高出很多。这无疑是任何一种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无论它符合不符合道德。
2．
职业平移的确定
分层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
职业流动是社会科学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就编列过有关职业流动的23个表；从60年代起，布劳－邓肯对职业流动模型、影响职业流动相关因素等内容进行不断的探讨与修正，极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M.侯特，2001）；国内李强教授等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李强，2000）以及农民工初次、再次职业流动的分析（李强，1999）也促进了流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职业间的流动到底是平移、上升还是下降，社会学上最常见的研究是从收入、权力和声望这三个指标进行评价，通常是把这些指标量化并计算其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值。可是，以往学者有关职业地位的调查，从来不包括性工作者在内，因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职业地位等级，来对照“小姐”这个职业在其中的排名情况。因而，我们在这里也只能从探索性的目的出发，作一个简略的优势－劣势权衡分析。
毫无疑问，小姐们的历次工作，尤其是“最近那次工作”的职业地位，在通常的职业排名中是非常靠后的，往往只比进城农民工、看门人等等略高一些（李强，2000）。我们不妨结合小姐们自己对工作的评价，从劳动强度、劳动时间、自由度、福利待遇、工资收入、心理成本等方面粗略地比较一下：“以前的”与“现在的”工作的职业地位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她们以前的历次工作，最主要的是在个体、私营性质的宾馆、歌厅、饭店里做服务员以及摆小摊的小商贩。这些工作不可能附带任何的权力，福利待遇也几乎等于零。但相比而言，“做小姐”的权力和福利待遇不仅没有，而且是负值（经常遭遇扫黄和罚款、被感染性病、受客人欺负等各种风险都更大）。因而以前的历次工作在这些方面略占优势。
从职业名声来看，尽管以前的历次工作在一般职业表中排位很靠后，但无疑仍然比“做小姐”占优势。也可以说，选择“做小姐”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要远远大于做服务员或摆小摊。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社会舆论对于性产业的相对宽容以及“笑贫不笑娼”观念的深化（正如本文在“匿名性弱化”部分所分析的），“做小姐”的心理成本将会逐渐降低。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上看，两类工作的程度是相当的。做服务员或摆小摊通常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且非常辛苦。很多小姐在描述自己干过的这些工作时都说：太累了。与此相对照，“做小姐”的上班时间通常是中午12点左右到凌晨2、3点，虽然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生意不好的情况下，一天平均一个“生意”都不大可能，），但对于女性来讲，经常熬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用小姐自己的话讲，就是“很熬人”。
从自由度方面讲， “做小姐” 总体上的自由度往往比较高（少数受人身控制的除外）。很多小姐在论述做小姐的好处时经常提到“自由”、“爱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可是各类服务员则通常是固定时间上班，老板通常管得很严。小商贩则是在经济强制下也不甚自由。
与以前的历次工作相比，“做小姐”的最大优势在于工资收入高。尽管东北地区的这种工资差距比我们以往调查的广东、深圳小许多，但显而易见，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上看，做小姐无疑是一种上升。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从其他职业到“做小姐”，其实只是一种得失平衡，只是对于一个大体不变的总量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小姐以牺牲福利待遇、可能附带的权力、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利益，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仍然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对这些小姐来说，下岗，从国家主人翁一夜之间变成服务员，这才是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坠落”。从那以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带。她们“做小姐”只是找到了另外一个谋生的工作，仅仅是平行地换了另外一种职业。
我们在本次访谈中不断地发现：她们自己对这一点的感觉与认知都非常明确和坚定。我们的一个最突出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深谈当初做小姐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小姐对我们提到过什么“思想斗争”、“内心折磨”、“精神痛苦”等等；反而往往是像买东西算帐一样，一条一条地细数“做小姐”这一行的各种利弊。也就是说，这种职业平移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结果，也是她们主观上的选择。
性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
“做小姐”与女性所能够从事的其他任何职业相比，“性”是唯一的区别。它的根基问题则是：灵与肉、爱与性究竟能不能分离开。如果不能，那么肉体与性的任何形式的借、租、卖，就都决不可能被女性所容忍。反之，各种形式的“做小姐”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种分离，直至极端。
因此从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上述的职业平移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在商业活动中，这些女性与男性顾客之间的“人身距离”被缩短；性方面的“自我防卫圈”被压缩乃至被冲破；性意义上的“信号辨识能力”被强化乃至被异化；从而被培训出了“灵肉分离”的可能性。
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她们“做小姐”的前一天，而是自从做任何一种女服务员就开始了。到了做任何一种与男性有皮肤接触的工作时，前述的“培训”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她们其实就已经“涉性”了；因为皮肤是“性”的终端感受器。只不过其中的筛选机制，还需要运用分层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
3．
原因分析
出现这种职业平移现象的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因为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上升的机会非常稀缺。但是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后，被从原来的较好的社会处境中抛出来，或者原来就无法进入。这造成了她们的经验资源、支持系统资源和经济资源不但都非常短缺，而且在不断流失之中。因此即使她们偶遇上升的机会，也很难把握住，更难以坚持下来。
从个人的经验资源（而不仅仅是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来看，由于她们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很难在另一个类似的正规单位找到类似的工作，所以她们原来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为人处世准则、人际协调能力乃至于整体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对于她们的职业上升的帮助几乎是零。所以她们只能下降，只能被放逐到市场中去从事服务员这样在地位上仅仅高于农民工的职业。其中，曾经做过服务员的占47.6％；做过各种体力劳动的占13.6％；做过美容美发或者按摩的占28.2％；可是做过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体面工作的只有6.8％。[14]再者，她们给个体经营者打工的最多，占48.9％；其次是在私营单位工作，占27.8％；自己摆小摊无照经营的占4.4％；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只有2.2％。结果，她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学起。
可是，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多变的和职业跨度较大的。她们很难在其中积累起足够的经验资源，也就不大可能为她们下一次找工作提供任何有效地支持。尤其是，这样的工作无法使她们获得从事更高级工作的任何经验资源，甚至把原来的经验资源也废弃了。结果，她们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屡屡挣扎，而且基本上是永无出头之日。
从个人的支持系统资源来看，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前，她们的支持系统就基本上是处于相同的阶层之中。因此，这一资源在当时就不可能帮助她们从非技术工人或者普通待业者的地位上向上流动；一旦她们下岗或者待业，就更加不可能给她们提供有利于上升的就业信息与帮助。
从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来看，她们原来的积累就不多，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就更少。例如，她们在下岗时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最多是23000元，最少的则是倒欠4500元；平均数是1400元；中位数则是0。在她们当中，目前仍然能够领到任何一种补助的人只占10.7％，而且每月只能领到平均不足75元，因为其中有3人是在扣除全部补助之后还需要给原单位交钱。这充其量只能使她们保住原来的城市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高于农民的那些基本利益，例如不大会去种地、不至于饥寒交迫等等；却不可能为她们的职业上升提供有效的帮助。例如，她们中间有35.0％的人曾经去做过各式各样的小商贩；因为她们的那一点点经济积累至多只能做这个。其结果则是大概率的一事无成。
总结起来看，就“小姐为什么会成为小姐”这个问题而言，我们所发现的这种职业平移现象，既不能支持“突变论”也不能支持“渐变论”。
以往的针对小姐的研究，在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去“做小姐”的原因时，给我们提供的往往是一种“突变论”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的前提假设是：从良家女子到“做小姐”，其间存在一种深沟险壑，因而凡是这样作了的女性，必然会有某些极其特殊的、非常重大的原因。这就等于仅仅把“做小姐”作为唯一的一个断裂点来单独进行分析，而缺乏一种过程分析式的视角。在这种范式下，很容易出现道德上的“堕落论”；或者“重大事件论”（婚姻家庭变故、情感变故等）[15]。
本次研究是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考察性工作，把“做小姐”视为一种职业，把小姐置于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大“场域”的视角。因此，我们才得以从小姐的工作经历这样一个连贯的纵向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小姐之所以“做小姐”的原因。
我们认为：真正的和唯一的“突变”，并不是她们从良家女子变成小姐，而是她们原来的那次下岗。[16]可是从那以后，她们也并没有“渐变”，而是“职业平移”。
发现之四：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流向决定着“关系”的作用走偏
1． 现有理论
近两年，在有关“关系”（中介人）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弱关系假设”（林南，2001）、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2001）、边燕杰对于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以及据此提出的“强关系假设”（边燕杰，2001）。
林南提出：一个体系中的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的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直接上升到高地位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所以，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会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职位。反之，通过亲属、朋友（强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林南，2001；边燕杰，2001）。
边燕杰在天津地区做的调查则显示出职业流动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他提出：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由亲属和朋友这两类强关系构成。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成，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息为辅（边燕杰，2001）。
2． 本次访谈的结果
我们在访谈中询问了她们做小姐这次以及在此之前的3个工作，究竟是通过这么样的途径找到的。统计结果反映在表4中：
表4 四次找工作的途径（％）
倒数第三次
倒数第二次
最近那次
做小姐这次
看招聘广告,自己找
48.4
41.1
35.6
32.0
亲属介绍、给亲属干
35.5
21.4
18.9
17.0
朋友、老乡、熟人介绍
6.5
21.4
23.3
41.0
职介所、劳务市场
6.5
3.6
8.9
10.0
其他情况
3.2
12.5
13.3
--
从表4中我们可以在她们连续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鲜明的趋势：
“看招聘广告自己找”（以下简称为“无关系”）这个途径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亲属介绍或者给亲属干”（以下简称为“亲关系”）这个途径也在持续下降，而且降幅超过了前一种途径；
“朋友、老乡、熟人介绍”（以下简称为“友关系”）这个途径却一直在上升而且增幅很大；
“职业介绍所或者劳务市场”（以下简称为“公关系”）这个途径则一直都是最少的，而且变化甚微地从未超过10％。
这样一种强相关的“逆转”的统计现象，恐怕不是出于样本量较小的可能误差，而是反映了一种现实状况。
3．
我们与前述理论的视角差异
第一，前述研究所说的职业流动都限定于这样两种假定：求职是为了上升（向上流动）；求职中是僧多粥少（资方市场）。我们所发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她们不是职业上升，而仅仅是改换工作（平移流动）；是雇主更想招她们而不是相反（劳方市场）。[17]
第二，前述的研究虽然调查了“通过介绍人、直接找雇主、通过正式渠道”这三种情况；但是“进一步讨论的是运用了社会关系来寻找工作的被访者”。
可是我们在访谈中最鲜明的感觉却是：居然有这么多女孩子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就纯粹是自己独闯，仅仅是看到一个贴在店门上的招聘广告，就进去就业了。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尽管职业介绍所和劳务市场离许多小姐的工作居住场所不过百米之遥，可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从来也不知道，当然更不会去那里找工作。
因此我们的视角还是把“无关系”（什么也不靠，完全自己闯）[18]和“公关系”（全靠公共途径而不是私人关系）这两种情况也考虑进来，才能从“有与无”的视角上，更加广泛和全面地揭示“（私人）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互动。
4．我们的认识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在劳方市场和平移流动中的情况，因此对于“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有一些认识，也许可以加强或者补充前述的研究成果。
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的市场化不仅极不充分而且在“走偏”。
这些小姐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初，曾经努力地个人奋斗过；但是后来却不得不转而依靠各种私人的“关系”，而不是“公关系”（正规职业中介）。这是劳动力市场化极不充分的最好证明。[19]可是与此同时，她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友关系”而不是“亲关系”，说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还不仅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可能是“走偏”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亲关系”不可避免地弱化的同时，“公关系”却在形式主义化；“无关系”更是日益走投无路；其结果是三者共同造成了“友关系”的兴盛。可是尤其重要的是，这同时也使得“友关系”不得不变质。它在急速地利益化甚至是牟利化。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是名正言顺的中介获利行为，现在却被积压得转移到本来应该是“知根知底、两肋插刀”的“友关系”中去了。这不仅会打垮中国传统的“人情”，而且会使得“公关系”和“无关系”都很难再生。因此，不仅在我们访谈的小姐中，不同程度地被诱和被骗的很多；推而广之，现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杀熟”之盛，也无疑是这种“走偏”的结果。
其二，关系的利益指向更重要，而且可能改变关系的强度。
我们发现：小姐们的“关系”（中介人），无论是哪一种，实际上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劝服”（说服她们从事该职业）；而不是“卖人情”，更不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有些情况下，这些“关系”甚至连相关的信息都没有提供多少，只是一个劲地“做思想工作”。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从服务员到小姐的过程中，而是在她们以前的3个工作中一贯如此，甚至从她们刚刚下岗或者待业就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说，这些“关系”的屁股在客观上其实是坐在雇主那一边。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系”仅仅是把小姐引到某个经营场所就算完，并不是“帮人帮到底”。至于她们究竟在该场所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具体工作（例如是迎宾小姐还是上菜的服务员；是放碟还是三陪还是出台），“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甚微，往往是小姐们在进入该场所之后与雇主博奕的结果。
这里面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友关系”的牟利化。在劳方市场与职业平移中，有求于人的往往不是求职者，而是雇主；。所以他们肯于出价，；所以作为双方中介人的那个“关系”，就会进行“理性选择”。结果，无论这些“关系”与求职者多么“铁”，也只能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可是在求职的小姐们看来，中介人的这种利益指向实际上是有利于自己的。而且她们必然会以此来筛选自己的“关系”。结果，她们就与原本是强关系的亲属渐行渐远，与原来是弱关系的邂逅之交却信赖有加。[20]
其三，各种关系的取舍，往往不在于其优越性大，而在于其副作用小。
在小姐们连续的职业流动中，“亲关系”的各种优越性（可靠、温情、可持续支持等等）很可能永远都是无比珍贵的；可是它的各种缺陷（欠人情、受约束、越亲越无法讲理等等）却也同时与日俱增。同样，“无关系”的优越性（经济独立、抬腿就走等等）也许一直不会磨损；但是它的缺陷（容易被欺负、社会交往少、很难跟雇主讨价还价等等）也会日甚一日地显露出来。结果，通过这两种途径流动的人就都变得越来越少。
反之，“友关系”虽然不太可能具有“亲关系”和“无关系”的那些优越性，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它们的副作用。例如在匿名性这个问题上，“亲关系”的副作用是根本无法匿名；“无关系”的副作用则是匿名匿到了老板不拿你当人看的地步。唯有“友关系”可以恰到好处地既弱化又保留匿名性。于是只有它才能在连续的平移流动中茁壮成长。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我们的认识并不是直接针对“强关系假设”与“弱关系假设”的任何一种，而是希望补充与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总结：整体图像
仅仅发现以上4点新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整合起来看的话，这4点之间其实是互相构建的关系与互动发展的机制。
正是由于小姐里的本地城市下岗女工多，她们才不得不试图摆脱匿名性的束缚；才只能平移却无法上升；才会越来越“弃亲靠友”。
恰恰是因为她们只能处于平移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匿名性才有可能被弱化；“友关系”的重要性才能超过“亲关系”和“公关系”；同时她们也就被这种平移长久地固化在“下岗妹”这个“出身”当中。
正是因为她们虽然弱化但是仍然保持一定的匿名性，以及她们依赖于“友关系”而不是原来的“无关系”和更加有效的“公关系”；所以她们才长期在底层平移。
当然，再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并不排斥重点与中心。我们认为，它就是职业平移。这并不是由于它的作用最强烈（在我们的定性研究中，这是无法检验的），而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因与果，处于链接与支承的位置之上。示意如下：
下岗的“出身” 匿名性弱化
职业平移
“友关系”依赖
如果一定要从成因的角度上剪短截说的话，那么下岗这个突变只是这些小姐的源头，而职业平移才是河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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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林南、V.M.恩塞、J.C.沃恩著，郑路编译，2001，《社会资源和关系强度：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国外社会学》第三期，36－43
4. 何春蕤（台），2001，《自我培力与专业操演：与台湾性工作者的对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1期，111－161
5. 何春蕤主编，1998，《性/别研究》一、二期合刊《性工作：妓权观点》专号，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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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强，2000，《转型时期冲突中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P100
10. 李强，1999，《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三期， P193-201
11. 罗兰特·吉特勒著，邓仁娥、李士成译，1989.7，《维也纳红灯区――社会学调查》，中国文联出版社
12. 潘绥铭，1999，《存在与荒谬》，群言出版社
13. 潘绥铭，2000，《生存与体验》完全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14.
潘绥铭，2001，《中国性产业：我之所知与所思》，
载于《社会科学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会议论文集》，P5－P10。
[1] 黄盈盈，女，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2] 潘绥铭，男，195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本课题是“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由香港“紫藤”社会工作组织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承担。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教授，课题成员有刘振英副教授，研究生黄盈盈、王洁、张慧霞、何为、张春萌。除负责人外，其他成员都是女性。本文在该课题的总结报告的基础上写成。该研究所迄今为止共承担过四项与性产业相关的课题，分别在广东、深圳、四川、东北等地做实地考察，累计实地田野工作时间近10个月。
[4]. 对于“小姐”这个群体，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称呼。本文主要采用“女性性工作者”和“小姐”这两个最常见的称呼。使用前者主要考虑到本研究是把这些女性当做劳动者、工作者来看待；使用后者主要因为这个称呼是这些女性自己对自己的称呼，而且其指称对象也被所有人所知晓。本文中性工作和“做小姐”通用。
[5] “小姐群体”的差异性是一个必须得强调的问题。“小姐”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大的方面讲，这些差异性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阶层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管理形式的差异性；小姐个体本身的差异性。本课题组所进行的4次考察都是针对档次较低的“发廊妹”一层，因此在横向上具有可比性。
[6] 我们尝试并比较三种进入方法：1）找个借口（看电视、问路等）直接凑上去跟小姐聊（根据我们在深圳与四川的经验，这种方式比较成功）；2）以消费形式进入场所，认识小姐以后找机会深入了解（东北大部分歌厅和按摩店不会赶女顾客，只是女顾客来的情况很少）；在东北，第二种方式最容易进入，进入的成功率比较高，而且与小姐的交谈还是采取朋友式聊天方式。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不太适合东北地区（小姐经常坐在屋里面，即使在外面东北小姐也是比较抱团，外人不容易进入）。此外，许多防疫工作者和其他研究者经常以纯消费者的身份点小姐聊。但是我们认为不可取，因为以非朋友方式进行的较正规的谈话可信度有待检验。
[7]. 本文“定性材料的定量化”处理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调查结果，方便各种情况的比较分析，又有助于了解到更丰富的信息。这样做的缺陷是：尽管每个问卷内容尽量完整，但因为在聊天时存在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比如有顾客来而中断，或小姐自己记不清打工经历等），所以体现在问卷上的内容偶尔会出现缺项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小姐的工作经历以及历次工作之间的比较，虽然对象是敏感人群，但是谈论的话题却并不敏感，因此问卷比较完整，足以进行简单的定量分析。
[8] 小姐为客人手淫。
[9] 根据我们在深圳进行的另外一个课题的资料。此处就不予详述了。
[10] 这当然也是一种合理化解释，因为在课题负责人踩点中考察过的11个城市中，有7个地方的人都这样说。
[11]这个表格是我们对原始资料归类的结果。其中的“各种服务员”涉及：售货员、宾馆服务员、歌厅服务员、歌厅放碟员、电影院服务员和饭店服务员等。“各种小商贩”涉及：卖服装的、摆水果摊的、卖鞋的、裁缝、摆小吃摊、卖菜摊等。“各种体力劳动”涉及：体力工人、小店打字员、饭馆厨房小工、配菜工、美容美发帮工等。“开小店做买卖”涉及：开饭馆、开美容美发店、承包浴池等。
8.
对于有固定工资的人，我们问的是其固定工资。没有固定工资的，我们问的是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然后加以平均。当然，在收入这个问题上，跟所有其它的社会调查一样，我们不可能得到非常精确地资料，只是了解到她们自己估计的大致情况。但是这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而言，已经够用了。
[13] 由于我们统计的是小样本，因此采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
[14] 其他情况从略。由于每个人有过多种情况，因此这里的百分比相加会大于100％。
[15] “重大事件论”的典型是潘绥铭的《生存与体验》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本文则是该作者对于自己的补充与修正。
[16] 对于来自农村的小姐，则是她们的“弃乡进城”，而且一般也是迫不得已，绝非道德问题。
[17] 由于中国的小姐们基本上都是临时地、流动地打工，因此“性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行业（而不是个别营业场所），经常处于缺人的状态中。在我们以往实地考察的地方无不如此。尤其是这种情况遍及几乎一切下层服务业与摊贩业。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行业的门窗上贴着招聘广告，却很难见到报考公务员那样的应聘场面。我们访谈的小姐们第一次找工作往往就是看了广告就进门，结果也都就业了。
[18] 这种“无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访谈的东北小姐大多数是本地人，因而自己独闯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在深圳访谈的小姐中，这种情况就相对较少，因为她们基本上是外来妹。不过在讨论一般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把这种情况考虑进来。
[19]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前述的研究没有分歧。
[20]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对于做小姐之前的那一两次工作来说，由于它们越来越“涉性”，因此“亲关系”出于道德顾虑而不大可能站在雇主的那一边，只能主动退出，结果“友关系”则由于无此顾虑，得以乘虚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