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罗隆基人权理论的阐释及其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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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阐发其人权理论不仅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命。他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容。文章简单介绍了罗隆基人权理论,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理论本土资源的实践与人权与革命如何通约等内容,强调主张人权与反对革命是罗隆基人权理论应有之义,目的在于对中国加以改造,使之走上宪政之路。罗隆基这些言论在当时间接地起到了为国民党反共防共出谋划策的作用,具有危害性。

  

   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人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学者的人权理论与学说中寻求思想理论资源的。这给人以中国本土学者似乎从未提出过比较系统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的强烈印象。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或多或少地对于我国社会从思想理论界到具体实践领域自觉地接受现代人权思想、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暂且不谈有关人权的那些具体的制度安排——构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心理拒斥。为了瞻前,我们不得不要顾后。回眸现代中国近80年的近代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他在“人权论战”中系统构建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以中国人权史作为视角,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则是那个时代一座丰碑。他的人权理论代表了“人权派”人权思想,因而其人权理论具有非常的典型性。就其人权理论而言,罗隆基人权理论的阐发不仅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命。罗隆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容,主张人权与反对革命是其人权理论应有之义。在他看来,国民党的专制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故必须反对。为了批革命,他先要对革命理论进行解构。由于中共革命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罗隆基分别在1930年3月《新月》3卷1期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1931年7月《新月》3卷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其意在指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端不足之处,纠偏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意在主张人权。因此之故,本文以罗隆基人权理论作为视角来考察他关于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本土实践的论述,以期全面理解他的人权理论与政治观点。

  

   一、罗隆基人权理论阐释

  

   在人权的概念上,罗隆基认为:“人权的意义,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凡对于下列之点有必要的功用的,都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都是人权:(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这是罗隆基人权理论演绎的基石,重点在是功用。但功用与功利则有不同的内涵。所谓功用,是功能和用途的意思。着重强调作用和用途,这种人权观念容易把人权作为工具,而忽略人权内在的价值。而功利,本意是功效和利益。主要侧重利益,人与人的关系在于利益的维系,容易演变成功利主义。显然,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他的人权观,受美国人权观的影响,如生命权、自由权、安全权、追求幸福权。他的人权理论虽然自己不认为是西方天赋人权说和人权功利说的翻版,但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人权理论各流派对罗隆基影响的影子。他用“功用”的原则来独创一种人权条件说,强调做人的必要条件,即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这说明罗隆基受法律实证主义,特别是功利主义学派的影响。所谓人权,依笔者的理解,罗隆基的人权概念,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是其概念的总揽,衣、食、住的权利,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一层意思;身体安全的保障,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二层意思;个人养成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三层意思;达到完成人群至善,享受最大幸福的必须条件,为其人权的概念的第四层意思。他的人权的形态是基于人性要求,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群体(社会),从政治到经社文层次层层演进的过程。以此为演绎的起点,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就演化为从人权到国家关系,从人权到法律关系,以及人权时空与人权范畴关系的构建。

   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罗隆基主张人权先国家而存在,国家只能承认人权,而不能产生人权;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在于达到全体国民共同幸福。而且不论在任何时期,判断一个国家的优劣,只能“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标准”,国家只是人类生活上许多工具中的一种,权威应受到限制,政府的行动,不能因其出诸政府,就一切都变为天经地义。作为国民,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人权是“先国家而存在之权”。罗隆基这种人权至上,反对国家至上,其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以国家利益为名,剥夺践踏人权,行一党专制之实。

   在人权与法律关系上,罗隆基认为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在逻辑上也很对。法律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处于超越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非有宪法不可。但宪法有时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且成为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蹂躏人权的工具。罗隆基强调: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卢梭这句话应是民治国家法律的根本原则。至少,宪法——人民统治政府的法——的产生不能违背这条原则。但人权应先于法律而存在,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谋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才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幸福,这又是人权原则之一。所以说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法律是人权的产物。人权与法律的关系就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此外,罗隆基在人权与法律关系上,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的人权,即对压迫者有反抗的权利。法律到底是纸上的空文,纸上的法律不一定能够保障人权。宪法保障人权,宪法亦依赖人权来保障。所以,法律是为保障人权而产生的,法律是为人权所产生的。前者是指法律的功用,后者是指法律的来源。

   在人权的时空性关系上,罗隆基认为人权是人的生命上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换言之,也就是人在生活上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人的生活上的要求是随时随地不同的。在某个时代或某地点,人们生活上的条件,某几项已经具备了,某几项依然缺乏,于是人们要求的内容和奋斗的趋向,不能不受环境的支配。所以说人权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英、法人权运动不同的主因,就在于人权空间性。进而言之,美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自由追求”;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若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这两句口号,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幸福的自由追求”和法国的“博爱”自然含义不同;就是“自由”、“平等”这两个一样的名词,在美、法亦有不同的含义。所有人权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权具有空间性。所以,罗隆基强调,中国人权运动者主张的人权,绝对不是抄袭欧美人的陈物,这是由人权的空间性决定的。

   在人权的范围关系上,罗隆基认为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他在《论人权》一文的最后,胪列出“35”条他认为在当时中国人们应有的权利。正如他指出的那样,“35”条具体人权是“在中国现状之下所缺乏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也是“目前所必争的人权”。同时他又声明他所列出的“这些人权不能概括一切。假使仿照英国大宪章的办法,那么目前中国恐怕列举三千条也不算多”。他指出暂时提出这“35”条人权,仅是为“做国民拥护人权的人的参考”。可以说,罗隆基列举这“35”条具体应有人权,涵盖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所有内容,也是他人权理论体系的直接根据。内容涉及国家、政府与人民、官吏的任免、国家财政管理、社会保障、司法、军队、教育及自由权利等诸多方面。很显然,罗隆基这“35”条具体的应有人权,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军事独裁的现状提出来的,其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他“人权派”成员的人权思想范畴,从而成为“人权论战”的“人权宣言”。

   罗隆基从人权概念到人权意义,从人权与国家到人权与法律关系,再到人权范畴的阐释,构建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这些人权基本理论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系统性,深度性,从而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不难看出,他所阐释的人权理论,其实是一种应然人权的变种,尽管他采取功用之说。他这种道德与政治上的人权诉求,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人权。但在国民党专制之下,提倡与主张人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二、商榷马克思主义理论

  

   罗隆基在《论共产主义》一文中,从理论上入手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目的在于否定暴力革命,主张其人权理论。

   就唯物史观而言,罗隆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他也不同意“经济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他举例说,“马克思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马克思毕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恩格斯亦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辈的思想,可以超出物质条件以外,旁人的思想,何以绝对范围在经济定命论以内?”物质条件可以解释历史,但历史变动不是完全依据物质条件的改变而变动。经济条件可以影响思想,但思想也可以影响思想,甚至先有思想的变迁,而后才发生经济现象的改换很普遍,所以绝对的唯物史观是讲不通的,绝对的经济史观更讲不通。罗隆基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过分强调物质影响思想的作用,而对思想对思想的影响认识不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论证则不足以反证自己的观点,他这种观点是倒果为因,用所谓“思想影响思想”来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根本说不通。

   就马克思辨证法来说,在罗隆基看来,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辨证法,社会的物质是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蜕化的程序中,社会的思想亦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蜕化的程序中。任何物质,任何思想,他们的本体,都有“正”“反”两面。根据马克思辨证法,没有封建的社会,就不能产生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形成将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崩溃的成分,孕育在资本主义的本身。无产阶级有必然的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有必然失败的缘因。这是辩证法,又是阶级战争的轨道。若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辨证的观点,共产的反面当然要应运而生,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应运而起,否则,社会就会“不动”、“不变”了,不动不变,马克思的社会说就不能成立,马克思的辨证法就不算彻底。如果不断地“动”和不停地“变”,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就了无止境,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将永无已时。这是马克思辨证法的矛盾,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上的弱点。罗隆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罗隆基抓住马克思辩证法这一矛盾,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产生和分化新兴的阶级,产生新的矛盾,共产主义最高境界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过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说教,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极,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不会再有发展了,这是理想化的一种愿望,但与其本身的理论有矛盾。就这点而言,罗隆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有他的合理性和启导性。

就共产主义理论来看,马克思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策略,罗隆基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经济上共产政策的实现,不是用恐怖行为可以达成的,因此,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一是消灭阶级;二是将来的经济组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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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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