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论罗隆基功用人权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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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在现代中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人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学者的人权理论与学说中寻求思想理论资源的。这给人以中国本土学者似乎从未提出过比较系统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的强烈印象。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或多或少地对于我国社会从思想理论界到具体实践领域自觉地接受现代人权思想、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暂且不谈有关人权的那些具体的制度安排——构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心理拒斥。 在现代中国,罗隆基的功用人权观是中国人对人权理论谱系中的原创性贡献。人权思想或理论在西域政治哲学法律领域中,可谓流派纷呈,大家云集,论著汗牛充栋。目前学界对西方法律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某个具体法学家的法律思想进行介绍或评述,而没有以某个学术性的问题视角切入该法律问题的本身,没有进一步思考所研究的法律思想问题背景和思想指向。知识点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问题意义上的知识增量或积累。[1]本文拟以罗隆基功用人权观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并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思考与评析,以廓清罗氏功用人权观学术上的谜团。

  

   一、功用人权观诠释

  

   罗隆基的功用人权观阐发是在1929至1931年间的 “人权论战”中提出的。

   所谓“人权论战”,其实是以罗隆基为主将的“人权派”在当时与中国国民党(当权派)、学术界(理论派)、中国共产党(在野派)三个方面势力进行的一场“人权运动”。 在“人权论战”过程中,罗氏在驳斥国民党侵犯人权同时,就学界不同意他的观点进行辩正,并建构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就罗隆基的学术贡献而言,在于他创造性使用了“功用”原则来构建其人权理论,并提出了人权概念的“条件说”。[2]用罗隆基的话来说:“人权的意义,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凡对于下列之点有必要的功用的,都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都是人权:(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3]也就是说罗氏的人权概念是用功用原则来界定的。笔者用功用人权观来概括罗隆基的人权理论精要。他的功用人权观,虽为人权理论谱系添加了知识增量,但其功用人权观,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困惑。

   从词义来说,功用的英语是Function;功利的英语是Utility;功利主义的英语是Utilitarianism。功用与功利则有不同的内涵。所谓功用,是功能和用途的意思。[4]着重强调作用和用途。而功利,本意是功效和利益。[4]438主要侧重利益。而罗隆基在答复叶秋原教授说,“功用的英文是Function。叶先生所举的Utiliarianism,应译为功利主义,不是功用主义”。[5]显然,他自己不承认其人权理论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罗隆基留学六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期间又远赴英伦师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拉斯基教授,[6]深受自由主义流派、特别是自然法学说的影响。但从他的人权理论内容来看,有古典自然法学流派比如洛克、潘恩等人权观的渊源。但奇怪的是,罗隆基自己又否认自己的人权理论是西方天赋天人权的翻版。在罗氏《论人权》一文发表后,当时就有人指出罗氏是主张“天赋人权”的,罗隆基为此专门进行了辨正,反复重申“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7]罗隆基为了区别他的人权理论与天赋人权学说有所不同,他还对西方的人权学说加以评析。罗氏针对17世纪霍布斯的观点,他认为霍布斯的人权观是满足一切欲望的学说,并指出,“人有许多欲望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满足,许多自命的大伟人有专制欲,有多妻欲,我们不能根据人权的理论,说这种欲望应该得到满足”。[3]针对18世纪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认为人类应该返朴归真,到自然环境里去自由发展人的本性,罗氏认为:“我始终相信1929年的上海没有法再变成五百年的原野”。[3]针对19世纪边沁功利主义主张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的学说,罗氏感受颇深认为,“智者作法,愚者受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法律与正义、公道是两件东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病。从法律上,最多可以知道现在有些什么权利,找不到应有什么权利。中国的旧法允许纳妾蓄婢,人不一定认为纳妾蓄婢是人权。共和国家成年的国民应该有选举权,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人民参政。法律上有人权,人权不一定尽在法律,这是很明显的事实”。[3]可见,如果认为,罗氏的功用人权观是对功利主义的抄袭,那有点冤枉。罗氏的人权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权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有必要的功用的,都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都是人权”。他用“功用”的原则独创了一种人权条件说,强调做人的必要条件,即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8]笔者以为,罗隆基尽管否认他的人权理论既不是天赋人权的翻版,也不是抄袭功利主义学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观点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罗氏功用人权观,也不例外。应该肯定的是,罗氏从功利主义学派找到灵感,用“功用”这块基石来演绎其人权理论,但罗氏对其功用人权观并没有说清楚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说的界限。

   依笔者的理解,罗氏的功用人权观的人权条件说,从其理论核心来看,不难看出,罗氏界定的人权有几个层次。功用原则是其人权理论演绎的基石,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是其人权概念的总揽。衣、食、住的权利,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一层意思;身体安全的保障,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二层意思;个人养成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三层意思;达到完成人群至善,享受最大幸福的必须条件,为其人权的概念的第四层意思。他的人权的形态是基于人性要求,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群体(社会),从政治到经社文层次层层演进的过程。[9]功用和做人在人权理论中的关系是,功用是效应、是基石,是手段;做人是人权的归宿、定在、目的。以此为演绎的起点,罗氏还用其功用人权观来构建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的人权理论。

  

   二、功用人权观与国家关系

  

   在考察罗隆基功用人权观概念阐发后,罗氏功用人权观还贯彻到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之中。就人权与国家关系来看,罗隆基认为,“国家的存在在于其功用,其功用失掉了,那么它存在的理由就同时失掉了。国家的功用就在于保障人权,就在于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他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3]罗氏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了一系列的国外的学说来进一步说明国家的功用。比如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关于政治组织的目的的规定,说明人权的范围虽扩大了,但政治组织的目的不应改变。众所周知,法国《人权宣言》是自然法学说、天赋人权的体现,既然他否认其功用人权观是天赋人权的翻版,又如何要用自然法学流派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呢?更有意思的是,罗氏还引用民主社会主义者,英国的政治学者拉斯基(H•J Laski)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佐证:“国家是个分为政治与人民的有土地的组织。她存在,她行使威权,她有人民的服从,因为如此,人民方可以完成他们可能的至善。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民有他们的人权,人权是那些国民少了就不能‘成其至善’的一些条件。所以,很明显的,人权不是法律的产物,是先法律而存在的东西,是法律最后的目的。国家优劣程度,就以她保障人权成功失败的程度为标准”。[3]其实,这些观点和思想,也不全是拉斯基自己的观点,而是自然法学流派启蒙学者观点的翻版。罗氏因袭乃师拉斯基观点发挥曰 :“国家不是万能的,国家这个组织,在20世纪不过是社会上许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而已。它存在的价值,完全以它的功用的效能大小为转移。它对人民的威权,是有限制的,不是绝对的。威权限制的范围,就以它的功用为准,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条件,就在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什么时候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3]罗氏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拉斯基的观点,当然从中充塞了其招牌“功用”置换词,但乔装中仍然是自然法学流派的底蕴。虑及罗氏在《论人权》中提出了“35”条在中国现状之上“做人的必要的条件”。[10]如果将这些与拉斯基的思想相对照,此时的罗隆基的思想明显受拉斯基多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更不可能被当时已转向费边社会主义的拉斯基所完全赞同,只能视为拉斯基多元主义国家观在中国的滞后的响应。至于拉斯基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或许还来不及进入罗隆基视野中,反讽意味值得琢磨。

   在罗隆基看来,国家是一种工具,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有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他反对消灭阶级,最终消灭国家的观点,认为“以党废国”这条路在20世纪走不通。同时,他也反对国民党的“以党建国”,因为这样容易把国家本身当做目的,使“建国”的国民党误认为人民是为国家存在的,不问国家给人民什么利益,却把救国、爱国作为人民无条件的义务,[11]从而颠倒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罗隆基所主张的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这种目的就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就要对国民负保护、培养和发展的义务。国民的身体安全、思想自由、经济独立应受国家保护;人种改良、卫生管理、农工改进、养老育婴应由国家着力地培养;教育普及与文化提高是国民个人发展的条件。而保护、培养与发展都离不开“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环境”。[11]所以,从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出发,罗隆基得出,国家的功用就是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国家的功用失掉了,国家存在的理由也就同时失掉了,国民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没有了保障,那么国民对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3]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国民有了觉悟,发生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人民行使他的“反抗压迫的权利”的时机也就到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人权先国家而存在,国家只能承认人权,而不能产生人权;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在于达到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而且不论在任何时期,判断一个国家的优劣,只能“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标准”,[3]国家只是人类生活上许多工具中的一种,权威应受到限制,政府的行动,不能因其出诸政府,就一切都变为天经地义。罗隆基这种人权至上,反对国家至上,其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以国家利益为名,剥夺践踏人权,行一党专制之实。他这种功用人权观,既有自然法学说痕迹,也有功利主义味道,尽管他自己否认这种倾向。但在罗隆基看来,究竟是什么主义或什么流派理论并不重要,重要是理论能够给他诠释他所处语境下的问题,罗氏功用人权观其实是实用主义的反应。

  

   三、功用人权观与法律关系

  

   关于功利主义流派对法律的看法,与法律实证主义观点一致。边沁认为:“权

利是法律的创设物,也只能是法律的创设物。没有离开法律的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的权利”。[12]而罗隆基功用人权观与法律关系的观点,却与功利主义观点相反。罗氏认为,法律是为保障人权而产生的,法律是为人权所产生的。前者是指法律的功用,后者是指法律的来源。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罗隆基在《论人权》一文中还引用政治思想家巴克利亚(Baccalia)的观点“法律的目的在谋取大多数最大幸福”,英国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思想“法律最重要的目的在保护及规定人权”,[3]来支持自己的论证:法律之功用在于保障人权。罗氏认为:“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在逻辑上也很对。法律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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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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