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宪法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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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 (进入专栏)  
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67]波兰、匈牙利的骚乱让他震惊,他第一次看到群众大规模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景象,他没想到共产党的统治会遭遇这样的反抗,并很容易联想到在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敌对势力,这些敌人是谁,其力量有多大?毛泽东当时对此很可能还是心中无数的,他难以相信他领导的党,过去从来都是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怎么可能会被人民反对?过去都是他发动群众斗别人(斗国民党、斗地主、斗资本家),群众总是和他站在一起的,现在难道群众会反对他?因此反右最初确实可能是一次“火力侦查”,“引蛇出洞”。但随后的鸣放使他感到事态严重,虽然他已料到会有一些意见出格,但批评的尖锐、人数的众多、性质的严重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68]如果57年的鸣放声音相对柔和,在他的容忍范围之内,那么后来就可能是一场真正的党内整风。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毛泽东看来那些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哪怕有几十万)绝对不是人民,而只能是人民的敌人,党的敌人,国家的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是完全必要的、必须的,在此,“敌人”的确定已经不是依据阶级成分,而是依据行为和态度。[69]

   1957年的鸣放使毛泽东、刘少奇都意识到了党群关系的危机,他们发现右派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那么多群众为什么会站在右派一边?仅仅是因为受蒙蔽吗?他们其实都明白党内的官僚主义是引起群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只是两人的对策完全不同,刘少奇是改良的思路,毛泽东是革命的思路。刘少奇认识到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要采取一些措施,“除了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以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为此,他提出了几种设想:“第一,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群众。……第二,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第三,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太大,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再就是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他还说,“瑞典的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70]相形之下毛泽东则激进的多,且越来越激进,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71]1963年9月,“毛泽东正式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1965年,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72]在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但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包括党内的民主程序)后,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73]“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74]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确实治国思路不同,施政纲领不同,这就是文革中宣扬的“两条路线”,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热衷于专政,残酷无情,一个是阶级斗争调和论,倡导改良,温和渐进。[75]

   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精英们乃至国家领导人有政见分歧是很正常的,他们可以就各自的政治主张进行公开辩论,让人民进行判断和选择。[76]即使在中国,在60年代早期,双方也还可以商议妥协,甚至明争暗斗,大体上维持和平共处,而不必大动干戈。毛泽东不惜发动文革来打倒一方,完全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人身权,这是完全反法治的。[77]当时社会上广为宣传的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尖锐犀利的批判,而刘少奇关于对权力进行制度约束的远见卓识则完全被封锁,选择性公布信息的结果是广大干部和群众误以为只有毛泽东才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则是维护官僚主义的,而不明白其实他们都反对官僚主义,分歧在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手段和措施不同,群众在这种偏听偏信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利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矛盾普遍存在,客观存在,“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78]党群矛盾、干群矛盾也是如此。作为政治领袖、执政党、政府,需要有容忍矛盾、化解矛盾、平息矛盾的能力和智慧,而不是夸大矛盾、激化矛盾、利用矛盾,以彻底消灭一方的铁腕手段来解决矛盾(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文革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试验是失败的,但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我们确实要克服官僚主义,但不能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方式;要发扬民主,但必须放弃专政。

  

   (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

  

   [1] 我国各种版本的宪法教材基本都有这样的表述,但这不是学界的发明,而是重复毛泽东的观点: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2] 1954年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3] 1954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4] 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 “两个凡是”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百度百科,词条“两个凡是”,(http://baike.baidu.com/view/67133.htm),2013年1月19日访问。

   [5] 从字面上看,《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关于“人民民主主义”、“人民民主国家”的提法与毛泽东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这种不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建国初期)受到一定的社会制约,还不能把毛泽东的表述畅通无阻地照搬到宪法中去。

   [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7]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8]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9] 刘山鹰:《立宪者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初探》,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发布时间:2011-1-12。应当提到的是,1982年宪法在改变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重提“人民民主专政”时,解释了一句“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实质上即”一般认为是指二者本质相同,如(1)领导力量都是工人阶级;(2)阶级基础都是工农联盟;(3)主要任务都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4)历史使命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同时还有形式上的差别——人民是几个阶级的联合,1982年宪法对个经济的肯定、1988年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肯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提升,都加强了“阶级共和”的特色。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的几次修正案“所展现出来的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再加上依法治国、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所确立的新的宪政观,构成了一部新的宪政设计。”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0] 1939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这两次相差十年的论述,三大法宝的顺序有所不同:1939年的表述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1949年的论述其顺序是党,军队,统一战线。

   [11] 刘山鹰:《立宪者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初探》,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发布时间:2011-1-12。

   [1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3] 有学者用“动态性”来概括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特点。详见褚宸舸:《从人民民主专政道人民民主宪政——宪政社会主义国体论的学说史研究》,载华炳啸主编:《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1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640页。

   [1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642页。

[1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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