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权利觉醒与制度制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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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一、问题与角度

  

   2010年初,政府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新生代农民工” 这个词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2010年2月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其内涵作出了阐释: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其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1]唐仁健的阐释,可以算是官方第一次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较为正式的一个界定。

   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新”、“农”、“工”。“新”:是指其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农”:是指其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工”:是指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2]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不论从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3]社会不同群体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不同看法,从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这样一个称谓,本身就存在歧视。从新生代农民工现象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反映了我国制度在社会转型中困境和亟需破解的难题。当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引起了我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但从检索各种观点来看,大同小异,但笔者注意到两个现象,这些观点大多持外在视角而非内在角色来论述这个问题,此其一;其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建构性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而非描述性叙述问题。学术研究重要的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提出,以及如何论证的。[4](P67)本文着重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试图在学理上提供一个的解释和分析,因为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非得给现实问题提供正确与否的答案。

  

   二、新生代农民工被“污名化”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5](P155))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和不具污名的一方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6]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的对应的,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标签理论是一种视角,它不把异端行为看作特定社会行为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通过这种解释那些行为才被贴上异端的“标签”。[7](P147)污名化过程,当然还包含了“贴标签”之外的策略,但从“贴标签”这一种操作中,我们当可窥见污名化的实践过程。一个标签,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相连,随后,这一标签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群体,标签的指称物件泛化,标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凝固僵化,标签反映的特质,成为该群体的固有本性,至此,污名化的过程就完成了。从过程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结合为综合的理论视角,用以考察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建构,主要借助“贴标签”这种策略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进行的“污名化”实践。[5](P155)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印象是:小到“吃不了苦”,中到“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到“容易诱发犯罪”等等,不一而足,无不有“贴标签”和被“污名化”的嫌疑。

   为什么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有“贴标签”和被“污名化”的观念呢?使我想起了德沃金当年针对功利主义计算快乐和痛苦时,他提出了两种偏好的分析架构,一种是内在偏好,主要是为个人的选择,笔者把此称之为“角色”;另一种是外在偏好,主要是为他人的选择,笔者把此称之为“视角”。内在偏好说明个人自己的利益和机会,但外在偏好则会忽视和不尊重别人受到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8](P166)借用这种分析思路,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这些偏见,这是一种外在偏好,仅是观察者的一个视角。但外在偏好与内在偏好有时会互换,比如用外在偏好的观察者视角,表明他自己不是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种内在偏好,观察者更多的是希望别人也不要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这就是因为担心新生代农民工会给社会风险的外在偏好,它的满足则是实现个人的目的。如果用外在偏好这种视角来观察问题,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就会造成不合理地牺牲他人的权利。社会上大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歧见的根源,在于极大地依赖于那些基于外在偏好的选择。[9](P314)社会的公正就在于,在具体捍卫每一项权利过程中,都要做到平等尊重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而社会上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和学者用外在偏好来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无法实现社会平等意义上的境况改善,从而也无法平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正因为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如此的看法,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如何诊断这个问题,大多又是持外在偏好的视角,得出的判断并非客观。为了进一步坐实笔者的观点,比如有文章谈到对二代农民工(笔者按: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下同。)犯罪原理的分析,“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10]郭巍青认为,这一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述,“明显就是警察的眼光、警察的视角。所有的描述当中,我认为社会描述中含有冷酷的因果关系颠倒与个人心理归咎,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在不同的城市里流动,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这本来是我们的政策、制度、城乡二元分割的一个巨大的制度缺陷,现在将这个缺陷作为一个背景隐藏到后面去了,突出显示出个人的心理扭曲和行为错位,于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就转化为家庭没有正确的教育,无根漂泊与读书难问题转化为内心失去善恶标准”。[11] 这完全是一个因果颠倒关系外在视角,我们习惯了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描述一个问题。 作为一位非新生代农民工的学者,而且身居城市,如何真正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存在着很多的偏见。因为我们觉得很多描述,动机上无论多好,实际上对他们仍然深深包含着一些歧视,包含着一种污名化的效果。[11]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制定政策者和研究者反思,仅持外在偏好或外在视角,非他者角色去判断,其结果离事实的本真相距甚远。在观察者(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互动关系中,正如有学者认为,采纳他者的视角应扩展到采用他者的角色,这样自我也就接受了他者的规范期待,而不是他者的认识期待。它意味着,当我把自己理解为他者的社会对象时,就出现了一种反思机制,使得自我能够把他者的行为期待变成自己的行为期待。[12](P252)当然,要对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真正了解和真正认识,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作为研究者,至少应持“了解之同情”的心态,深入基层走进他们,起到沟通观察者和内在者之中介,把他者视角转换为他者角色,在互动关系中真正省思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和机制。

  

   三、权利的觉醒

  

   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基础,但公民身份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公民身份是由国家的法律规定的国民资格,它包括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的前提。只有拥有公民身份的国民,才能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但拥有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拥有公民权利。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13]就此而言,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均是中国公民,但没有享受到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的身份与权利所谓享有存在冲突或抵牾。事实上,法定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较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遑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的实现程度要低得多。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的公民,又散落在各地打工,他们虽有公民身份但很难转化为各地城市市民和社区成员身份。正因为没有这个身份,就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公民权利,换言之,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就在无成员身份之中无形被消解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成员身份是成员权利的前提,但每一个公民除了是国家的成员即国民外,还有其他的成员身份,如社区的成员、阶层的成员、社团的成员、俱乐部的成员等。不同的成员身份,通常享有不同的成员权利,最终会导致公民权利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拥有同等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但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的成员,市民是城市社区的成员,他们的成员身份各不相同。城市社区的成员身份所享有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要大大多于农村的成员身份。最终,作为公民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作为公民的市民所拥有的公民权利,事实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值得我们反思是,即使每个公民有不同的成员身份,但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每个人的成员身份及成员权利,即公民权利,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公民甲是新生代农民工,公民乙是市民,甲和乙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基本公民权利也各不相同。[13]努力消除影响公民的成员身份差异,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是我国政治进步的应然要求。

从应然来看,公民应享有公民的权利,但从实然经验来观察,公民带有不同身份,而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权利和待遇,从而把公民权利在不同身份中消解无形,应该是中国社会的特色吧。当年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14](P97)来表明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是由契约联结的,因而排除了身份的特权。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作为人的主体,还是作为中国公民,本应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由于制度制约的障碍,实际中却变成了的客体,没有享受倒应该享有的权利。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比较和对照城市居民中,已经意识到公民身份和权利。这个认识的转变,有着政治价值和学理上的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认识,在一个主体间性维度中通过客我认识自我。换言之,自我的认识是通过别人对自己的认识而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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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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