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楠:论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2: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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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楠  
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民族精神和士气大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轫于14世纪意大利以及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光运动,到16世纪中叶之后,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盛、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终于在英国掀起了高潮,出现了斯宾塞、锡德尼、马洛、培根等一大批人文主义作家。他们继承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高举反封建反教会的大旗,主张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鼓吹理性、仁慈、平等,力倡摆脱封建专制的枷锁。莎士比亚身居此社会和时代,无不受到鼓舞和浸染。他的喜剧创作也受到了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更注重现实题材的挖掘,他以歌颂新人新事为主,突出爱情和友谊的主题,散发着浓厚的抒情气氛。他强调新的生产关系不仅改变着男性的世界观,而且也促进女性观念的转变,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觉醒,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他赞同男女平等的口号。封建专制的不合理性使女性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女性一旦觉醒,就成为了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女性在他的喜剧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女性的情感世界、人格追求和学识品德就成为了他高歌礼赞的重要内容。他用大量的活生生的故事证明了女性的了不起。他眼中的世界完美和谐,他心底的喜悦溢于言表,于是他对社会的矛盾和斗争,采取了和解的方式。因而他的喜剧也就有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

   莎士比亚第二个时期(1601年~1608年)的悲剧创作也是和社会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已近尾声,英国社会政治生活急剧转变,一方面,王权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破裂,另一方面,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了人民的日益贫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一切使莎士比亚感到震惊,现实的黑暗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的理想与现实严重脱榫。他渐渐认识到,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社会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加深,社会的道德不是提高而是普遍下降,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悲剧产生,如权力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金钱悲剧等。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已经形成。他立意要“反映人生”,要让戏剧成为“时代的缩影”,“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这自然成为了指导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动力。于是,他由早期对人文主义者颂扬的喜剧创作转到对人性丑恶者谴责的悲剧创作。世风日下的环境不仅男人变坏,而且女性也深受其害。莎氏描绘她们对情欲的迷恋,对权势的追求,对人性的践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也有一部分女性仍保存着善良的本性,她们为了争取爱情的自主和政治的自由,争取道德和人格的尊严,同邪恶斗争,终因涉世不深,经验不足,势单力薄,成了邪恶情欲和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莎氏悲剧中的女性向二个极端的变化,是他密切观察社会的结果。

   莎氏第三个时期(1609年~1613年)的传奇剧创作,同样与社会休戚相关。在王权政治进一步反动的形势下,在丑恶的现实社会中,他冷静地探索社会的出路,他没有想到推翻专制暴政才是解决社会贫困和黑暗的根源。他受时代、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他只得化理想为幻想,希望凭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来避免屠杀、流血。另一方面,由于詹姆斯一世加紧了对戏剧的控制,制订了戏剧的法则,出现了带有贵族化的新的戏剧潮流。在这种潮流制约之下的戏剧内容肤浅,故事荒诞,情节离奇。莎士比亚显而易见地受了影响,这就促成了他戏剧风格的变化。第一,故事情节荒诞离奇,故事要么发生在远古、荒岛,要么发生在神秘的山洞,或人神共居。第二,戏剧的矛盾通过良心与宽恕来和解,男人开头犯错误,到结局时,总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第三,女性仍保持其温柔贤淑和意志坚强,她们与男人斗争,其中不乏险象丛生,但一旦男子揪心忏悔,她们便妥协谅解。情节在发展之中充满浓厚的悲剧气氛,可高潮之后,情调陡转,浓罩快乐的大团圆氛围。这使得莎氏的戏剧既有悲剧的调子,又具早期喜剧的色彩,既有现实的成分,又有虚构幻想的因素。难怪不少评论家在文章中提及莎氏晚期剧作与早期剧作十分相似。对此,我们毫不奇怪。因为在早期他认为其人文主义理想得到了部分实现,情调上,其乐融融;进入中期,社会的污浊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揭发罪恶,戏剧充满愤世嫉俗之情;到晚期,他没有放弃人文主义理想,探索治病的良方,求诸于人性的宽恕。于是便有了传奇剧承前承中的内容,又有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处方。女性具有早期女性的性格特征,同时保留了中期悲剧女性的斗争环境,所不同的是没有中期悲剧女角的悲惨结局,而是回归早期的道路:“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所以,莎氏晚期的传奇剧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始终没有离开人文主义思想的主流。

   综上所述,导致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不断变化的原因,是其世界观的变化而其世界观的变化、文学观念的成熟,社会环境是直接的诱因。没有莎氏的时代和他本人的积极探索,他要想创作出丰富生动、独具个性的女性形象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可见,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熟悉与观察是何等重要,一个作家的正确世界观在创作中其意义何等重大,这两者必将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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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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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陵学刊》(常德)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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