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白居易的节日生活

——兼及俗民个体实践与节俗传承、变迁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 次 更新时间:2015-03-31 10: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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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  
但是仅仅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已能清晰见得时尚业已成为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

   3. 个体的生命意识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第十二卷)人人都向死而生,有着属于自己的寿限。这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可以从他人一个个奔赴死亡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不过,由于个人经历、知识水平等的不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生命意识,正如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所说,“对死亡的焦虑随着个性化的增强而增强”。(蒂利希,1988:39-40)白居易显然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不止一次地用“暮齿忽将及,同心私自怜”、“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鬓发茎茎白,光阴寸寸流”等诗句来表达那因为意识到时光易逝、生命短暂、日渐衰老而产生的无限悲哀和深深忧虑;也不止一次地用“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老过占他蓝尾酒,病馀收得到头身。消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等诗歌来表达那生命虽然短暂而自己犹能在花甲古稀之年幸存于世的欣喜和满足。强烈的生命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节日情感和节日活动。因为节日,尤其标志着新年与旧年转换的节日,是时间的节点,也因而总是个体生命的节点。节日更多地勾起个体对于时光飞逝的惊讶,对于青春流移的叹息,对于死亡渐逼渐近的恐惧以及对于生命存在的恋念之情,个体的生命意识也在节日中变得更加张扬。实际上,我们上面列举的诗句都是白居易于节日期间创作的,而他自己也写下过“不因时节日,岂觉此时衰”的诗句。

   强烈的生命意识让白居易在节日里有了更多的悲哀与忧虑、欣喜与满足,而无论悲哀与忧虑,还是欣喜与满足,最后往往都导致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和及时行乐的节日生活。在节日里,他谈情观妓,交游唱和,宴饮歌舞,追求着现世的享乐。“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三尹皆强健,七日尽晴明。东郊蹋青草,南园攀紫荆。风坼海榴艳,露坠木兰英。假开春未老,宴合日屡倾。珠翠混花影,管弦藏水声。佳会不易得,良辰亦难并。听吟歌暂辍,看舞杯徐行。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饧。此时不尽醉,但恐负平生。殷勤二曹长,各捧一银觥。”这首《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状描了白居易在大和六年寒食节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典型地反映出他于强烈生命意识作用下形成的节日情感和节日活动。

   4. 个体的身份、社会关系、人生经历

   一个人和谁一起在哪里如何过节并因而形成了怎样的节日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身份、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白居易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节日里拥有不同的生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就个体身份而言,颇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通过刻苦学习由科举走向仕途,成为唐政府中担任公职的一名官员。无论是作为中央大员还是地方官,这一身份使他必然受制于国家的人事管理制度,受制于“公家”的时间制度。唐政府规定许多节日都放假,这让官员白居易在节日里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同样由于官员身份,又使得节日时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比如元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夜,时任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便不得不在禁中值班,长庆元年的寒食节,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的白居易也在值班中度过。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官员身份使他有更多机会参与官方组织的节日活动,从而令其节日生活呈现出更多官方色彩。白居易为官的时代,皇帝对官员经常有社日赐酒饼,清明赐新火,腊日赐口蜡、面脂,中和节赐牙尺,上巳、重阳赐宴并酒脯之举,白居易就多次成为受赏者,并因此撰有《社日谢赐酒饼状》、《中和日谢恩赐尺状》、《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谢清明日赐新火状》、《腊日谢恩赐口蜡状》、《九月九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等文。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都显示出他在接受赐物或参与宴会后的特殊心情,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就社会关系而言,白居易通过种种途径建立起由亲戚、朋友、同僚等组成的交往圈。圈子中的某些人或者成为与白居易共度节日的伙伴,或者成为白居易在节日中思念的对象。在诸如《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岁夜咏怀兼寄思黯》、《七年元日对酒五首》、《新岁赠梦得》、《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三月三日登庾楼寄庾三十二》、《三月三日怀微之》、《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等诸多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白居易在某一节日里是否会从事节俗活动,从事哪种节俗活动,有什么样的节日情感,与他和谁一起过节密切相关,而这也决定了特定节日中他的活动和情感的特殊性。比如同是岁除,贞元三年的岁除,白居易因为身处江南不能与老家中的弟妹共度佳节,“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贞元十六年前的另一个岁除,“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在柳家庄客中守岁、没有亲戚好友相伴的白居易更多地感受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而开成三年的岁除,“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白居易在与家人团聚中辞旧迎新,更多地感受到了温暖与安宁。

   再就人生经历而言。一个人只要有一段寿命,就有一段人生经历。人生经历是正在进行时,也是过去时。当下的人生经历与过去的人生经历并非断裂而是连续的统一体,当下乃过去的继续,这意味着当下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过去。同时,由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会积淀于个人的记忆中并能在特定的时候重新泛起,结果过去的人生经历总是与当下的人生经历混在一起,令身处当下的人们总是在回忆过去中度过当下并感受当下。在白居易的节日诗作中,我们多次看到过去的节日生活对当下节日生活尤其节日情感的影响。比如元和十三年的三月三日,他就想起了与元稹同在长安为校书郎时的欢乐时光:“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这令白居易在这年的三月三日多了些许“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的感叹与悲伤。再如会昌元年寒食节,白居易与时任东都留守仆射的王起频频聚会,因他想到了“一月三回寒食会”,想到了此前与现在的“鸡球饧粥屡开筵,谈笑讴吟间管弦”,他才有更多“春光应不负今年”的知足与欣喜。

   其实,当下的节日生活不仅受到过去节日生活的影响,过去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可能成为影响当下节日生活的因素。比如贞元十六年正月十五,唐都长安张灯结彩,车马喧豗,热闹非凡。可当别人在“明月春风三五夜,喧喧车骑帝王州”里欢快畅游的时候,白居易却是“羁病无心逐胜游,万人行乐一人愁”。这满怀的愁绪就不能不说与他此前的人生经历有关。六年之前,父亲白季庚病故于任所襄阳,此后白家生活陷入困境之中。白居易有《伤远行赋》描写了这一时期的窘况:“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养而无方。”家境困难,母亲又有病在身,怎不让将近而立之年的白居易分外感到肩上的重担!他此番来到长安,不仅是为自己博取功名,更兼有改变家庭状况的责任。白居易曾经“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为考取功名辛苦做着准备,可是决定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考试即将来临,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呢?这不能不是白居易思虑的问题。兼以在长安举目无亲,“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又身体有病,难怪他无法投入到节日的娱乐中去。也许目睹了万人的行乐,更加深了自己的忧愁罢。

   5. 个体的选择

   个体的选择也是构成白居易节日生活如其所是的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个体的选择一方面体现在于既有的节俗规则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体现在于既有的节俗规则外进行选择。

   就前者而言,同一个节日中,通常会存在大量的习俗规则,这让俗民个体要在节日所占据的有限时间里实践所有的习俗规则变得不可能。如此,个体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参与这些节俗活动放弃那些节俗活动的选择。如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寒食清明节期间有许多节俗活动,如禁火、扫墓、宴饮、出游、踏青、蹴鞠、斗鸡、镂鸡子、拔河、吃蒸饼、煮新茶等等,但我们所看到白居易在不同年份的寒食清明节中从事的节俗活动往往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大和六年寒食节他踏青出游,大和八年寒食节则于家中饮酒赏花。

   再就后者而言,是指个体往往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放弃既有的节俗规则而从事与节俗活动并不一致的内容,这当然导致个体节日生活的不同。比较白居易在不同时期重阳节的活动可以清晰看出这一点。白居易的重阳节诗文共有17篇,大致状描了35岁后于长安、下邽、江州、忠州、洛阳、苏州等地度过的十几个重阳节的节日生活。从这些诗文来看,大和六年以前,出游宴饮歌舞且醉酒构成了白居易重阳节生活的重要内容;大和八年以后的重阳节,则多在持斋中度过,“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的诗句,可为明证。⑧

   重阳节节日生活从出游宴饮歌舞醉酒到持斋道场的转变,完全来自白居易本人的选择:他抛弃了传统的且仍在时人的节日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节俗规则,选择实践了另外一种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尤应一提的是,这种选择不仅让他此时的节日生活不同于以往,也令他的节日生活与同时他人的节日生活区别开来。“君方对酒缀诗章,我正持斋坐道场”,白居易的这句诗正是最佳的注脚。

   6. 其他习俗规则

   毋庸讳言,节俗内在包含的规则制约并引导着人们的节日实践。然而,对于一个具有多重角色和身份的个体来讲,能够制约其在那段被称做“节日”的时间里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的,显然不只有节俗规则一种。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习俗规则,以引导和规范一个人在特定的场合中如何行事。且某些习俗规则在特定的场合由于其重要性而具有被遵循的优先性。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节日里,更确切地说是在节日所占据的那段时间里,人们可以抛弃其他一些规则而遵循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节俗规则来行事,从而将节日过得像个节日;也可以抛弃节俗规则而遵循那些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其他习俗规则来行事,从而将节日过得根本不像个节日。在白居易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其他习俗规则对于他的节日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比如我国传统的丧葬习俗规定一个人去世两周年家人要进行祭奠,称为大祥。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于宝历二年冬病逝,大和二年除夕正是大祥之期。当弟弟的大祥之期与除夕在时间上重合时,白居易显然优先遵循了丧葬习俗的规则,于是在“哀缠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中于长安居所设奠筵、祭奠弟弟就成了他除夕这天的活动主题。

   7. 情境

   情境与空间有关,但不等于空间,它包含着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人、事、物、情绪、关系等一切情形。每个人在其有生之年总是处于由时空定位的特定情境之中,个体的节日生活必然也在特定情境中进行,情境由此成为白居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我们能从白居易的诗篇中看到情境对其节日生活的影响。如元和十二年,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于三月三日登上地处江边的庾亮楼,由于庾楼,他便想起了好友庾敬休:“每登高处长相忆,何况兹楼属庾家。”再如元和七年重阳节,在“歌笑随情发”的氛围中,酒已半酣的白居易起身瞭望,看着辽阔无垠的原野和天空,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向死而生,谁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归宿。“天地自久长,斯人几时活?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也正是在这特定的情境中,白居易更加尽情欢笑,“指此各相勉,良辰且欢悦。”

情境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和节俗、时尚、个体的生命意识、个体的身份、社会网络、人生经历、个体的选择等一样,都是个体节日生活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其他构成要素共同作用的诱因。所谓触景生情,所谓情因景生,都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体的耳之所闻,目之所睹、鼻之所嗅、手之所触等会诱发人们的某种情绪和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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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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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京)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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