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斌:白居易诗论的价值取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5-03-31 10: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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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斌  

   早在10年之前,学术界就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相关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争论双方都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余波一直影响到今日。笔者认为,对白居易诗论的许多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其根本原因就是未鲜明地提出并解决白居易诗论的价值取向问题,因而无法正确地评价白居易的诗论。本文力图从其诗论的价值取向入手,来评价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一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直接产生于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中。

   白居易的诗论最早是在《策林》中提出的。贞元二十一年,白居易校书郎任期将满。为了政治前途,从这一年末至元和元年初,他与元稹在京城永崇里华阳观准备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体现他的政治思想的《策林》四卷,75篇。在《策林》第68、69篇中,他提出了包括他的诗歌理论在内的文学理论。元和元年四月,他正式应制举,“对宪宗诏策,语切,不得为谏官,补周至尉”①,而与他一起应试的元稹却当上了谏官(左拾遗)。可见,白居易与元稹的策论都是为着当谏官、入翰林而提出的政治主张,而文学理论只是作为政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提出的。换言之,白居易《策林》第68、69两篇只是其《策林》75篇的有机部分,《策林》的政治性策论的性质决定了他的诗论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的文学理论(包含了他的诗论)也必然把政治价值放在首位。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白居易诗论的代表作问题。以前,白居易诗论的研究者习惯上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作为其诗论的代表作,认为《与元九书》“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②。其实《与元九书》并非白居易诗论的代表作。白居易诗论主要体现在《策林》第68、69两篇和《新乐府序》及《与元九书》中。从时间上讲,《策林》两篇最早,在元和元年(806)年;《新乐府序》次之,在元和四年(809),他作左拾遗时。这正是他提出诗歌理论并实践其诗论写作讽谕诗的时期。《与元九书》作于贬官江州司马的元和十年(815年),成文最晚。从文章内容上看,《策林》两篇提出了他诗论的核心内容,而后的《新乐府序》及《与元九书》只是补充和完善之作。从文章性质上看,前三篇是白居易正式地提出自己诗论的论说文,它们正面地表达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观点;而《与元九书》是被贬后叙事抒情的书信,有关诗论只是在回忆中追叙而已。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白居易诗论的代表作都应是《策林》两篇。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明确白居易诗论的政治性质和价值取向。因政治策论而起,为政治策论而作,才是白居易诗论的命脉所在。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看不清白居易诗论的本质。

   作为白居易诗论的补充的《新乐府序》及体现其诗论的文学实践的讽谕诗,也是他政治行为的直接产物。

   元和三年,天从人愿,白居易当上了谏官。他上任以后,立于丹墀之上,满怀激情地纵论天下大事。《初授拾遗》表露了他当时志满意得的心理状态:“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地位升迁,特别是能在皇帝身边做官,他受宠若惊,无比激动,他决心要有所作为,做一个不负圣恩的谏官。这一时期的许多诗篇表达了他的这种心理:

   “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        ——《初授拾遗》

   “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        ——《贺雨》

   “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寄唐生》

   “忆昔元和初,忝备谏官任。……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伤唐衢》

   “养勇期除恶,输忠在天私”。     ——《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从元和三年到元和五年他任谏官的几年中,白居易献身于王朝政治,“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在儒家仁政思想所允许的民主与人道的范围内,他无畏地揭露官场丑恶,抨击社会弊端,代民请命,为民而言,表现出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品格,他的确是个称职的谏官。以致于晚唐人还称赞他“直声惊谏垣”。③唐元和年间,唐宪宗有志于王朝中兴,能容直言急谏之人。与白居易同时的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崔群等人也都是正直敢言的新进分子。元和三年登第的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也都是对策切直的人。这种政坛的刚直之风更助长了白居易正直敢言的直谏精神。他的讽谕诗及诗论《新乐府序》也就产生了这种直言急谏的政治行为中。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到他作讽谕诗的目的:“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总之,讽谕诗是为臣尽忠,为官尽责的产物。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还说到讽谕诗与谏章的伴生关系:“凡直奏密启之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稍歌以导之”。他后来回忆道:“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④。他还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毫不掩饰他讽谕诗的政治目的与政治作用。在白居易看来,直奏密启,面君而呈,是直接进谏;写讽谕诗,慢慢地传进圣耳中去,是间接进谏。二者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裨补时阙”,为政治服务。因此,他写讽谕诗,只是政治行为的结果。讽谕诗成为政治手段,用白居易的话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⑤。在写作讽谕诗时,白居易主要不是作为诗人出现的,而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谏官。因而概括他的讽谕诗理论的《新乐府序》把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白居易在写作讽谕诗时,把为国为君的政治目的与为个人显身扬名的功名手段统一起来了。写作政治讽谕诗的主要目的是以诗进言,以诗歌干预朝政,实现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此外,他还希望皇上能认识他的正直品格和拳拳之心,从而赏识他,重用他、提拔他,以实现他的“平生之志”。这样,为国与为己,为公与为私,便完全统一起来。这使白居易写作讽谕诗的政治行为有了更深刻的个人功利动机,也具有了更内在的思想动力。对于这一点,前人看得十分清楚。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⑥。这还说得空泛,不如宋祁说得更直截:“观白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⑦。功名思想,是他进谏和写政治讽谕诗的深层心理。可以说,白居易这一目的后来终于实现了,“宪宗读白居易讽谕诗百余篇而善之,因召为学士”⑧。

   总之,白居易作谏官前后的政治背景,他写作讽谕诗以配合谏章的政治目的,以及他个人的功名动机规定了白居易诗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必然会把政治价值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

     二

   白居易诗论的具体内容也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政治至上的价值取向,他在元和元年所撰的《策林》中已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中包含了他诗歌理论的基本内容。《策林》第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辞赋”中说:

   故歌、咏、诗、赋、碑、碣、讚、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彫章镂句,将焉用之?……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与?

   在《策林》第六十九论述“采诗以补察时政”时又说: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剌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

   这两篇文章互为补充,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思想。他的诗论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他后来的《新乐府序》只是从写作技巧角度进行补充罢了。概括起来,他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1、文学的性质问题。白居易认为,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的封建政治性——文章是“皇家之文章”。这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等极权专制主义思想的反映。天下是皇家之天下,文章也自然是皇家之文章了。因此,文学也必然成为皇家政治的工具:“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策林》第68)。“皇家之文章”的观点,是白居易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他诗论的出发点。白居易就是从他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制高点上来观照文学,构建他的诗论的。2、文学的作用问题。白居易认为,帝王治理国家,需要“酌人言,察人情”,而文学正具有这样的作用。帝王通过文学,可以“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因此,文学的最大作用便是“以文教牧人”,成为帝王的统治工具。文学“牧人”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立理本”,一是“导化源”。因此一切诗文都应“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宣传和伦理教化服务,促成“文理化成之教”。这样,文学便被纳入政治功利主义的轨道,真正成为“牧人”的工具了。3、文学怎样为封建政治服务的问题。白居易认为,文学通过“稽政”来服务于政治教化。“稽政”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对时政的补察,一是对教化的惩劝。因此,文士应自觉地以“褒贬美剌”为武器,写出“存炯戒,通讽谕”的政治作品,来惩恶劝善、补察时政。《策林》第六十八中也谈到“情”,但依然只是稽政手段,“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⑨,然后帝王由“下情”而修补朝政。4、在具体的文艺政策上,白居易认为,政府应该运用强硬的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干预的标准是政治至上的价值尺度。凡是符合王朝的政治标准的,虽质虽野,也要“采而奖之”;相反,虽华虽丽,也要“禁而绝之”。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中国文学中如屈原、李白、杜甫诗歌的基本否定,就是这种文学政策的产物。以上四点,涉及文学性质、作用、方法和政策方针等几个方面,构成了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内在体系。而贯串这个思想体系的则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价值论。白居易就是这样以政治价值为核心来建构他的文学理论,把政府价值作为文学的根本价值,使文学成为地道的政治教化文学。这更充分的暴露了白居易文学理论及诗论的根本实质。

   自《策林》建构起白居易政治文学论的理论构架以后,经过他任左拾遗时期的文学实践,白居易把自己的文学思想发展为更为细密的讽谕诗理论。元和四年前后,他的《新乐府》五十首成。他在《新乐府序》中针对讽谕诗的写作,对他的诗论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要点有三:1、诗歌的创作目的,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把诗歌的政治目的具体化。《寄唐生》:“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与元九书》中:“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均是这一思想的补充。2、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不为文而作”,在美学思想上贯彻封建政治文学的价值观。3、在诗歌的写作模式上,提倡仿照汉人所建构的诗教模式来写作。他主张“首句标其目,率章显其志”,还在诗歌的内容、体裁、语言、体式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写作要求:“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以适应意急言切的政治内容的表达,从文学技巧和文学方法上,贯彻封建政治性的文学目的论。《新乐府序》是白居易唯一的一篇专题性的诗论,但它侧重于解释他的政治讽谕诗的创作活动,是一篇政治诗歌的创作论论文。

这与《策林》所表现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但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诗歌创作上更明确地提出忽视诗歌审美特征的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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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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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嘉应大学学报》(梅州)199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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