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宪法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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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2、643页。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18]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1页。

   [19]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642页。

   [2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22]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2-454页。

   [23] 李锐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285、286页。

   [24] 有学者曾指出,精英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掌权前以及掌权后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为民众做一些好事,民众因此而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他们就开始以人民领袖自居,此后如果有人反对他们,他们就会“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他们“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

   茅于轼:“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2011-04-10,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1041033265.html)。

   [25] 当然与胡适这样的正统知识分子相比,他属于知识分子的边缘, 他更主要的身份是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不可否认他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

   [26] 王人博等著:《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3页。

   [2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28] 如我国人民代表实行的兼职制,应该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做了长期的摸索,但效果并不理想,将来人民代表的发展趋势是日益专业化而不是日益兼职化。

   [29] 认为出身于工人就能代表工人阶级,就一定会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似乎是出身论、血统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30] 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2/2196045.html),2013年1月15日访问。其中不是工人出身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同志”显然是指党的干部。他们能够成为中央委员,不是因为出身,而是因为有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在这里,阶级出身的重要性是让位于个人经历的。

   [31] 例外的是向忠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曾是造币厂工人,造船厂水手,但他只有初小文化,缺乏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还有在文革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文革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部(算是工人阶级),1973年因符合毛泽东“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定,有政治经验,坚定”等要求被选为接班人,1976年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隔离审查;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百度百科文库,辞条“向忠发”、“王洪文”(http://baike.baidu.com/view/55086.htm),2012年12月27日访问。

   [32]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327页。

   [34] 如,“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35]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228、229页。

   [36] 其实“有破坏行为的”不限于“富农分子”,也可能还有贫农分子,对贫农分子的“破坏行为”也“必须加以处罚”。但毛泽东曾指出这两种处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37]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38]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39] 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0] 详见马岭:《毛泽东的民主观》,《领导者》2013年特刊。

   [41] 《国号之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多出哪两个字》,2010年12月13日,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12/13/3473888_0.shtml?_from_ralated。

   [42]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人民用民主的方法,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1页。

   [43] 如我国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分别为2984、2979人,其中工人分别只有30人、96人,连农民也分别只有56人、66人,比例最高的是干部,分别为1240人、988人。工、农加起来的比例在第一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中分别为5.1%、11.1%、12.6%、51.6%、47.3%、16.6%、23%、20.6%、18.9%、18.5%。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220页。其中51.6%是文革时期的四届人大(1975年),47.3%是文革刚结束时的五届人大(1978年),这种高比例的工农代表其实只是一种装饰,并不能说明当时政权的基础就是工农联盟。事实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没有特别强调过在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的比例要达到或超过半数,他们似乎很明白工农代表在人大中以多数决的形式来优先维护工农的利益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44] 毛泽东在文革前对民主和专政的论述基本上可以视为全党的共识,但文革后毛泽东的大民主观以及与专政密切相关的阶级斗争理论则在党内遭到了强烈抵制。

   [4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46]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1页。

   [4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48] 即什么属于“乱”说“乱”动,其中“说”和“动”又有明显区别——前者基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后者属于“行为”,需要法律仔细加以区分和甑别。

   [49]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5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51] 可参看马岭:《军事权与警察权的区别》,《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5期。

   [52]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53]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页。

[54] 笔者认为,法律制裁和专政的区别在于,二者性质不同(一是法律行为,一是政治行为),对象不同(一是针对违法或犯罪的个人或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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