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结缘北大二十年 潜心研究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3 次 更新时间:2015-03-28 21: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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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名人档案   

   周飞舟,1968年出生,桓台县索镇北辛村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索镇建国小学,小学三年级转入索镇一联中读完小学,1980年至1986年,就读于桓台一中初中部、高中部,1986年作为淄博市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0年本科毕业后,在北京市安定医院从事心理技师工作,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96年至200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至今。

   周飞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十余年,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目前主要课题为地方政府行为与城镇化。近年来,周飞舟先后多次承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世界银行等课题研究。代表著作有《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根儿”在桓台,关注家乡发展

  

   近期,我们《桓台骄傲》栏目组记者如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周飞舟进行专访。刚走进社会学系办公楼大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几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大厅内摆放着社会学系1986级本科敬赠的石雕,上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落款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股浓厚的学术氛围迎面扑来。

   周飞舟早已在此热情地迎接着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书和学生论文,时不时会因为堆得过高而滑落几本,我们就一起躬身捡起来,成为本次访谈的小插曲。

   “我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既然你们是桓台老家来的,这第一次采访就献给家乡父老吧。”周飞舟玩笑似的开场白,一下子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感,让人倍感亲切。

   一副黑框眼镜显示出他的博学,说话慢条斯理,颇有文人气质。干净利落的衬衣和牛仔裤,让46岁的他看起来十分年轻时尚。他随手点燃一支“泰山”牌香烟,足见对山东老家的深厚感情。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我们近2个小时的交谈就是在这种融洽的氛围中慢慢拉开了序幕。

   “我1968年出生在索镇北辛村,父母现在还在桓台县城生活,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年有两个假期,假期我一般都会回桓台老家看望父母。”周飞舟告诉记者,虽然身在北京,但他对家乡桓台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关心,对桓台的发展情况也比较清楚,像红莲湖、马踏湖、王渔洋等他都如数家珍。周飞舟先是在索镇建国小学读的一、二年级,三年级之后转入索镇一联中读完小学,1980年进入桓台一中初中部读初中,1983年继续在桓台一中高中部读高中。

   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况,周飞舟说:“当年的学习条件相对艰苦,住的是平房,冬天的炉子也不暖和。好一点的是,我家住县城,不用住校,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回家吃,晚饭后再回去上晚自习。”

   艰苦的学习条件并没有降低周飞舟对学习的兴趣。“我们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保送了一批学生,直接去了理科一班重点班。当时一个年级有6个班,理科就有5个班,文科只有1个班,可以见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人们对理科的重视程度。但我个人对文科非常喜欢,高一分科的时候,我主动找教导处主任要求把我调到文科班。”周飞舟凭借天资聪颖和后天勤奋,很快在文科班里如鱼得水,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聪颖又勤奋,结缘北大20年

  

   1986年,周飞舟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当年淄博市文科状元,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我的高考分数是628分。我高中的班主任常祖渭老师是教语文的,但是我那年高考发挥失常,语文没有考好,幸亏我的数学考了满分120分,弥补了一下语文的分数。”周飞舟说。

   “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专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之一。当时填报志愿是高考之前就要填报,可以选择2所高校,每所高校填报4个专业。我分别报考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的4个专业,我分别填写了中文、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社会学,因为我根据平时的模拟成绩,自认为肯定能够考上北大中文系,所以后边三个专业就是乱填的。我有个同学告诉我说费孝通就是搞社会学的,我才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自己的高考发挥失常,所以中文专业没被录取,最后被社会学专业录取了。”周飞舟说,当时之所以想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想当记者,因为记者不用坐班,不受约束,可以到处跑,见多识广,学到很多东西。

   今天,谈起当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周飞舟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周飞舟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理科非常有前途,文科类专业又都觉得中文之类的专业前景好,认为社会学没有前途。其实,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好说。所以,现在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得特别好,现在我觉得当时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990年,本科毕业时,受政治形势影响,找工作并不顺利,也没法考研究生,周飞舟的很多同学都回老家工作了。

   “当时北京安定医院的院长去国外考察回来,觉得国外的精神病医院都有社会学专业的工作人员,于是决定招聘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他们从北大心理学招聘了2人,从北大社会学招聘了2人,我便在北京安定医院从事心理技师工作3年。”周飞舟说。

   1993年,已经工作了3年的周飞舟并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愿望。他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导师王汉生教授。

   周飞舟说:“我们当时实行师徒制学习法,导师就像家长一样,整天跟着导师到处跑,去农村搞调查研究,学老师怎么把一些看似虚的问题一步一步地做实了。一方面要学习老师怎么提问问题,用的什么思路,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要学习老师为人处事的道理。选好导师很重要,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位这么优秀的导师。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是师徒制,一方面带着他们开读书会,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要带着学生们去农村搞调研,最近在做的课题就是城镇化研究的课题。”

   周飞舟告诉记者,通过基础课程和实习活动的培训锻炼,社会学系毕业生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扎实的社会调查的学术功底,熟练地掌握了社会调查技能与分析方法,较全面地了解了社会学理论与各重要分支领域的系统知识;同时在社会服务活动和调查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供不应求的人才。

   1996年,周飞舟顺利考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由于当时的导师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知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博士毕业后,周飞舟又回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至今。

   “周老师的课,是所有目前开过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一门。因为你能跟着他的跳动,找到一点规律和频率。他的课,因为与现实环环相扣,你可以不必在韦伯、霍曼斯、米勒等人的理想理论中,用左脑拼命进行逻辑对接。周老师主要就农民与土地这两条线进行讲述。农民的天就是地,国计民生,地占先。于是,农民、土地、执政者行为,就错综复杂了,故事出来了,一些事实也在你平时因为忽略农民与农田的无知中,逐渐清晰起来。”周飞舟的一位学生这样评价他的课。

   本硕就读北京大学7年,又在北京大学任教13年,周飞舟结缘北京大学至今已有20年。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北京大学图书馆里都留下了周飞舟的脚印。这些年在北大,让他对“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有一番别样深厚的情怀。

  

   潜心做学问,专注社会科学

  

   多年来,周飞舟一直关注政府治理实践,一方面以财政为切入口,分析当前中国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在重建中国社会学传统诉求下,他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分析古代治理方式。

   在一系列文章和新著《以利为利》中,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当代的政府行为特征及其运作的规律。周飞舟以财政包干制、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集权等历次财政改革角度入手,分析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变与不变。《以利为利》展示了一个社会学者对“税制改革”这一主题的独特视角。本书是周飞舟十余年来研究脉络的系统整理,其中更有大量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为在深层结构中理解改革过程中的诸多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而接地气的分析框架。全书共十五章,大略可分作三个主题: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关系的变迁;县乡财政危机的发生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发达地区财政结构异变与“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

   周飞舟在《以利为利》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财政包干制”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即地方像公司一样以追求利益和效率为主要目标。地方政府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率是改革前建立的,改革后其行动目标从政治导向转变为“政绩”导向,展开“政绩锦标赛”,纷纷追求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公司化和经济增长锦标赛体制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中央在经济和财政上失去对地方的控制。1994年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实现财政集权。但各级政府以生财、聚财为主要目标,力图开辟中央严格控制的预算收入以外的新的生财之道。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为此开辟了条件。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巨额租金,并以此撬动大批金融资金。因此,中央财政集权不但没有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控”局面。与此相关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忽视质量与公平性的城市化。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没有关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城乡居民享有公共服务的公平化,而是偏好“大兴土木”的城市化。因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平性难以测量和评比,无法纳入“量化”的政绩考核中,地方政府在“政绩锦标赛”体制下越发偏离正常的轨道。税费改革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导致农村基层政权的空壳化和政权“悬浮状态”。税费改革使县域内的大部分财力集中到县财政,乡镇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大为缩减,一方面导致乡镇政权的空壳化,另一方面县级职能部门难以直接面对广大的乡村和众多百姓,基层政权脱离农民,进入“悬浮”状态。

  

   周飞舟的另一研究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治理实践。有关中国传统治理的以往著作一直强调儒表法里,但这种论述内含了深刻的张力。周飞舟在《“经术”与“吏事”:中国古代的治理实践》一文中提出,要理解儒家的道义观念是如何进入具体的政务操作中。既不能将传统治理实践化约为“阳儒阴法”,也不能斥之为与现代治理相违背的“落后”、“非理性”的成分。

   近年来,周飞舟先后多次承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世界银行等课题研究。如,“地方政府与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商业组织”课题负责人、“土地制度与城市化”课题专家组成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研究”课题负责人、 “农村税费改革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农村财政与公共品提供研究”课题组专家组成员、“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课题项目专家、“国土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企业参与扶贫支持政策研究”主持人等等。此外,2005年至2006年,周飞舟成为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访问学者。

  

   (张晓明  伊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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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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