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贞元十九年十二月，韩愈由监察御史任遽贬阳山县令。其贬官之由，新、旧《唐书•韩愈传》均谓因上疏论宫市事。《旧唐书•韩愈传》云：“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①《新唐书•韩愈传》则谓：“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②两《唐书》虽为正史，然所说多未能为人所信，盖韩愈所亲近之同时人并不如此说。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谓“擢为御史，（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③同人《韩文公墓志铭》亦谓“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④皇甫湜将被贬归之于上疏言天旱人饥，为“专政者”所恶，所言原因与两《唐书》本传不同。又因所谓专政者为谁也未点明，故后人对于韩愈为何被贬，以及“恶之”者为谁，均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北宋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记此事云：“（贞元）十九年迁监察御史。是年京师旱，民饥，诏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与同列张署、李方叔上疏言状，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其下小注云：“所谓幸臣，盖李实也。实时尹京。据实本传，二十年关辅饥，实方务聚歙云。而《新唐书》乃云上书论宫市被斥，与此不合。”⑤程俱否定论宫市被贬之说，而将被贬归因于上疏论天旱人饥事，并将幸臣落实为李实。这与皇甫湜之说同而又进一步把皇甫湜所未点明的专政者坐实为李实。李实时任京兆尹，于当年不恤百姓旱荒年饥之苦而大肆刻剥，但为德宗所宠信，势焰熏天，故程俱之说颇为后人所信从，但仍有其他不太相同的议论。
这主要有以下两家之说。宋洪兴祖《韩子年谱》除了赞同上疏论天旱人饥、为幸臣李实所馋而贬之说外，尚补充谓“史云：‘公上章数千言，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寄三翰林》诗云：‘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侧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又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宗元、禹锡与公同为御史，刘、柳方进用，则公被绌宜矣。《岳阳楼别窦司直》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滂。’《永贞行》云：‘吾尝同僚情可胜。’皆谓刘、柳也。”⑥洪兴祖已将韩愈被贬原因归之于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并为李实和柳宗元、刘禹锡所谗而遭贬。稍后的宋人方崧卿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公阳山之贬，《寄赠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皇甫持正从公游者，不应公尝疏宫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学士》诗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韦执谊以恩幸，时时召见问外事。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买疏谏他事，得召见，与正买相善者数人，皆往贺之。王叔文、韦执谊疑其言己朋党事，诬以朋讌，尽谴斥之。意公之出，有类此也，故公《寄三学士》诗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耡耰。’盖是时叔文之党尚炽也。又《忆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王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谓公之被绌，坐论宫市与旱饥，两事兼而言之，而又不考韦王始末，故为申及之。”⑦
上所述乃唐宋人对韩愈贬阳山原因的主要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1.因论宫市触怒德宗被贬；2.上疏论天旱人饥，遭幸臣、专政者所谗所恶被贬；3.因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而贬，谗者为李实和刘、柳；4.因上疏论关中旱饥，遭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而贬。以上四种看法中的无论哪一种，均难得到后人一致的赞同，其中第1、3两种多为人们所不信；第2、4两种均认为导因为上疏论天旱人饥，这最为多人所认同，但在具体为何人所谗所排上则又有不同的看法。至今对于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尚多有异说，难有定论。那么，此事究竟如何呢？笔者比较赞同方崧卿的看法，惜其所说尚欠周全具体，故本文即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联系韩愈贬阳山之前的作为，结合当时的有关政治情势，加以补充分析，提出新的思路。
二
韩愈不是因论宫市而是因上疏论关中天旱人饥而遭贬的看法，前人多有论之。皇甫湜和李翱是现可见对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发表看法的韩愈所亲近的人，他们的意见自然最值得重视。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⑧李翱所说较为含糊，但不与皇甫湜之说矛盾，可能因他有所避讳而不具体揭出，仅笼统言之而已。皇甫湜所作乃私人化的神道碑和墓志铭，而这两种文献是要传之久远，为后人了解死者的具体事迹而撰写的，故所载较为明白具体可信。特别是其《韩文公墓志铭》所记“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之说尤值得注意，此处将韩愈三次贬谪的原因分别归之于疏陈、治事与廷议不随。如结合韩愈这三次之贬，其所说原因是相符的。据李翱《韩公行状》，韩愈第二次由职方员外郎贬国子博士乃因在处理华阴县令柳涧犯赃事上，韩愈干预不当，坐遭贬；第三次由中书舍人改为太子右庶子，乃是因论用兵事“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⑨。可见《韩文公墓志铭》将后两次的贬因记为因“治事，廷议不随”是符合史实的，那么贬阳山的“疏陈”之因当也与史不违。而这“疏陈”事，即他在《韩文公神道碑》所记的上疏论天旱人饥事。以此可见皇甫湜在墓志铭和神道碑所说是一致的。李翱和皇甫湜均是韩愈之至交，且互为文友，在他们为韩愈撰写上述三篇文章时，彼此之文应是互相知晓的，也可以说文中关于韩愈主要生平的记载，两人当是互为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他们在韩愈贬阳山原因上的看法应是一致的。
皇甫湜之说之所以为一些人所不信，原因在于这与韩愈的某些说法有违。其《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谓弹射，斥逐恣欺诳。”⑩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有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畒少所收，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舍，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11)韩愈在两诗中追究其遭贬之由，对因上疏论天旱人饥以及怀疑刘、柳之泄语言以招来谗谤最后均加以否定，此时（永贞元年秋）他可谓对其因什么具体原因遭贬茫然无识，只是认为他遭人谗毁致贬。韩愈既然否定了上疏论天旱人饥事遭贬，则后人也就有因此而不认同皇甫湜之说的了。
但是，韩愈永贞元年秋的这一否定，并不一定准确可靠，还得细究。从大道理来说，贞元十九年的天旱人饥乃是连唐德宗都知道的事实，且有《免京畿积欠诏》(12)，韩愈也有天子恻然、司空叹绸缪之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韩愈此时上疏论天旱人饥当无罪可罚，因此他此时不认为因上疏事遭贬。但是，此次遭贬又非韩愈一人，同贬的还有张署、李方叔二人，故韩愈《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谓张署“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13)。三人均为监察御史而共同署名上疏者，如非因与上疏事有关，则何以三人同时被贬？可见，被贬事乃多少与上疏有关。而这一点永贞元年秋韩愈在朝外时还没认识到，只是明确地将被贬归之于“为幸臣所谗”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元和二年韩愈回朝中为国子博士后，其于《释言》中云：“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14)可见此时韩愈对于被贬原因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从不承认有“罪”的“此祸最无妄”、“汗漫不省识”，到已承认自己“得罪德宗朝”，说明他除了明白自己为人所谗外，还能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确有“得罪德宗朝”之言行。韩愈这一认识上的改变，是我们辨明韩愈贬阳山原因的关键之处。
那么韩愈到底得罪德宗什么？这韩愈没有明说，但细究典籍，还是可以得知一二。韩愈作于元和十二年的《祭河南张员外文》乃祭同贬的张署，其中写到此次被贬事云：“贞元十九年，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跱。……余戆而狂，年未三纪；乘气加人，无挟自恃。”(15)此处自我检讨的性格言行缺点，足以提供我们寻绎当年韩愈的“得罪”之举。那么仅从《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韩愈哪些话可能会得罪人呢？此《状》中描写当时饥荒惨状云：“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16)这些话在韩愈上疏时看来自是实话，不以为罪，但须知德宗晚年已非明察事理、善于纳谏的贤君，而常为谗人所左右。韩愈的《顺宗实录卷第四》即载忠臣陆贽为奸臣裴延龄“谤毁百端”，“由是天子益信延龄而不直贽，竟罢贽相，以为太子宾客，而黜张滂李充等权。言事者皆言其屈。”后又因春旱，德宗数猎苑中，延龄疏言：“贽等失权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爱惜，不肯给诸军。军中人无所食，其事奈何？’以摇动群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德宗又猎苑中，会神策军人跪马前云：“度支不给马草。”德宗忆延龄前言，即回马而归，由是贬贽为忠州别驾，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贽不可测，赖阳城等救乃止。故韩愈在此文中即谓“德宗在位久，益自揽持机柄，亲治细事，失君人大体”(17)。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韩愈的这些话在“幸臣”的挑动下，不要说已能得罪皆所未言饥荒惨状的“群臣”，引起“幸臣”的嫉恨，就把唐德宗也当然得罪了，因为在德宗的眼皮下，竟会出现如此饥荒惨状，而这些又竟是“陛下之所未知者也”，皇帝岂不是昏庸之至！仅这些“戆而狂”、“乘气加人”的口无遮拦的话头，已足于招来被贬的横祸，更何况还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其他罪过呢！以此看来，韩愈元和二年所认识到的“得罪德宗”之举至少当与此有关。故皇甫湜所说的因上疏言天旱人饥被贬，并非无根之说，起码上疏乃是被贬的明显的导因，可惜韩愈当时并不明白这“口无遮拦”的“得罪”之举，乃要到后来才明白。
三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史载：“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18)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19)，这虽有高标格的人品优点，但在政争激烈、罗织之风扇炽、谗谤公行的官场上，优点有时也适足以招来横祸。由此来看韩愈被贬阳山之前的言行，其可能被“幸臣”们作为进“谗”话柄的言行还不止上述，如果“幸臣”们有意罗织起来，那么恐怕以下的言行也在罗织“谗谤”之列。
贞元十九年，由于自正月至七月不雨，“秋七月戊午，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20)。此时韩愈有《论今年权停举选状》。《状》中韩愈认为京师人口不啻百万，而举者不过五七千人，“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窃以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于食未有所费”。他认为：“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二则人士失业。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今缘旱而停举选，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21)这样的说辞虽在韩愈并没有恶意，实在是出于公忠体国之心，但语言的表达方式并不高明得体。如果再从罗织的角度看，它肯定会授人以口实。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因韩愈的上疏而取消罢举选，这说明时议以为罢举选是合时宜的举措，韩愈的谏议是不合时宜的，这也可以说是他“拙于世务”之一例。更糟糕的是，韩愈上疏中的某些不得体的话，不免给别人留下进行挑刺的话头。谗者可能会这样罗织说：韩愈毁谤陛下停举选之决策，诅咒说停举选不仅使得“远近惊惶”、“人士失业”，而且今年春以来的旱灾是因天下士子失职而招致的，陛下不听韩愈劝告，坚持罢今年的举选，又进一步“使人失职而召灾”，以致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民怨沸腾！陛下，韩愈竟是如此的狂妄！
又不止于此，此疏中尚有容易得罪人之言：“臣又闻君者阳也，臣者阴也，独阳为旱，独阴为水。今者陛下圣明在上，虽尧舜无以加之；而群臣之贤，不及于古，又不能尽心于国，与陛下同心，助陛下为理：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清闲之余，时赐召问，必能辅宣王化，销殄旱灾。”(22)这样的言辞岂不全盘否定了朝中重臣？说他们“不能尽心于国”，不能“与陛下同心”，认为他们不是“纯信之士，骨鲠之臣”，不能“忧国如家，忘身奉上”等等。韩愈如此的说法，真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得很，但这在尔虞我诈、谗诼纷起的唐德宗末年的朝廷中，适足以招来嫉恨。因此，韩愈若不被人所攻击谗毁，那才是咄咄怪事。
韩愈的授人以攻击谗谤口实的言行当然不止如上所例举，其中不载于文献的那些口实应该还有一些。其“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的诗句，其实已向我们表明韩愈在与刘、柳的交往中，确实讲了一些不宜为他人所知的悄悄话，而这些悄悄话肯定会成为冤仇攻击谗毁他的“炮弹”，否则他又何惧于刘柳将这些语言泄漏出去，传到冤仇耳中呢？刘、柳是韩愈的好友，所以韩愈对他们说了某些不好公开的话。尽管刘、柳不会泄漏出去，不过以韩愈的性格，他讲的不太得体、容易得罪人的话应不止于仅对刘、柳说，因此他所说的传于他人耳中的授人以口实的话头应该还有，而且有些韩愈可能还不觉得会得罪人呢！
从以上所举，我们不难明白，韩愈在包括他的天旱人饥疏在内的言语中，并非连一点“罪”的把柄也没有。他永贞元年的否认上疏之因，这只是说明他当时尚未认识到。但到了元和二年，他已承认有“得罪德宗朝”之处。因此，可以说，韩愈贬阳山虽不仅仅是因上天旱人饥疏之故，但导因于此疏是符合史实的，皇甫湜这样记载是可信的。
四
不过，韩愈之贬阳山虽与他疏中的某些“得罪”德宗的话有关，但细绎其过程却也不是因上天旱人饥疏立刻直接触怒德宗而致，上疏中的某些不得体的话头起初并没有触怒德宗，只是后来才起了变化。韩愈是这样叙述他上疏后所发生的反馈的：“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舍，乃反迁炎州。”这就是说，当他刚上疏后，德宗和司空（指杜佑）的态度是同情民间的苦情，赞同韩愈的意见的。但没想到后来骤变于一时，韩愈反而突遭贬斥。
这一骤变的原因何在？让我们看看当事人及其友人是如何说的。韩愈的看法如上所引述。另外他在由阳山量移江陵的永贞元年，认为遭贬是因冤仇所谗，是“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其后来于元和十二年作的《祭河南张员外文》也说“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23)。《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也说张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24)。可见韩愈自始至终均认为贬阳山还由于幸臣畏其“弹射”，故进谗言所致。李翱在《韩公行状》中谓：“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25)；皇甫湜《韩愈神道碑》亦云：“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26)。李翱和皇甫湜的看法实际上仍与韩愈相同，乃为人所恶所谗而贬阳山令。
上述当事人以及其亲密友人的看法并不是一时的不明真相的猜测之言，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体验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其所说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上面我们已分析过韩愈在上天旱人饥状以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可能触犯德宗和得罪群臣，授人以进谗言的诸多言行话柄，因此“幸臣”、“专政者”恶之，从而使韩愈遭贬的所谓韩愈的“罪”状是确实存在的，只要有幸臣进谗，则韩愈就难逃脱被贬的厄运。
当时的朝廷状况是政争激烈，罗织之风扇炽，谗谤公行。《旧唐书•白居易传》即记载，元和十年，白居易因盗杀宰相武元衡，上疏请捕贼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者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27)。白居易因上疏受谗遭贬，故他后来在《与杨虞卿书》中激愤地提起当时被谤的险恶情况：“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28)韩愈所处的朝廷风气是与陆贽、白居易相近的，他的性格也与其时的白居易相仿佛，故他的受人谗谤是完全可能，并不奇怪。事实上韩愈也确实多有因言被谗蒙祸之事。他的作于永贞元年的《五箴•言箴》云：“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29)可见韩愈因言得祸，教训殊深，故作《言箴》以自戒。韩愈尽管早有此《言箴》自戒，后来又有《择言解》以自警，认为：“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30)但终其一生，他并没有戒掉这一“发言真率”、“鲠言无所忌”的脾气，故屡屡因此而遭贬。
五
那么，在韩愈贬阳山一事中，究竟是谁进的谗言呢？笔者认为，进谗言的可能不仅一人，也可能不仅仅是韦执谊等人（不含刘、柳），但韦执谊是最为可能的一人。
对于韦执谊、王叔文谗毁韩愈事，严虞惇早就有否定之言：“其实公之得罪，为李实所谗，非伾、叔文也。伾、叔文得政，不荐引公，而仅量移江陵，故公深恨之，痛加诋訾，并迁怒于刘、柳诸公耳。公之贬阳山以贞元十九年，而顺宗即位，王伾、叔文用事，在贞元二十一年，何以得贬阳山为伾、叔文罪也！”(31)同此说者尚伙，但却有值得商榷之处。
尽管韦执谊与二王等人专权乃在韩愈贬后的顺宗时，但韦执谊人品“便敏侧媚”，其被德宗所宠及与王叔文亲密、进谗排陷人之事却早在贞元十九年冬韩愈被贬之前，此有两《唐书•韦执谊传》的记载可证：“年踰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宠相埒，出入备顾问。帝诞日，皇太子献画浮屠象，帝使执谊赞之，太子赐以帛，诏执谊到东宫谢太子，卒见无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执谊由是与叔文善。”(32)又载：“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德宗时，召入禁中。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33)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韦执谊早在德宗贞元元年即自左拾遗充翰林学士(34)，因此他早就得宠于德宗。既然其为人“便敏侧媚”，又密结王叔文等人，于贞元十九年谗逐张正一、韦成季等，因此他在同年也有能力谗逐韩愈等人。
那么，韦执谊等人为何要谗逐韩愈等人呢？据史载，王叔文“诡谲多计”(35)，“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36)可见王叔文乃是颇有心计之人，并早有如何用人、去人之思。而且他也不免白衣秀士之心胸，于专权后“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37)既能诱人附己，也会排斥异己：“初，叔文党数人，贞元末，已为御史在台。至元衡为中丞，薄其人，待之卤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为之动。叔文怒”，故以“武元衡为左庶子”(38)。据此可见，王叔文等人是颇为重视御史台“风宪”一职的，如非附己者，则必排斥之，并清除出御史台。他们为何如此看重御史台官呢？原因即在于其“风宪”、“弹射”职责。《通典》记唐监察御史职责为“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监察御史职知朝堂正门，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39)；《旧唐书•职官三》亦载：“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40)。可见监察御史乃朝中秉“风宪”、“弹射”重任之要职。而恰巧韩愈等三人均任此职，此三人如不附己，则王、韦等人是会想办法将其除掉的。
从上所述，我们知道韩愈的那些口无遮拦的话是会得罪德宗，也会得罪韦、王等人的。而且，韩愈怀疑因刘、柳泄言而遭贬，而从韩愈作于贬阳山后的诗歌以及他后来对韦、王等人的厌恶上，可以知道他一直认为进谗者是韦、王等人。这又恰可表明韩愈贬前肯定说了一些厌恶、不利于韦、王的话，因此他们对韩愈也不会有好感，将其视为不附己者而欲排斥之。那么，为何张署、李方叔也一同被贬呢？原因在于张署也是不附韦、王之人。韩愈在祭张署文中叙述他们三人被幸臣所谗而贬时说：“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41)可见张署也如同韩愈一样性刚而“鲠言无所忌”，故幸臣忌惮，进谗言而排斥之。李方叔应也如此，且又同在御史任上，同具名上疏，故三人一起遭谗被贬。
现在我们知道，在韩愈被贬前，王叔文虽还未专权，但王叔文已“密结韦执谊”(42)等人，而韦执谊又得宠于德宗。王、韦结为同党，党同伐异，王叔文所欲排斥之人，也正是韦执谊所恶者，正可通过韦执谊之进谗言于德宗而排斥之。由此可见，尽管韩愈贬阳山可能并不仅由于韦、王之谗所致，但韦执谊在韩愈等三人被贬一事上应是主要用力者。
注释：
①(18)(20)(27)(33)(36)(40)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5-4196、4195、398、4344-4345、3732-3733、3734、1863页。②(19)(3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5、5255、5123页。③④(12)(26)《全唐文》卷687、687、卷53、卷6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18、3119、249、3118页。⑤⑥⑦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第9-10、39-40、40-41页。⑧⑨(25)郝润华校点、胡大浚审定《李翱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84、83页。⑩(11)(31)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17、288、293页。(13)(14)(15)(16)(21)(22)(23)(24)(29)(30)(35)(37)(38)(41)(42)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0、69、312、588、587、587、312、460、57、679-680、696、697-698、703、312、721页。(17)《韩昌黎文集•外集•下卷》，第714-715页。(28)《白居易集》卷44，中华书局，1977年，第946-947页。(34)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27页。(39)杜佑：《通典》卷24，中华书局，1984年，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