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宪法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4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07: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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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党内的极少数精英、乃至领袖个人才是主人,才有权力实施专政(包括决定对谁专政、何时专政等)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深究细问下去令人不寒而栗。

   (三)对内专政与对外专政

   1957年毛泽东根据专政的作用将其分为两类,即对内专政和对外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53]

   在以上论述中,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对内作用是通过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的,政治手段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这类专政基本上是以运动方式实现的,如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其中“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是法律手段和政治手段的结合,是在政治运动中运用法律,使法律为政治运动服务(保驾护航)。而法律手段基本上是指刑事制裁,是针对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刑事犯罪,“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对刑事犯罪的法律制裁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将之视为专政,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掩饰其反动本质,而是因为法律制裁和专政确实有本质的区别,放弃专政不等于放弃法律制裁。[54]

   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对外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这是指一旦发生外国颠覆和侵略,国家就要反抗,要回击。但这种“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似乎很难说是“专政”,专政应该是对内的,对国外的颠覆活动和侵略可以抗议,可以断交,可以抵抗,可以动用军队反侵略,可以打人民战争,但这些都不是专政,因为它们不是发生在阶级和阶级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专政,如我们不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专政,也不能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三省的统治是日本对中国的专政(只能说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美国60年代侵略越南遭到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但不能说越南对美国的抵抗是对美国的专政,也不能说美国的侵略是对越南的专政,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存在谁对谁专政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会将这种国家的对外抵抗职能解释为专政,可能是因为他将专政理解为就是国家强力、国家暴力的运用,不论对谁、对内还是对外,对政治性犯罪还是非政治性犯罪,只要是用国家强制力进行打击,就是专政。

   (四)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  

   专政和敌人密切相关,专政的对象是敌人,因此敌人的确定是专政的前提,如果不清楚敌人是谁,就会不知对谁专政。但由于在理论上人民中的某些部分是明确的(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某些部分是不明确或不完全明确的,即总是在不断变化调整的(如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知识分子等),因此相应地“敌人”也就有了明确的敌人和不明确的敌人之分。明确的敌人如1949年时“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不明确的敌人如抗战时期的“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对此需要“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又联合又斗争”);当然还包括那些“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成革命的敌人”的知识分子。[55]如果说建国前敌我界限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对革命态度模糊的动摇分子、中间势力,有时是我们的朋友,有时是我们的敌人,那么在建国后相当一部分敌人指向了原来的自己人,人民内部的人,如反右中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部分党员干部,“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56]60年代毛泽东对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有了新的思考和判断,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明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敌人,70年代他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些原本属于人民、甚至是人民中精英群体的人,此时却急剧转变为人民的主要敌人。“敌人”的这种惊人变化,说明“人民”和“敌人”都是太富于弹性的概念,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相互转化,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实践中将敌人转化为朋友的情况很少,数量有限,将朋友转化为敌人的情况很多,且成千上万,建立在这样不稳定基础上的“专政”其恐怖性可想而知,文革中人人自危,以致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何时因何事就可能被列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从人民的队伍中被清理出去,成为专政对象。

   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敌人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伸缩,而且还表现在它即使在某个固定时期,也是含糊不清的,既包括敌我矛盾(如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反革命分子等),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如部分盗窃犯、诈骗犯等刑事犯罪),既包括个人(如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也包括阶级(如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既包括国内敌人(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国外敌人(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而如此宽泛的专政面其专政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则不明确,即专政的手段也具有不确定性,只知道要打击、制裁、镇压,具体到哪一类专政对象应采取哪种专政措施,则没有详细规范。我国的第一部《刑法》是在毛泽东去世(1976年)后的1979年才制定出来的,1951年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仅有21条, 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仅有6条(简称为“公安六条”),而我国现行《刑法》有452条。在现实生活中是否需要专政以及对谁专政、怎么专政都主要由党甚至党的领袖审时度势地予以确定,这样操作起来不仅简单粗糙,且随意性极大,具有明显的人治特征。因此专政理论主要是解决的是对谁专政的问题,至于怎么专政往往一笔带过。

  

   四、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一)民主与专政的对应关系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民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关系范畴中,对内,民主是与集中相结合的,对外,民主是与专政相结合的。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57]也就是说民主与专政缺一不可,只有民主没有专政不行,只有专政没有民主也不行,这一观点值得反思。

   从宪政的观点来看,民主与专政是可以分离、也应当分离的,民主只有与专政分离后才能与共和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民主之所长,才能避免走向大民主。如果民主与专政不可分离,就意味着民主不能离开专政,一旦没有了专政,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伴随着专政的民主使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暴具有了合理性、必然性(总有部分人是应当被专政、必须被专政的),而民主一旦与专政联姻就可能变成恶魔,演变为独裁专制,最后往往导致的是只有专政,没有民主。专政的对象一开始总是极少数人,这可能使大多数人获得快感,表现为民心所向,大快人心,但专政既然是必不可少的,它就不能消失(必须永远存在),这样专政对象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发现、被挖掘出来。每次被发现、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都是极少数人,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每一次的极少数累积起来就可能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专政就必然伤民、害民。而且,即便是对极少数人专政,也未必是公正、合理的;如果没有违法行为,仅仅依据身份、财产、态度(不赞成或反对某种思想或主义)而进行法律制裁,也是反法治的。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如毛泽东曾估计,“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其中最顽固的分子,“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58]这样的估算(没有精确的调查统计)以及估算的结果(不论是六千万还是一千二百万)都令人触目惊心。

   视民主与专政为统一体的思想,从认识论上讲,与一分为二的矛盾论有关,对社会矛盾的判断极端化,非黑即白、敌我对立,看不到(或不能容忍)社会的五颜六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59]“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60]“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61]在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指导思想下,社会矛盾往往被看作是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62]必须以斗争的姿态去改造社会、改造人们的思想,兴无灭资,全面斗、批、改。

   这种革命理想的背后蕴含着极为深厚的精英优越感(士大夫精神),它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认为有的人(革命者)是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他们掌握着绝对真理,有权力、有资格带领广大群众走光明大道,同时有权力、有资格去打击直至消灭那些反对者(敌人),有资格去改造那些不紧跟者(落后分子),“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63]而谁是人民,谁是反动分子,都以“我们”的判断为准,真理永远属于“我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64]“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65]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绝对自负的态度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很容易把不同意见当作反对声音,进而将反对之声上纲上线,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二)民主与专政的转化关系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民主和专政不仅是对应的,而且是可能相互转化的,有些人在此时是民主的对象,在彼时则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其中最令人注目的转换发生在反右和文革中。

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及“右派”言论令毛泽东重新发现了潜在的敌人,他认为“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矛盾没有充分暴露。……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66]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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