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3 次 更新时间:2015-03-31 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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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 (进入专栏)  
大致说来,在说明什么是道德要求的确切内容,以及什么是为满足这些要求而“需要”的“限制”或“刑罚”方面,它们比国际法官处于更有利的地位。[93]

   “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也是第10条第二款确立的合法目的之一。但是,什么是司法(“judiciary”)?什么是司法的权威(“authority of judiciary”)和公正无偏?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是否意味着法院审理程序的封闭式运作?在这些方面有一系列相关案例,其中最早也最著名的是The Sunday Times案。在该案中,英国有关当局基于当时有关藐视法庭的英国法发出司法禁令,禁止发表涉及有关药品和相应诉讼的文章。欧洲人权委员会在其意见书中同意英国政府在目的方面的声称,认为:“藐视法庭法所追求的一般目的是公平司法,因而它试图达到的目的与公约第10条第二款所确认的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的目的相似。藐视法庭法用于实现其公平司法目的的手段是,将诉讼中的争点归入职能法院排他的管辖范围,从而使任何对案件是非或事实的公众的和先于裁判的讨论,都成为对法院权能的篡夺(‘报纸审判’),因此,该手段可以被认为是有利于公平审判的一个因素。”[94]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The Sunday Times案的判决中写道:

   “司法”一词包括司法机制、政府的司法部门和在职法官。“司法的权威”一语具体包括这样的观念,即法院是或者被公众多数认为是确定法律权利和义务、解决相应纠纷的适当场所;进而言之,多数人尊重和相信法院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藐视法庭法所涵盖的各种行为,多数与法官的地位或法院和司法机制的职能相关,因此,“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是该法的目的之一。[95]

   在本案中,法院赞同委员会多数的意见,即,就藐视法庭法可能有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而言,该目的已经包含在“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一语当中:此处受保护的权利是个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作为卷入司法机制的人的权利,而且,除非给所有卷入或诉诸司法机制的人以保护,该机制的权威就不可能得到维持。因此,没有必要分别考虑这样的问题,即藐视法庭法是否有更进一步的保护“他人权利”的目的。[96]

   法院认为,正如法院在Handyside案的判决中所说,表达自由构成民主社会的根基之一,构成每个人的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受制于第10条第二款,不仅适用于人们乐于接受或视为无关紧要的“信息”或“观念”,而且适用于那些冒犯、惊扰国家或任何人群的“信息”或“观念”。这些原则在涉及新闻出版时具有特别意义。它们同样适用于服务社会多数利益并且需要开明公众合作的司法领域。普遍公认的事实是,法院不能在真空中运作。它们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如专业刊物、新闻界或广大公众中间能够没有事先讨论。进而言之,大众传媒不得逾越基于正当司法的利益所设立的界限,但在法院审理的问题上,就像其他公众关心的领域一样,它们有责任传送相关的信息和观念。不仅媒体有义务传输,公众也有权利获得。[97]

   显然,围绕着什么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厘定。尤其是,尽管该法院承认政府方面的目的声称,即基于藐视法庭法而禁止发表涉及有关药品和相应诉讼的文章,追求的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的合法目的,但对该目的的要求的理解并不一样。在该案的最终判决中,多数法官出于不同的理由拒绝政府方面以下论点:报纸发表涉及待决诉讼的得失的文章,造成了有损公平审判的对“报纸审判”的期待;为了维护法院的公信,必须对此予以禁止。其中主要的一种理由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的措施,保护的是一种可客观决定的利益。[98]

   “防止秩序混乱或犯罪”也是第10条第二款确认的合法目的之一。实践中发生的争议是如何理解其中“秩序”一词的含义。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有关案件中显然作出了自己的取舍或理解。例如,在Engel and Others案中,荷兰政府方面认为,对军职人员违反军队纪律发表文章的行为予以纪律惩戒,其目的在于“防止秩序混乱”,控告者对此则持有疑义。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写道:

   如同政府和欧洲人权委员会一样,法院首先强调,该条所使用的 “秩序”概念不仅指公约第6条第一款和第9条第二款以及公约第四议定书第2条第三款含义中的“公共秩序”,而且还包括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范围内必须主导的秩序。例如,军队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其中的秩序混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因此,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此案中争议的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荷兰军队中的秩序混乱,那么该处罚就具备了该要件。

   Dona和Schul两位先生均坚持认为,第10条第二款只是在与“防止犯罪”相联系的意义上考虑“防止秩序混乱”的问题。法院不赞同此观点。公约的法文文本使用的是连接词“et”,同时,英文文本使用的是非连接词“or”。考虑到第10条的上下文和一般体系,在这一点上,英文文本提供了更确定的指引。在这些条件下,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探究对控告者的处理是否除了“防止秩序混乱”的目的之外,还有“防止犯罪”的目的。[9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判例中,“秩序”一词的含义还被确认为包括一些具体领域中的“秩序”,如“国际电讯秩序”。“维护国际电讯秩序”同样属于第10条第二款中的“防止秩序混乱”。[100]

   (四)合比例性:“民主社会所必需”

   1.意义及审查的一般步骤

   欧洲人权法院在The Sunday Times案的判决中说:对于证明公权干涉的正当性来说,“说明干涉属于第10条二款的例外不够;说明干涉的原因是其对象属于用一般或绝对的术语表达的法律规则的调整范围也不够;还必须使法院相信,基于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情况,干涉是必需的。”[101]欧洲人权委员会在有关案件的报告中也指出: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这一问题,不能抽象地回答,而必须参照具体案件以及公约所正视的“民主社会”(即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情况加以回答;必须区分法律规定本身的必要性和将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必要性。[102]

   较之于“合法性”和“合目的性”两个要件,干涉的“合比例性”,或者说,证明干涉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显然更为关键。因为正是从这一要件当中,引申出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决定有关干涉行为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方面的广泛的裁量权。有研究表明,对表达自由权的干涉与其所欲达到的合法目标的比例问题,已经逐渐在该法院处理表达自由的案件中起主要作用。[103]

   由于国家方面总是基于第10条第二款所确认的一个或多个合法目的为其干涉行为辩护,从欧洲人权法院方面看,审查干涉行为是否合乎比例或者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也就是要“审查这样的辩护是否具有说服力,以确保干涉符合民主社会的真正利益,而不只是伪装了的政治上的便宜行事”[104]。因此,如果国家方面不能提出证据证明其关于干涉的必要性的主张,就会被认为不合比例行事。具体则大致可以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认为干涉在实际上毫无必要,因而不合比例;另一类是认为限制过宽或者说赋予国家的裁量范围过大,因而不合比例。

   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干涉行为是否合乎比例或“为民主社会所必需”这一职能的过程中,显然已形成自己比较确定的一般解释框架或思路。从该法院判决的叙述方式看,这种解释框架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对该法院所持的基本立场以及其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的阐述;二是将原则立场运用于具体个案事实所做的具体审查和判断。前者是在一般意义上对问题的回答,后者则是对问题的具体考量。就前者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1)民主社会的特性以及表达自由在其中的意义(见上文“二”);

   (2)什么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

   (3)在判断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的问题上,如何处理国内裁量和欧洲监督的关系;

   (4)影响欧洲人权法院审查力度和国内裁量权大小的因素。

   2.“必需”的含义

   既然干涉行为具有正当性的第三个要件是证明它“为民主社会所必需”,那么如何确定其中“必需”(necessary)一词的含义就至关重要。“必需”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用词。如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二款中确认的“合法目的”多种多样一样,“为民主社会所必需”的事物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不会简单划一。同时,“必需”会有不同的强度和重要程度,这种强度和重要程度还会因时因地而异。因此,要判断干涉行为是否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首先对其中“必需”一词的含义要有一个大致的审查和判断路径。从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看,这也正是其解释和推理的起点。 在Handyside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写到:

   在第10条第二款的含义中,“必需”这一限定词与“不可缺少”(同时参见第2条二款和第6条一款中“绝对需要”、“严格必需”,和第15条一款中“在紧急情况所严格要求的意义上”)并非同义,它也不像诸如“可许可的”、“通常的”(第4条三款)、“有用的”(法文本第一议定书第一条第一段)、“合理的”(参见第5条三款和第6条一款)或“可望的”这样一些措辞具有灵活性。尽管如此,“必需”这一概念在此上下文中意味着紧迫的社会需要,其实况要由国内当局作出初始判断。[105]

   上面这段话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排除在极端严格或极端灵活的意义上理解“必需”一词的含义,认为“必需”意味着“紧迫的社会需要”(pressing social need)。这一认定似乎可以说包含了欧洲人权法院对自己所审理的案件在性质上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这些案件一般不可能是明显符合或明显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案件:如果干涉属于民主社会的“绝对需要”,则有干涉,不会有控告;如果干涉根本不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则不会有干涉,也不可能有控告。[106]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疑难案件”的情况。其二,对于是否存在这种“紧迫的社会需要”,国内当局有权作出自己的判断。

   3.国内裁量和欧洲监督的关系

   但是,国内当局的判断是“初始”意义上的,而非“终决”意义上的,否则个人的控告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和裁判就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处理国内裁量(domestic margin of appreciation)和由该法院所代表的“欧洲监督”(European supervision)之间的关系呢?对此,该法院写道:

   然而,第10条第二款并没有给予签约国无限的裁量权。法院……被授权作出最后裁决,以决定一种“限制”或“处罚”是否与第10条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相和谐。因此,国内裁量伴随有一种欧洲监督。此监督既涉及被挑战措施的目的,也涉及其“必要性”;它不仅包括基本的立法,而且还包括适用它的决定,甚至是由独立法院作出的判决。

   法院的任务决非要取代堪当此任的国内法院,而是要按照第10条审查它们在行使裁量权时所作出的裁决。[107]

   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的监督限于确定有关国家是否合理、谨慎和诚信地行使其裁量权。即使签约国这样做了,在涉及其行为是否与它所承担的公约责任协调方面仍然要受法院的控制。[108]

   4.不同目的对裁量的影响

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关于国内裁量和欧洲监督之间关系的原则性阐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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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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