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诠释与想象的空间:批评史中的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9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4:34:24

进入专题: 莎士比亚   批评史   哈姆雷特  

杨慧林  

   在西方的文学批评史上,许多人都对莎士比亚怀有一种高不可及的感叹。比如歌德(Goeth)告诫他的追随者:“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莎士比亚,一切提到他的话都是不够充分的,……对于他的伟大心灵来说,舞台是太狭隘了”(爱克曼93)。艾略特(T. S. Eliot)也认为:“你很难说莎士比亚究竟相信不相信文艺复兴的含混的怀疑主义”(qtd. in Gardner 13-14),因而“要谈论莎士比亚,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正确”(qtd. in Gardner69-76)。其实,“正确”与否很难有什么定论;更需要我们做的,倒是跟随历代批评对莎士比亚的读解,去体会其中不断变换的“错误”方式。

   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和研究,从他的同代人开始就层出不穷,几乎覆盖了后世文学批评的所有阶段。至20世纪,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更是成为不同批评方法的聚讼之地。除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莎剧人物的心理分析,弗莱(Northrop Frye)对莎剧情节的神话-原型考察,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意象派批评的语义还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借他进行文化的反省,女性主义从中发掘“言说的权力”,新历史主义则常常将莎士比亚作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近些年还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研究不断关联于最时尚的话题,比如威廉斯(Gordon Williams)《莎士比亚、性及印刷革命》(1996年),布里车斯(Stephen Brezius)《理论中的莎士比亚:后现代的学术与早期现代的戏剧》(1997年),卢姆巴(Ania Loomba)《莎士比亚、种族与后殖民主义》(2002年)等等。其中从“文化多元主义”、“核子批评”、莎士比亚与“披头士”①,直到“宗教、肤色和种族差异”②,无所不有。

   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一个著名论题:“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不会感到任何困难”(Bloom 72),因为莎士比亚已经深深融入了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达方式和阅读习惯,没有莎士比亚根本无法理解西方文学;故而“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Bloom 53)。

   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说甚至评说的方法,从来都反映着不同时代自身的关注和价值取向。莎士比亚的魅力之所以能够历久而弥新,确实在于他的作品不断为后人提供了展开和印证自身想象的空间。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哈姆雷特》为例,可能特别能使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一、《哈姆雷特》的批评历史与焦点转换

   1990年代初,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学者罗丝•默芬(Ross C. Murfin)组编了一套丛书“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个案研究”,其中苏姗•伍福德(Susanne L. Wofford)专门就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撰写了一卷③。该卷不仅选编了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解构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有关《哈姆雷特》的代表性论述,而且还简要梳理了《哈姆雷特》的批评历史。从该书所收集的一些零散材料可以看出,即便只是关于舞台演出史的挖掘,对我们理解“一千个观众”心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会有意味深长的启发。

   比如在17世纪晚期,哈姆雷特通常被理解为“富于生气、勇敢和英雄气概”;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作为英雄的哈姆雷特却消失了。1736年的一篇批评文章,居然将哈姆雷特的犹豫解释为“诗人展开情节的必要技巧”,“否则剧情会结束得太快”(Wofford 185)。至1765年,约翰逊(Dr. Johnson)开始赞扬哈姆雷特的“丰富性”(variety);1770年,弗朗西斯•简特曼(Francis Gentleman)也欣赏哈姆雷特的“丰富性”,但是同时又批评他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与所谓的“感性时代”(Age of Sensibility)相呼应,亨利•麦肯基(Henry Mackenzie)提出“哈姆雷特‘特别敏感的心灵’,是剧中贯穿始终的原则”。歌德1795年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也“让一个脆弱、敏感的哈姆雷特更为出名”(Wofford 185)。

   短短一个世纪,哈姆雷特的形象从“英雄”变得日益“脆弱”;而中国读者的不幸,又在于所有这些说法都像是似曾相识。因此要真正理解西方人眼中的《哈姆雷特》,必须首先将那些只言片语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之中,否则任何引用或者借鉴都会似是而非。

   在上述过程中还应当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始终是黑格尔美学理论的主要实证。而通过18世纪晚期的上述论说,我们甚至会感到黑格尔的“丰富性”(variety)、“一致性”(consistency)等概念模型,或许就是以此为背景。黑格尔在关于“冲突”的讨论中特别提到《哈姆雷特》、《奥塞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多部莎士比亚的作品,虽未作详细的解说,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黑格尔的描述中感受哈姆雷特所面对的道德悖论:“……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黑格尔286)

   至浪漫主义时代,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 W. Schlegel)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年)又提出:是哈姆雷特的思辨倾向使他无法行动。这一观点可能影响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④,使其不再强调哈姆雷特的敏感,却突出其“智性的力量”(intellectual power)。柯尔律治认为:在“对外在对象的关注”和“对内在观念的沉思”之间,通常会达成一种平衡,但是哈姆雷特却没有这种平衡,只有“强烈非凡的智性活动”以及“对真实行动的厌恶”。所以他看到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哈姆雷特,一个“存在于‘生存还是毁灭’之独白中的哈姆雷特”;“他那永无终结的思辨和犹豫,导致了他对行为的逃避”(Wofford 186)。柯尔律治与施莱格尔的不同,在于他通过这一“思”的性质,提炼出一种关联于整个阅读过程的积极因素,即: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读者也带入这种“智性活动”;“你感到他是个诗人,是因为他已经使你暂时成了诗人,成了一个积极的、富于创造性的人”(转引自霍克斯88)。后来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对哈姆雷特的描述,也有与柯尔律治相近之处;不过他更多地是从读者的想象性参与转向理想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哈姆雷特“将他自己的烦恼转移给了整个人类”,“其所言所想如同我们自己的一样,我们就是哈姆雷特”。在赫兹里特以后,苏姗•伍福德认为19世纪的哈姆雷特越来越“带有浪漫派的性格,反叛政治法律制度,与堕落的社会格格不入”(Wofford 187)。

   20世纪到来之前,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从后世的观点看,真正成系统的研究应当是始于布拉德雷(A. C. Bradley)。布拉德雷的名著《莎士比亚的悲剧》出版于1904年,其中有专章谈及哈姆雷特。他的基本命题,是要“从剧中重构哈姆雷特的敏感”。他提出:哈姆雷特的过度忧郁阻碍了他的行动,“这忧郁是一种疾病、而不是一种情绪,由此造成的病态,是哈姆雷特本人也没有完全理解的”。至于导致忧郁病的原因,布拉德雷认为是“突然发现母亲的真相所带来的道德震撼”(Wofford 188-189)。这样,布拉德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哈姆雷特”,在苏姗•伍福德看来“这与弗洛伊德只有一步之遥”(Wofford 189)。

   弗洛伊德是将《哈姆雷特》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用于他的心理分析。他对《哈姆雷特》极为推崇,据说在其正式出版的文字中共提及《哈姆雷特》20多次。从《梦的解析》(1900年)一书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对《哈姆雷特》的阅读,甚至成为其自我分析的一个核心事件。弗洛伊德关于《哈姆雷特》的最著名分析,本来见于1900年版《梦的解析》中的一个注脚,后来他把这移作正文。他以所谓的“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为焦点,发现文明的发展使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对“俄底浦斯情结”的表达大不相同:“在《俄底浦斯王》之中,(欲望)背后的童年幻想被带到明处,而且像它在梦中那样地实现。这在《哈姆雷特》之中却始终被压抑着,……我们只能依据这种压抑的结果,看到它的存在。……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就是无法向那个杀了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的人复仇,因为正是这个人展示了他自己被压抑的童年的幻想”(Wofford 190)。

   弗洛伊德和布拉德雷的批评,都是要还原或者理解《哈姆雷特》当中的潜在情感。而在他们看来,激发这种情感的并非父亲之死,却是“恋母情结”。乃至弗洛伊德的论文《悲伤与忧郁》,被认为是“将哈姆雷特视为一种原型的忧郁”(the archetypal melancholy)(Wofford 191)。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追随这一思路,于1910年发表《俄底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奥秘的一种解释》,1923年又发表《对〈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研究》,最终是在1949年出版《俄底浦斯与哈姆雷特》一书。由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经典电影《哈姆雷特》(1947年),明显受到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据说还特别挑选了一位27岁的女演员为40岁的奥利弗扮演母亲,以烘托“恋母”的气氛(Wofford 192-193)。

   1919年,诗人艾略特也曾撰写了《哈姆雷特》一文,并以之作为“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的实例。他坚信:“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找‘客观对应物’;换言之,是寻找能够展示独特情感的一些对象、一种环境、一串事件”(Wofford 193)。在一定程度上,苏姗•伍福德认为艾略特“促使批评离开了对心理因素的过分强调”;但是按照她的分析,“对艾略特来说,《哈姆雷特》是一个美学上的失败,因为其中并没有为哈姆雷特的情感提供充分的客观对应物”(Wofford 193)。她引用杰奎琳•罗丝(Jacqueline Ross)“哈姆雷特:文学中的《蒙娜•丽莎》”(1986年)一文对艾略特的批评:“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逻辑”,使他“不恰当地”认为哈姆雷特母亲的形象“在心理上不够坏、从而在美学上不够好”。言外之意,如果哈姆雷特的母亲“有更明显的性堕落或者罪恶(比如参与谋杀)”,哈姆雷特的情感才能得到足够的“客观对应物”。后来则有人考证说:哈姆雷特的母亲早在在谋杀之前就与克劳狄斯通奸,所以哈姆雷特的激烈反映是可以理解的,这部戏也是成功的等等(Wofford 193-194)。

   另外在1935年还有过一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即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的《莎士比亚的比喻》⑤。她发现《哈姆雷特》一剧最突出的隐喻是同死亡和腐烂有关,认为这绝不仅仅关系到哈姆雷特个人,而是象征着整个丹麦身患疾病、正在腐烂。斯珀津的语义分析,又一次标志了特定时代对《哈姆雷特》的不同兴趣和独特视角,同时可能也正是通过这种实证的方式,使莎士比亚及《哈姆雷特》的意义空间进一步转向当代人对历史语境的回溯,转向当代人关于“历史”和“语言”两大神话的探究。因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字最终也加入到“莎士比亚批评”的行列之中,他甚至相信莎士比亚戏剧所表现的正是他“想要探讨的东西”,正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史的……家喻户晓、无尽流通的偶像……”(德里达304)

   二、读解《哈姆雷特》的当代模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莎士比亚   批评史   哈姆雷特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外国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086.html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06年6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