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铭: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立场和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0 次 更新时间:2015-04-02 21: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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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 (进入专栏)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了。

   我国《法官法》第9条的规定,担任法官的条件是:(1)年满23岁的中国公民;(2)拥护中国宪法;(3)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品行;(4)身体健康;(5)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或者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第12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联系这些规定来看《法官法》第九章所说的“法官培训”和现实的培训实践,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两点判断:

   第一,我国的法官培训是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因而可以归入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这一点与美国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类似。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

   第二,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同属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是,同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这里不考虑未受系统法律教育进入法官职业的情况)。

   基于以上两个判断,也许需要我们在比较长远或理想的意义上进行这样一种思考和选择:继续维持对“法官培训”的狭义理解,同时强化大学法律院系法律教育的职业指向或特色;或者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包含与大学普通法律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应该说,不做这样的深层思考和深刻改进,在我国就不可能形成与高素质的法官职业相对称的充分的“法官培训”概念。

   (二)法官职业定位和法官培训:面向发展,保持合理张力

   法官培训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当然不能局限于理想模式的探讨而不顾现实操作。而谈论实际操作,就不能不从中国法官的现状和所面临的发展来分析问题。对此,我想谈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看法。

   一个方面的看法是:职业、素质和培训这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问题在于,从中国的现状看,法官是一种什么职业,就中国的法治发展看,法官应该是一种什么职业。谈论法官的素质要求和职业培训,不能不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考虑法官在社会中的职业定位问题;而考虑法官的职业定位,既要面对现状,更要顾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应该肯定,在当今中国,视法官为一种职业,已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与任何其他社会职业一样,法官职业也有相应的素质要求,同时,素质的养成离不开教育和培训。这就是职业、素质和教育这三者之间在逻辑上的基本关联。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法官职业是作为专门职业(profession)的法律职业的一种,它与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不同,具有专门的素质要求。从事并要胜任这一职业,需要掌握专门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并要遵行专门的职业伦理。尽管法官职业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存在,但评价其素质高低的理念和标准还是大致相同的。一个真正的法官,必须忠于法律,具备胜任审判工作的能力;在职业道德上要为人正直并显示其公正性;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公正、谦恭和敬重他人的修养和气质;在裁判中要有运用常识和创造性智慧的能力。 显然,法官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专门素质的养成,离不开专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对法官职业的素质要求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但是,对于法官作为一种从业素质要求很高的专门职业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当然,总体说来,中国法官的构成现状确实也很难要求人们视它为一种高素质的专门职业。以湖北省某基层法院的情况为例。该法院有在职干警168人,其中从军队转业来的有76人,占45%;通过组织人事部门从公安或其他部门调入的有61人,占36%;从社会招考的有18人,占11%;从大专院校(不一定是法律院校)分配来的有13人,占8%。在该法院17名庭长中,有5名属乡镇干部调任,6人属军转干部。基于这样一种法官构成现状,至少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如今对法官的任何优遇都难以为社会所认同,以及为什么提高法官的社会公信步履维坚。

   然而,中国要想发展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要想通过社会和法制改革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就必须形成由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和其他各种法律职业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造就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法官职业。的确,这是一个对当今中国现实具有很大超越性的理想目标,但是我们必须确认和追求这个目标。正视眼下法官职业在构成、素质等方面的现状,以及迄今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要安于现状,而是为了表明,对目标的追求必须脚踏实地。在当今中国,“发展”一词无论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都应该是一个连续性的概念。我们必须在“保守”和“进取”之间形成和保持合理的张力。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方面的看法是:在法官培训的目的、组织、对象、内容、时间长短、师资安排、培训方法、效果评价等方方面面的安排中,要体现和兼顾上面所说的现状和发展两个方面:既要考虑到中国法官职业在构成和素质方面的现状,又要甚至更要重视中国的法官职业在我们所勾画并努力实现的法治图景中所必须面对的改造和发展。对于“现状”,我们需要予以正视而非迁就,对于“发展”,我们需要做到细致冷静,而非盲目鼓噪。由此,我想引申出以下两点:

   第一,考虑到中国法官在构成和素质方面的现状,如果法官培训不限于高层,那么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

   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经过漫长时间的磨合,司法以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良好的定位。在它们那里,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话题,它不同于法官在任职前的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而是着重于法官任职后在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上的不断更新。由于培训目的的有限性,也就决定了培训计划在内容和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四天)等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在培训的组织、对象、师资安排、方法、效果评价等方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也是一个外部边界大致清楚的话题,它以法官的职前教育和训练为基础。与此不同,由于当今中国社会还不是在一种专门职业的意义上界定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由于目前中国法官在整体上还不能说是一个在任职前接受过比较充分的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的群体,就使得中国法官培训计划的制订者难以在“边界清楚”的意义上考虑问题,而必须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起点”。资源(如时间、资金、场所、师资等)是有限的,甚至是非常短缺的,时下的任何法官培训计划,都必须也不得不在“补课”和“更新”之间找到平衡。

   第二,如果资源是非常短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特别地强调中国的法官培训必须考虑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的前瞻性需要。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尽管在法制和司法改革的实际操作上,常常会让人感到“无从下手”、找不到合理的“支点”,从而不得不引进某种试错机制,进行程度不同的“模糊操作”,但是,有一点我想可以肯定,即:提高法官素质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法官是司法权的承载者,法官素质的提高,是司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时下的法官培训计划应该体现转型社会的特点,服务于司法改革和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需要,服务于法治社会的构建。从理想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应该是一种重在“更新”的培训,而不应该是一种巩固或强化法官低素质状况的“补习” 计划、“镀金”计划。

十一、《法官法》与法官的职业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自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迄今已实施十年整,期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于2001年对相关内容作过重要的增补和修改。《法官法》是关于法官制度的法律,其目的应该在于保障法官权益、规范法官管理、维护法官职业的整体品质。回顾《法官法》的产生及其走过的十年历程,有必要联系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发展这个大背景来进行。

   众所周知,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以及法官的非职业化,是中国司法的三大痼疾,也是中国司法提高自身品质、回应社会发展和法治化治理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法官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是有意义,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关键要看它对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造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官群体的职业化。

   从法官职业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法官法》,其重要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法官法》以立法文本的显著标识,开启了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法官法》的产生及其客观存在对法官的职业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即使不带任何价值偏好,不对《法官法》的产生和实施是推进还是延缓了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作评价,也应该充分肯定,《法官法》作为对当代中国法官制度的系统陈述,必然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法官法》共17章53条,它全面规定了法官职业的管理和保障,内容包括一般原则、法官职责、法官的义务和权利、法官的条件、任免、任职回避、法官的等级、考核、培训、奖励,惩戒、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法官考评委员会等各个方面。《法官法》在十年前的诞生,犹如绘制了一幅关于中国法官制度的全景式图像,它以历史总结和系统陈述的方式,界定并廓清了中国法官职业化发展的起步状态。从《法官法》诞生后的实践看,它的存在为中国法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实在的法律框架。同时,它也为有关法官职业和法官制度的相关理论研讨,提供了既确定又开放的话语空间。

   其二,《法官法》在非常实质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

   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对一个职业在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职务特权、组织构造等诸多方面的一系列合理的制度安排。法官职业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不仅要求对法官队伍本身进行深刻的改造,而且还包含了对法官职业所在环境的良好期许。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官法》在法官条件、职务保障、任职回避、培训教育等方面的许多规定,对于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发展,的确具有意蕴深远的实质意义。例如,《法官法》第八条规定了法官享有的各项权利,其中第二、三项分别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这样一些规定显然体现了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在实践中,法官在履行职责时还经常受到外界的不当干涉;法官因公正处理案件得罪某些领导而被停职、降职或者调离、甚至受刑事追究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在有的地方,法官要按地方要求承担招商引资、扫黄打非等职业外的任务,没有完成任务会被追究责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官法》第四章在担任“法官的条件”的规定中对法官学历条件的要求。《法官法》第九条规定了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第六项规定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虽然该条文紧接着作了“开口”规定:“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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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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