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学术史论: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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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本文刊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九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50-68页。作者授权本网站发表。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检索与整理前人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研究贡献、阙如与不足,以期接续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强调的是学术史与思想史二者的沟通。建国以来,大体来说罗隆基人权学术方面的研究进展较慢,受意识形态非学术问题影响很大。总的特点是,20世纪80年代前20年属停止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所涉及,但深入不够;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所发展,但总体突破不大,仍受意识形态束缚。研究方法是学术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方法与思想是学术研究中一体两面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成为思想。本文研究的进路是,解剖罗隆基人权理论个案,重读经典,以问题为中心并把问题放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进行多学科考察,立足于一个基本点,四个角度。就研究人权理论而言,应借鉴人权问题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学者,应以国际人权标准作为参照来审视、批判和修改具体部门法和公法,并辅以法哲学、法理学来诠释人权理论。

  

   一、引言:本文学术史的界定

  

   现代学术,自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并贯彻了学术史的

   四条规范以来[①],学术研究进路为之一变。研究学术,当然要检索研究这个问题或对象的学术史。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史,各种界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②] 在对这些概念的诸多界定中,张立文认为,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学术史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法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规律。这就是学术史。[③]须指出的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极大的关联性。[④]学术史抑或思想史,只不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彼此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学术与思想、学术史与思想史是双向互动的。学术史如果不融入思想史的观照,难免显得呆板单调;思想史如果不与学术史沟通,则易陷于琐碎和浅薄。我们对学术史的兴趣不是把它当成又一个新的学科对象,而是想通过学术史的阅读和思考,认清我们实际的学术处境是什么。[⑤]本文关于罗隆基人权理论的学术史就是基于如此考量,旨在通过检索与整理前人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研究贡献、疏失与不足,[⑥]以期在接续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并尝试加以解释。本文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着重于学术史与思想史二者的“沟通”,并在二者中更强调其思想性的一面。[⑦]

  

   二、知人论世:学术问题及其意义

  

   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之所以有学术价值,不仅仅因为罗隆基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早期代表,更在于他的人权理论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回眸现代中国近八十年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以 “人权论战”[⑧]的主将身份,通过系统构建其人权理论体系来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独裁的本质。站在中国人权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座丰碑。他的人权理论与观点不仅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介入政治活动的动力来源,深刻地影响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实践。解读罗隆基需要分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他留学回国后参加“人权论战”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罗隆基是专注于理论探索的学者;第二阶段则从抗战胜利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此期间罗隆基属于从政阶段,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家。对于第一阶段,毫无疑问,罗隆基扮演的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书生论政的角色,其人权理论主要反映在“人权论战”期间他所写的文章上。在第二阶段,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为实现其人权理论四处奔波,纵横捭阖于国共两党之间,表现得非常活跃,这也是罗隆基最受非议的时期,甚至被人误解是一个“政客”。笔者以为,罗隆基在前期是以论政为主,后期以从政为主,在论政中有从政的意识,在从政中也有论政的成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的论政是成功的,参政却是失败的。罗隆基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人物,的确值得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深思和研究。

   研究罗隆基人权理论,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权?什么是人权理论?人权,用罗隆基的话来说,“是一些做人的权利,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⑨]人权作为理论形态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另一侧面,人权也是一个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问题,而人权理论则是对现实人权问题的理论提升。对人权问题,各个流派有着不同的认识。人权问题,是一个复杂、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复杂是因为,不同国度的人,不同利益的人对人权看法迥异,至今没有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人权概念。[⑩]对人权难下定义的原因,除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原因外,还在于对人权的研究跨越许多学科,涉及到哲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各个学科和各个学派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人权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敏感是因为人权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而重要则是因为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文明的标准。[11]从学理层面来说,人权理论与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问题,这两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原则区别。人权问题在实践中是个政治问题。人权理论是人们关于人权的概念、对象、原理、原则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它构成人权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这两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人权是人权理论研究的前提、对象;人权理论是人权问题的总结、升华。具体到罗隆基,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阐述他的人权理论,关注的目的在于政治层面上的实有人权问题。这是罗隆基在国民党治下主张人权,阐述人权理论的思维逻辑。

   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系统研究罗隆基人权理论对普及人权知识和弘扬人权的普世价值,其意义自不待言。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人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学者的人权理论与学说中寻求思想理论资源的。这给人以中国本土学者似乎从未提出过比较系统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的强烈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大众对现代人权思想、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暂且不谈有关人权的那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心理上的排斥。[12]由于人权问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研究罗隆基的人权理论,难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笔者的理解,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没有理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政治作业与学术研究是两码事,不能将学术与政治相提并论,更不能将学术与政治等同。[13]也就是说,罗隆基人权理论学术研究,不能也不该因为对人权理解上的差异或者罗隆基个人的历史原因成为学术研究的雷池。当然,学术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文以载道应该是常识。用罗志田先生的话来说,“当许多人说‘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的大问题”,[14]诚哉斯言。但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学术的视野毕竟要比政治实践更广阔一些。因此研究罗隆基人权理论,不仅要站在当时的语境与社会环境中来评析罗隆基人权理论及其政治主张,[15]更应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来关注人权的普世性及其理论的深远意义。罗隆基的人权理论虽然是代表“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但不能因为罗隆基个人的历史原因否定其价值。罗隆基在当时阐发这些人权理论,对我们今天力求实现依法治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只有系统地研究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才有助于走近罗隆基、认识罗隆基和基本客观评价罗隆基,他的失败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退一步来讲,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在实践中的失败就断言其人权理论也是错误的。

  

   三、知世论人:学术史的回顾与评估

  

   关于对罗隆基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还在他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有人对罗隆基就作出过一些评价,虽然这些评价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对研究罗隆基的历史却颇具参考价值。20世纪40年代末,罗隆基在清华的同学梁实秋撰写了一篇《罗隆基论》的文章,专门为他这位老同学辩护。尽管梁实秋那时的政见并不完全与罗隆基相同,但此篇文章仍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较为客观评价罗隆基的主要作品。现在看来,梁文不仅是一篇评价罗的文章,而且也具有史料价值。罗隆基是一个思想与个性都非常鲜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隆基前期在“人权论战”中以评论家显名于世,后期走上了从政之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尽管在时人眼中认为其人品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这些终归是道德评价,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评价。罗隆基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阐述了人权理论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并将其化作一种政治理想来追求,用梁实秋的话来说是“大节不亏”。[16]我们就是应该从这个层面来看待罗隆基,而不是他个人生活上的小节。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厚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他的立身行事不太注意或不检点自己生活上的小节,以致被人认为“不太忠厚”或“爱出风头”,这也会在实际层面中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造成一定的障碍,[17]罗隆基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他与中共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在双方合作中相互利用实现双赢。但罗隆基在合作中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更不是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共的尾巴”,而是“和而不同”。至于梁实秋说他是“近於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18]也是误解,他以一个旁观清流者的身份并不明了罗隆基身处政党政治中的斗争策略的需要。桑兵教授有言“政坛角逐的标准首先在于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政坛上几乎没有不可能之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别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19]其实,一个人立言行事要讲究绝对划一,实难做到,何况罗隆基在实践中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一致对付国民党的斗争中,就不得不有所权衡,一个人在某个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并不奇怪。正因为罗隆基有与中共合作的关系,储安平又说罗隆基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者,[20]其误解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研究一个人的理论,一般是通过解读他的言论文本来了解这个人的思想状况,如果能够在文本语境和大势中把握住这个人的总体人格特点,做到知世论人,则对研究他的理论与思想,其作用则更进一层。

罗隆基于1929年参与人权论战起家。八十年来,罗隆基似乎一直保持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在国民党当局控制大陆的年代中,罗隆基几乎完全不被人提起。在台湾开放党禁前,罗隆基仍始终是个禁区。在史料方面,罗隆基在人权运动期间的全部政论文章,主要刊载在《新月》月刊。尤为难得的是,1985年6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全部《新月》月刊,这就为研究罗隆基在人权运动时的人权理论提供了最为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此外,罗隆基还有三本论著:一是《人权论集》,该论文集是1929年胡适把他与罗隆基和梁实秋前期人权论战文章汇编而成;二是《政治论文》一书,乃1931年底罗隆基把他所有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三为《沈阳事件》,该书是罗隆基在1931年针对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件而撰写的时事评论性专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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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权研究》(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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