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方云 潘先利:论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柏拉图宇宙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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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云   潘先利  
同时也意味着向神靠近,在德性的引领下不断升华,饱受肉欲吸引的人类灵魂也随之转向,从而书写一个从爱“人”到爱“神”的诗歌经典母题。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能够经久不衰的深层次原因——它有机地融合了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两大传统,实现了匀称工整的文学形式和深邃厚重的内容主题的高度统一。

   2.4 理智

   与此同时,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神圣的理智和粗俗的欲望两个不同的部分。理智是“人们用来进行思考和推理的”,而欲望则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等欲望之骚动的非理性部分”(柏拉图,2003:418)。普罗提诺也认为,人的低级部分是存在的,也像以感性知觉为特点的存在物一样生活,容易屈服于生产的欲望和“对美食的贪婪”,而降到生长力的层次。“然而灵魂一旦离开身体就成为它自己之所是,就是它最真挚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脱离下界……而要上升到可理知世界,上升到理智和神”(普罗提诺,2004:98)。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人类灵魂才被赋予宇宙的中心地位。对于费奇诺而言,灵魂虽然也是连接知性世界和世俗世界的纽带,但它是上帝所造万物的中项,具有形而上的理据和尊严(Kristeller,1964)。和费奇诺一样,皮科也赋予人类灵魂以崇高的地位,但皮科并未在宇宙等级体系中给人指定一个固定的特权地位,而是使人完全脱离这一谱系,成为第四个世界,从而把人置于更为明显的神学的关系域之中(Kristeller,1961)。

   莎士比亚是英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中心论”推向极致。《哈姆雷特》中的两段台词就表达了时代的两大特征:对理性解放的呼唤,对万物之灵的颂扬(Lee,1915)。在丹麦的原野上,哈姆雷特自言自语:

   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莎士比亚,第4卷,1994:379)。

   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吃吃睡睡、无所事事是低等动物的行为,按照柏拉图的话说,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等欲望之骚动的非理性部分”(柏拉图,2003:418),应该给予贬低和拒斥的。但上帝所赐予人类的灵魂中具有理性的成分,即“灵明的理智”,我们要充分加以利用。哈姆雷特意欲铲除奸恶,伸张正义,而柏拉图主张灵魂的最终目的是脱离俗世,上升到可理知世界,两者相去甚远,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现实上看,正义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必备的德性之一,属于可见世界里的“最高一类善,正义的后果及正义本身都是可取的”(柏拉图,2003:324)。从形而上的层面讲,至善或“善的型乃是可知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一切正义的、美好的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在可知世界里就是真理和理性的真正源泉”(柏拉图,2003:514)。所以柏拉图也主张正义,把它当作行为非常重要的指向,与哈姆雷特的思想旨归没有根本的区别。

   在同一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将人类从虚幻的现世拯救出来,拔升到柏拉图式的神界高度。哈姆雷特宣称: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莎士比亚,第5卷,1994:327)

   在哈姆雷特的理想国中,“泥土塑成的生命”由于受到物欲的困扰而不能让他产生兴趣,但拥有了理性的人类会产生巨大的人格魅力,展示出优雅的外表和德性的光辉,从而有别于其他的下界造物,成为“万物的灵长”,上升到柏拉图所向往的天使甚至天神的高度。但哈姆雷特肩上担负了太多人类的忧伤和苦难,他被迫在行动和静默、疯狂和理智之间不停摇摆,时时质疑人的善恶二重属性和人的生存方式以及悲剧本质,所以哈姆雷特虽然具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赋予欧洲人的理性精神,但在感性日益泛滥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理性革命并不彻底。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完成了自己一直向往的理性诉求,建构了理想人格的典型代表——普洛斯彼罗。普洛斯彼罗不仅仅是异教仪式中的导师或洗礼的牧师,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普洛斯彼罗是具有原型意义的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如果凯利班是撒旦的话,他无疑是上帝的化身(Still,1921)。普洛斯彼罗的神性不仅仅来自于呼风唤雨的魔法和对尘世随心所欲的掌控,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在面临昔日仇人时,他对爱丽儿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的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去把他们释放了吧,爱丽儿”(莎士比亚,第1卷,1994:74)。像柏拉图倡导的一样,普洛斯彼罗摒弃了灵魂中的盲从和仇恨,转而听从“更高尚的理性”,因为他深知,“入云的楼阁、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莎士比亚,第1卷,1994:68)。此时的普洛斯彼罗已经褪去了心灵深处的杂质,摒弃了虚幻影像的感官世界,在理性的引导下,向上飞升,去接近神的智慧与美德,最终在静心无欲的沉思中得以洞见真知,达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所向往的迷狂之境,莎士比亚和柏拉图也借此有机地融为一体。

   3.结语

   综上所述,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野心、仇恨和权利等既是现实世界的经验表达,也是永恒和真理的影子,而爱,不但是对感官肉欲的渴望,更是对美和理性的追求和向往,但世俗的爱和美绝不是莎士比亚理想灵魂的终极目标,所以靠着理智的力量,灵魂除去了虚幻的非理性情感之后向上飞升,去寻找永恒的真实和存在,而这,恰好是柏拉图式的灵魂上升之旅,影子、爱、美和理智也正好组成了影响深远的柏拉图宇宙图景。这不是艺术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柏拉图的理念与影子之说看似从二元论的视角为宇宙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参照系,但柏拉图秉承了古希腊“一”与“多”的传统,试图说明诸神造物是最高存在“一”的影子或“分有”,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等级分明的体系之中(Hare,2001:12)。这种秩序井然的宇宙论,与无所不在的基督教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是一股不可忽略的知性力量,影响了托马斯•莫尔、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几代杰出的英国作家。换言之,即便莎著中对柏拉图几乎只字未提,但柏拉图哲学却无处不在,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植根其间,并与之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知性传统,不断被阐释和重塑。

   注释:

   ①在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中,一次也没有提及柏拉图,但涉及苏格拉底一次。在《驯悍记》第1幕第2场中,当彼特鲁乔希望霍坦西奥给他介绍一位有钱的女朋友时提及苏格拉底。朱生豪使用意译的方法省约了苏格拉底的名字,但梁实秋的译本在这一点上则相对忠实:“……尽管她丑如佛劳伦舍斯的爱人,老得像西比尔,凶悍得和苏格拉底的赞提庇一般,甚至更坏一些,她也不能使我难过……”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比如本•琼森,曾直接谈及过柏拉图。在《福尔蓬奈》第3幕第2场中,坡里里克的未婚妻去拜访装病的福尔蓬奈时,后者运用过柏拉图的话。“古代知识渊博的诗人,比如柏拉图曾说,女性最优雅的品质就是沉默”(Greenblatt,1997:155-56;莎士比亚,第2卷,1994:225;莎士比亚,1995:490;Jonson,1895:141)。

   ②即便在英美莎评界,柏拉图主义也是一个研究冷门,文献显示,二十世纪以来,只在六十年代出版了《莎士比亚和柏拉图之美》以及《心灵的景观:塔索〈阿明达〉和莎翁早期戏剧中的田园主义和柏拉图理论》两部专著。在中国的莎学界,只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没有相关的专著问世(Cody,1969;Vyvyan,1961;张耀平,2005)。

   ③对于普罗提诺而言,至美是第一层次的,它是久远之前就在那里,以唤醒某种内在的渴望,即使在睡梦中的人也能感知。但美的挚爱后于至善,是第二层次的,并且只有“那些有意识的人才能感受的到的”,即美只属于拥有美的人。“在高级世界里,至善并不需要美,而美则需要至善”(普罗提诺,2004:223-224)。

  

  

  

   【参考文献】        

   [1]Cody, R. 1969. The Landscape of the Mind: Pastoralism and Platonic Theory in Tasso's Aminta and Shakespeare's Early Comedie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2]Collins, J. 1904. Studies in Shakespeare[M]. New York: Dutton.

   [3]Egan, G. 2005. Platonism and Bathos in Shakespeare and other early modern drama[A]. In Holmes, J. & A. Streete.(eds.). Refiguring Mimesis: Representation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C]. Hatfield: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4]Greenblatt, S.(ed.). 1997.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C].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5]Hare, R. 1983. Plat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Jonson, B. 1895. Plays and Poems[C]. Parker, R.(ed.). London: Nick Hern Books.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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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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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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