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梁启超宪政路径及理论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5-03-30 20:18:04

进入专题: 梁启超   宪政  

刘志强 (进入专栏)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宪政理论的研究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宪政问题成为公法研究中的热点。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中,如何借鉴前人先哲宪政理论的智慧,这是当代中国实施宪政的宝贵财富。为了瞻前,我们不得不要顾后。回眸百年宪政历程,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宪政理论家和法学家,[①]其宪政理论启蒙与影响了无数人。他一生追求宪政,矢志不渝,但在宪政理论与具体方案上,却多次迁变,为世人垢病。研究一个人的理论,一般是通过解读他的言论文本来了解这个人的思想状况,这当然是最一个方面,曰:知人论势;但如果能够在文本语境和大势中把握住这个人的定性,做到知势论人,则对研究他的理论与思想,以及把握一个人的命运,其作用则更进一层。研究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亦属如此。本文以当时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先知人论势,后知势论人,拟从其宪政理论发展变化路径中考察:他在什么背景下变化?变化什么?并在其路径变迁中重点论述梁启超的制宪理论与方案。

  

   一、言君宪到倡共和

  

   以康梁为首的戊戌维新派选择君主立宪为理想中的政体,决非历史的偶然。在识别世界的民主潮流上,梁启超比同时代的人更具慧眼,很早就认定君政民政之过渡乃大势所趋。他称变法是顺应世界大势、谋求自救的唯一通道:“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阔制。变亦变,不变亦变。”[②]变法的指向,是建立立宪政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变宫制,其实就是对政体的变革。不过,早期梁启超的政治言论中并不以“君主立宪”为标榜,如虽鼓吹议院,但只是把议院作为努力的方向而己,落脚点仍在兴学校、办学会、废科举等相对切实可行的步骤上。梁启超之所以主张渐进之法,一则是看到保守势力强大,改革力量弱小,激进的言论只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对;二则鉴于民智未开,变法之基础未立,若言者谆谆,和者寥寥,变法仍无法开展。

   在日本,梁启超勤读日书,思想为之一变。在与革命派的交往中,梁的革命热情逐步高涨,其君主立宪主张开始向民主共和迁变,并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梁启超转向激进,这从《清议报》的宗旨由最初的“主持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调整为后来的“倡民权”、“民朝局”、“厉国耻”等就能略窥一二。20世纪最初的几年中,是梁启超政治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虽然梁启超认为实行民政尚需一定的过渡,但民主共和作为他此时的宪政理想,是无可否认的。梁启超将民主共和建基于对专制的否定之上。他认为,中国“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在于“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④]中国社会只有这样“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⑤]才能踏上坦途。梁启超历数专制之罪,称“不愿与之共立”,“宁愿与之偕亡”。[⑥]为伸“民主”与“扑满”之义,梁启超还不惮于同康有为辩驳:“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州。”[⑦]此时民主共和在梁启超心目中占了上风:“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⑧]梁启超以自由民权之义来启迪国人,称“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⑨]宣传自由民权之义,是为了去除固结于国人思想深处的“奴隶性”,所以他以“新民”为己任,意在为未来之新中国培育“新民”。他又称民约论乃造成今日民权世界的原动力,认为“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欲“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⑩]从自由之精神,梁启超又推出民主政体下的六种必然要求或结果:人人平等、普遍参政权、属地自治、信仰自由、民族自治及工群问题。[11]在另一处,梁启超还提出地方自治的观点,称地方自治为“民权之第一基础”,[12] “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梁启超解析说:“国有宪法,国民之自治也,州郡乡市有议会,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梁启超的规划是:先由小范围的自治,训练国民自治能力,再扩展到全国的自治,故“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而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13]不过,梁启超言新民,说共和,倡自由民权,述三权分立,都还只是基于宪政的某些方面的零散言论,总体上还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宪政方案。鉴于国民宪政常识的欠缺和宪政意识的薄弱,立宪舆论才刚刚起步,立宪实践还不可望及,梁启超自身还没有对宪政的具体构造和操作进行专门的钻研,只是到了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他才以其具体的宪政规划,来影响清廷的预备立宪实践,并迎来其宪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二、别共和到开明专制

  

   梁启超在昌言共和的时候,内心也有激进与保守的思想冲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4]这里,梁启超还表示即使在他鼓吹革命的时候,其主张与当时的革命家也颇有分歧,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903年,梁启超应邀出访美洲,[15]在北美考察大半年。返日之后,言论急转,高呼与共和长别:“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16]不久,他又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从革命排满的激进立场退至强调统一和秩序的保守立场上来。这次思想转变,震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也引起后世学者的极大兴趣。虽然梁启超在多处阐释了其思想变化的原因,但未必就能倾吐一切,道出全部原委。笔者认为,梁此次思想转变既有游美的刺激,也有政治情绪变化和师友规劝的影响,既有外在的冲击因素,更有内在的转化原因,在貌似断裂的思想转变的外表下面,仍有其思想连贯的一面。

   梁启超回归稳健的立场,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维护。他感觉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帝国主义极尽扩张之能事,中国要抵御其侵略,就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国家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以进入富强之列。基于这些思考,梁启超必然就得出“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的结论。[17]这一结论的理论根据,就是德国政治学家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与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梁启超对内追求自由与民权,反对专制;对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富强文明的国家,然而内是国民涣散,外有列强压境,故不得不退而求统一与秩序。他说:“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可得言也。[18]对于他退回到渐进主义的原因,在很多场合,梁启超都认定其自我认识的转变是其立场迁变的最根本原因,其剖析基本中肯。

   梁启超告别共和,不久即卷入同革命派的论战之中。梁启超极言中国没有实行立宪政治的条件,暴力革命只会导致专制。既然国人无行使议会之能力,那么,中国欲实行君主立宪也成问题了。中国究竟应采取何种政体形式呢?这是他必须直面的问题。为此,梁启超专门构思了“开明专制”理论,并自1906年春起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刊出。[19]梁启超认为,若统治者“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目标,谓之开明专制”,普王腓力特列谓国王为“国家公仆之首长”,即为开明专制之精神;与之相对的,就是野蛮之专制。[20]中国万不可采用共和,君主立宪也不可即行,主要理由就是人民程度太低,无共和国民之资格;政党不立,“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支党派”,[21]无行议院政治之能力。所以“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22]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理论本身就是为中国现实量身打造的,它“以发达人民为目的’,可以锻炼国民“共和之程度”,[23]是走向立宪的过渡。但不久梁启超即放弃了开明专制之说,把注意力从“开明专制”转移到“预备立宪”之筹备问题上来。随着时势的变化和梁启超政治情绪的提升,梁启超致力于预备立宪组织政党活动,“开明专制”也成为历史的陈言了。

  

   三、主虚君到顺共和

  

   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梁启超积极活动,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1907年,梁启超先是协助康有为把保皇会易名为“帝国宪政会”,在海外率先吹响立宪的号角;再是组织成立政闻社,把目标直接锁定为改造专制政府为责任政府、实行国会制度,要求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制独立、确立地方自治等。[24]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宪政理想具体化为责任内阁制的君主立宪政体。武昌起义不久,梁启超仍“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宪宗旨”。[25]随即,梁启超推出《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发表了自己“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以与康有为相呼应。“虚君共和”的本质仍是君主立宪,康梁冠之以“和”之名,实迎合国内共和之舆论。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梁首先肯定了武昌起义的必然性,继而对舆论所注的国体问题,即新中国应采取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作了分析。梁认为,中国没有邦的历史传统,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必须建立“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才能保国家统一和稳定,“以图竞胜于外”。在采取何种政体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英式“虚君共和”最适宜于中国。他分析了近世世界的六种“共和”政体,重点强调美国的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首先,其选举基于联邦制,与中国国情不合;其次,其总统权力极大,在中国易流于专制,反而易造成内乱;其三,美国素有自治传统,有成熟的政党运作来保证其共和体制,而这两项条件中国都不具具备,共和也就无法运作。因此,梁启超说:“我国民而妄欲效颦美国也,吾惧此祸水行滔没吾神州也。”[26]在“虚君共和”政体下,君主并无实权,国家政策由内阁操作,而内阁之成立,于国会之大多数信任,国会又由人民公举,故仍能反映“主权在民”的原则;又,最高统治者不用经常来竞选,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所以,“虚君共和”“圆妙无出其右者”,是中国的最佳选择。[27]

梁启超提出“虚君共和”方案之时,对国内形势还缺乏明了的把握,幻想立宪派能在动乱中胜出。1912年1月,梁启超得知南北和谈达成秘密协议,而各省纷纷独立,才认识到共和之潮流势不可挡,“虚君共和”已成泡影,遂转向拥护共和。他致信康有为,规劝夫子顺应时势,不要为“千夫所指”。梁在信中说:“可乘而不可抗者,时势也。十年以来,人心思汉,百日之内,运转亡胡”,如果一心对抗共和,倒会让他人收渔翁之利,不如“借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28]这里梁启超也透露了自己转向共和的原因,既然共和己成事实,就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共和,这样,其宪政理想还有望实现;若对抗时势,只会给国家带来动乱,与自己的宪政理想更是背道而驰。基于这一考虑,梁启超随即又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公开表达了自己拥护共和的立场。他一改前言,称“共和是否决不能行于我国,此非可以空言折人口也,必有待于他日之试验”,“夫谓共和不能行于中国,则完全之君主立宪,其与共和相去一间耳。其基础同托于国民,其运用同系乎政党,若我国民而终不能行共和政治也,则亦终不能行君主立宪政治。”[29]更重要的是,共和乃今日之时势,有志之士,当顺应时势,担当起建国之责任:“夫为政在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梁启超   宪政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966.html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