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与过去30年相比，战略机遇期已经从本质上有所不同。今后的战略机遇期将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战略机遇能否实现将更多取决于中国改造国际经济环境的能力。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主要因素的变化，以新的判断、新的思路应对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
在中国人的视野中，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初，世界似乎突然变得波诡云谲。中国还有没有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问题困扰着不少中国人，居庙堂之高则望其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无。笔者以为，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与过去30年相比，今后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从本质上有所不同，此战略机遇期已非彼战略机遇期。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
战略机遇期之变
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过去30年的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客观上比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今后的战略机遇期则将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战略机遇能否实现将更多取决于中国改造国际经济环境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正在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内生变量。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98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约1.9%，位居第七位；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范畴，2012年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约11.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的一半。[1]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只有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足1%，占中国GDP的比重为7.7%[2]；而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达9.7%[3]，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50%[4]，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主要是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较好地利用了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融入和适应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抓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今天的中国是深度融入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她已经不是消极面对客观存在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外生变量，而是能够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因此，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主要是利用好客观存在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创造战略机遇期的一定能力。
变化之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战略关注从巩固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转向应对中国的崛起。世界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东西方冷战；90年代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主要发达国家试图巩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挑战。这30年间，中国都不处在世界主要矛盾的核心。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向守成的主要发达国家应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加速改变。
应当指出的是，认识到世界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不否定我们关于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和平发展这一基本判断。恰恰相反，正因为世界的大趋势是和平发展，因而世界的主要矛盾必然是由发展而引致的。1980年，中国的GDP与美国之比大约是1︰13，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超过1︰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达美国的3/4。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大国认为中国崛起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我们不能期待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如果说过去3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上是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那么今后中国将不得不面对竞争性与互补性交织的纠结，中国将不得不经常处于国际经济矛盾的中心。我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围堵”感到不适，抱怨“为什么老冲着我们来”，或者疑惑“究竟是不是围堵”；我们对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不以为然，经常解释说“我们不挑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其实，站在西方国家的角度看，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对经济实力的不断接近本身就改变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我们所期待的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我们的赶超对象看来，也恰恰是迟滞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只不过是正常国家的正常反应，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坦然面对的勇气。同时，在国际金融债务危机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相对格局加速变化的时代，国际秩序很可能是不稳定的。我们要有应对乱局的思想准备。
变化之三是国际发展空间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图1显示，从1980－2000年的20年中，发达国家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保持了稳定并有增长的势头，2000年，美日欧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72%的高峰。但21世纪以来的12年中，这一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到2012年，美日欧的比重下降至53.3%，除中国的比重迅速增长外，“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明显上升，从2000年的24.3%升至2012年的35.2%。
过去30多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GDP增长速度的对比有力地解释了这一局面的形成（见表1）：发达国家的增速递减，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递增，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尤其明显。这说明世界经济的增长点正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量将主要来自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变化之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从“两极互补”转向“承上启下”。过去，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首先是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结合，形成高低发展阶段的“两极互补”。今天，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比较优势从低端移向中端，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转向资本积累、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开发能力等复合优势，一端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能力、高端生产能力、低储蓄造成的投资需求、传统的消费需求形成互补，另一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及其对资本、适用技术、基础设施、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形成互补，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承上启下”的特点既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也造成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挑战。跟过去相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有了更新，从加工制造业转向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双方的竞争性也同时加剧，发达国家以技术封锁、规制约束等方式阻拦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显著增强。中国贸易对象结构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中国对拉美、非洲、中东地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7%，2011年上升到12%。[5]2011年，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2.5%，而对东盟、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增长23.1%、34.5%、42.7%和76.7%，均高于同期中国总体进出口增速。[6]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挤出压力。因此，中国在上下两端都要趋利避害，把新的机遇利用好。总体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总的趋势是经济互补性在增强，共同利益的基础在扩大；而与发达国家则是竞争的一面更加突出。
新的战略机遇在哪里
如上所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机遇期的内涵也随之更新。新的战略机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扩大，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权重增加，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国际经济产生系统性影响，人民币成为潜在的国际储备货币。
二是全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长成为趋势，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潜在外部需求，有助于使中国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形成相互借力的群效应，为中国发展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
三是中国多年来高储蓄，积累了规模较大的财富存量，以大量的外汇储备为标志，构成了拓展国际经济关系的硬实力。中国巨大的投资能力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比较优势与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缺口相契合，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
四是中国承上启下的比较优势使我们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在传统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可以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相对低成本，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前所未有地融入世界经济，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使发达国家很难在围堵中国的同时不伤及自身，大大增加了个别国家与中国摊牌的成本，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可能性。
六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对发展方式和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反思，为中国探索发展道路、推动制度创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契机。
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需要不一样的对策
上述变化决定了我们今后的战略机遇期不同于过去，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需要不一样的对策。
——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待“战略机遇期”的态度是“有条件要上”，那么现在的态度就应该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未来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主动去营造，今后一段时间里，国际经济环境“趋紧”对于中国是不利因素，但有利的因素是中国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我们的高储蓄与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储蓄是最大的经济互补性，这方面存在着许多潜在的“战略机遇”，如欧债危机形成的投资需求、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愿望等等。高储蓄造就了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它们固然带来了些许麻烦，但却是我们多年积累的实实在在的硬实力，是我们改善国际经济环境的最有力的杠杆，只要善加利用，就可以在世界上创造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强的货币地位、更广泛的利益同盟，为我们的发展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重新定位“重中之重”。这片广阔天地在哪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开放，这无疑是正确的。当前，中国仍然把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定位为“重中之重”，静态地看，亦无大错。然而，动态地看，我们的“重中之重”应当转向包括新兴市场和周边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市场，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量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也在转移，美国对北美自贸区、欧盟和日本的出口从2005年的64%降到2011年的55%，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则相应上升。[7]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在存量上是“边区”，在增量上却是“中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增强是我们新的战略机遇，中国应当把拓展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心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地区倾斜，把“边区”建设成“根据地”，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同盟者。“根据地”巩固了，我们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实力也会大大增强。
——丢掉幻想争取共赢。把“重中之重”转向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说发达国家不再重要，也不是说中国与发达国家只能对抗而无法互利共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达国家仍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正在形成新的经济互补性，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互利共赢的客观基础。但要处理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首先要丢掉幻想，不能期待主要发达国家会主动寻求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阻碍了他们与中国经济优势互补的实现。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与发达国家此消彼长的经济实力格局决定了主要发达国家不会自动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实现互利共赢尽管是可能的，但却只能是“被迫”的。只有当遏制中国的成本大到无法承受，他们才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才会谋求与中国互利共赢。
与发达国家建立互利关系的战略机遇在于：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已经深度融入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彼此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西方国家无法像对待苏联一样，在经济上打击对手的同时又不伤及自身。中国既要继续扩大共同利益面，让发达国家看到合作的好处，又要增大其摊牌的成本，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对抗的严重后果和巨大代价。两手都要硬，才能迫使其走上与中国互利共赢之路。
——内外统筹有所作为。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就意味着，中国发生的事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中国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发展阶段，内部和外部都面临深刻而复杂的挑战。因此要营造和维护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都必须有所作为。
内外统筹的目标是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必须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在过去和今后都是正确的。但在开放条件下谋发展，“办好自己的事情”与“参与世界的事情”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后次序，二者经常融汇于同一个过程。在一些情况下，发展自己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在另一些情况下，稳定外部就是稳定自己。在当前形势下，全民都要提高内外统筹的意识，不能搞孤立主义，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看待承担国际责任。欧债危机的教训值得注意，欧元区成员国不愿承担区域责任与区域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在权利与义务对等、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要更多地提供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这是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必要手段。
内外统筹要实现发展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过去30年，中国主要通过扩大开放有效地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今后中国则必须通过增强发展的自主性来拓展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必然是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发展的自主性是基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需求。走内需驱动为主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应当看到，未来对中国而言，只有坚持发展的自主性，才能坚持发展的开放性。中国不能走依附型的发展道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主要依靠别国的市场、别国的技术、别国的货币来搞发展，必然带来内外经济关系的失衡和全面紧张。而坚持自主发展，坚定不移地做大国内市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稳定本国货币金融秩序，我们就能发展良性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利用外部市场、技术、资源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市场、技术和资源，在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成为稳定和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内外统筹要应对好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超前和发展阶段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国作为开放度较高的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度高，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多地发挥领导作用，争取更多的权益，承担更多的责任，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作用的期望值也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阶段上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质量、经济结构、体制机制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也仍在进程之中，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有所作为的深度和广度难免受到国内发展进程的制约。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应当基于自身的发展阶段恰如其分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既要理直气壮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主张我们的权益，坚持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指向；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的局限与不足，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提高对外博弈能力。
提高规制能力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制高点
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有效性的竞争，谁能在国际国内建立起有效的制度规则，谁就能把握战略机遇的制高点。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也是一个内外统筹的过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在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过程中的地位与我国内制度规则创新的阶段和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提高我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需要把建立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与推动改革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有效衔接。
“以开放促改革”是一个双向的进程。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学习国际经验，掌握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将有助力促进国内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中国自身在制度和规则上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将大大提高我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能力，也必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虚怀若谷，也要坚定自信。
有效的制度建设必然是普适性和原创性的结合。普适性就是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原创性就是通过中国自己的路径实现制度创新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为解决世界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是体现中国的制度原创性，而不是掩饰制度中的不足。在统筹内外的制度建设中，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制度理念，但西方规制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更不是人类制度建设的终极。中国对内对外都要有制度创新的远见和勇气，创新的标准既不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也不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标新立异，而是实践检验真理，看是否能有效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对内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制度建设，坚持制度的原创性，真正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增强中国经济制度与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兼容性。对外要在学习、适应国际规则的同时改造国际规则，通过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的实践，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理想和主张，建设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变化，世界也在变化。我们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需要与时俱进，既要看到其不变的一面，更要看到其变的一面。今后，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更多，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变化，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以中流击水、勇于进取的全新姿态迎接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