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席龙 李晓渝:企业控制权市场平衡机制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制度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6 次 更新时间:2005-09-07 07: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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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席龙   李晓渝  

  

  摘要

  本文分析了以股份制为目标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国有产权的行政实现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不兼容、不可避免的内部治理弱化、委托代理问题和交易成本高昂等。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股权的综合性与企业管理专业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管权间的人为隔离。提出对企业产权按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异权划分,分成经营权、监督权和仲裁权,结合其相应的企业剩余分配权而证券化为不同权证,通过金融市场使企业产权与经管权相统一的企业制度设想。这一设想可使企业从根本上摆脱政府以行政方式实现国有产权的方式,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的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不但从理论上解决了含国有产权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也为国有产权市场化设计出了优于股份制的企业制度。

  关键词: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证券化、异权划分、权证制

  

  对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制度,虽然理论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但真正得到实施的、目前占主流的无疑是股价制。然而,股份制的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无法避免企业国有产权执权人选择过程中的行政性委托代理机制。由于股权的综合性与国有产权行为主体缺位之间的根本矛盾,以股份制为目标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在理论上没有成功的必然性,却有着失败的极大可能。本文将从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资产质量等现实条件出发,通过对股份制根本弊端的分析以揭示股份制与国有产权间的根本矛盾,推导出以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不可行的结论。再通过对产权与管理权关系的讨论,提出按企业管理需要划分产权,以达到产权与管理权在分离基础上的重新统一,在企业中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的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的新企业制度构想。

  

  一、控制权平衡机制研究概述

  

  企业控制权的市场平衡机制,即通过产权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实现企业控制权平衡的原理和方法。相对于外部平衡机制,如法律、行政等措施,市场平衡机制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公开性和内生性等特征;是企业实现控制权平衡的核心,也是其它平衡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

  就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的研究来看,一般分为对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研究两大思路。从内部机制研究来看,Silva (2004)将股利政策作为企业治理工具进行了分析;Moloney(2004),对高管人员报酬限制与企业合约效率做了分析;Hartzell等(2003),Datta 等(2001),对机构投资者、企业高管人员报酬和企业绩效、企业并购的关系做了研究;Lemmon等(2003),Gomes 和Armando (2000),对大小股东间的关系作了研究;Blair (1996),Roe (1999)对企业雇员在企业控制权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研究。在外部平衡机制研究中,Bowman(1996)对企业控制权的法律基础、企业自治的效率及股东民主制度的法律和社会基础等作了研究;Monks (1998),提出通过设置“特殊目的信用公司”替代股东参与企业管理的方式提高企业绩效;Brancato(1996),讨论了企业控制权制衡对企业价值及企业股票的市场表现作了实证研究;Hawley(2000),则提出谁来监管企业的监管者的问题,讨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经管层的绩效;Henwood (1997),Jacobs(1993)讨论了市场有效性、指数交易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关系,并对投资者如何体现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参与企业决策的问题作了研究;Kleiner (1996),Novak (1997)对企业文化、社会文化及管理思想变化对企业创造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作了研究;McCahery等(2002)对所有权分散化及控制导向治理结构的局限性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对经济改革的国家是否应当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模式提出了质疑;Holland (1993)系统地从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层面就各国的企业治理作了比较;达夫特(2003,译)从组织理论及组织设计方面,对企业控制权平衡的组织问题作了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股份制的框架下,或者认定股份制不需要作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国国内的研究,大部分与国外一样,是将股份制作为一种既定的企业制度或既定的目标企业制度展开的,这与哈特(Hart)最初在界定企业治理结构时将委托代理关系及交易成本作为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存在的基础有关。在这种基础上的研究,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即对国际企业控制平衡机制的借鉴和比较、企业控制权内部平衡机制、外部平衡机制和综合平衡机制的研究。

  就国际比较和借鉴的研究来看,冯根福(1997),李维安(2001)对西方主要国家公司股权结构与股东监控机制作了比较研究,并总结出了德日模式、英美模式、中外合资模式和家庭企业模式等;李维安(2001)还提出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强调了制衡不是目的,效率才是公司治理的目标;刘世锦(1999)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等。虽然存在不同的模式,但本质上这些模式都属于同一种企业制度,那就是股份制。

  在企业内部平衡机制研究方面,李维安(2002)将企业分成股权主导、债权主导和家庭主导型,并将债权人和企业雇员等纳入企业控制权平衡的研究中;李维安、武立冬(2002)提出了“经济型”企业治理模式;宁向东(2003)对多种制衡机制的互动性进行研究的“均衡制衡”观点;冯俭(2003)对企业管理市场化的本质作了讨论;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3)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南开治理指数”;徐全军(2003)从自组织理论的角度对企业形成进行了讨论,并对不同企业理论进行了比较;宋冬林、金成晓(2003)对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原因及整合问题作了研究;傅元略(2003)对财务实时监管与公司控制权的平衡问题作了讨论;向荣(2003)、胡乐江(2003)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效率作了讨论。

  在外部平衡机制及综合平衡机制研究方面,张德明、曹秀英(2004)综合分析了公司控制权平衡的内部机制、市场机制和外部机制;李建标(2004)讨论了公司信用与公司控制权平衡性的关系;李维安(2003),李青原(2003),林晓婉等(2002)对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在公司控制权平衡中的作用作了探讨。

  可以看到,上述中外学者的研究,几乎都是以股份制为既定目标企业制度,或者认定股份制本身不需要从根本上改进而针对股份制所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而展开的。虽然股份制似乎已经被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制度,但中国企业特有的历史背景、资产质量较差、国有股权代理人的行政确定方式不可避免等问题、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使很多学者对照搬股份制模式产生了疑问,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解决含国有和集体产权企业控制权问题的主张。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思路,一是从委托人的角度、二是从代理人的角度、三是从管理技术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委托人角度的研究,其目标是在法律上真正确立国有和集体产权的实际拥有者,希望通过找到国有和集体产权的真正主人,从而建立有效的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刘迎秋(1997)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控制国有产权的制度构想;肖万春(2000)、刘书祥(1994)、李石泉(1994)提出应将旧体制中的地方“准所有制”改成真正的分级所有制;杨劲(1998)提出“终极产权”和“虚拟分配”制度建立含国有产权的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赵守国(1999)提出了多级代理假说;李俊(2001)、李建兰(1995)提出的“新两权分离”等。

  代理人角度的研究,重点是强调如何为国有产权找到恰当的代理人,并试图通过对代理人的适当安排建立企业控制权的平衡机制。张宝(2000)提出国有产权代表制;王云平(1999)提出以专门法律的方式处理国有及集体产权的“法律意志”主张;张仁德、邵东亚(1998)、李石泉(1994)提出的产权分散化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的主张;曹钢(1996)所提出的“产权支配结构”改革论,魏先月(1994)提出“租赁制”是一条可行之路。肖耿(1997)提出国资搭便车论;张锡宝(1995)提出将国有产权“钝化”的主张。孙伯良(1999)提出以“市场裂变的方式替代行政裂变的机制”为国有产权确定产权代理人;潘席龙(1996)提出的权证制等。

  管理变革角度的研究,是希望通过运用现代管理技术,或者改革管理制度在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平衡。唐霏(1999)提出的向民间让利的分类监管设想;潘立韫(2000)提出股权流通解决方案;林毅夫等(1997)公平竞争论;贺朝义(1995)提出“六化”的主张;谭仲明(1997)提出将国家行政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两种职能分开的国家职能二元化构想等。

  国内股份制以外的研究,委托人的确定并不能保证企业控制权能够实现平衡,缺乏一定能提高企业效率的理论基础;管理技术角度的研究,与大部分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研究一样,只能起修补的作用,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企业制度;代理人角度的研究,大部分思路最终将仍然过渡到股份制形式。针对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虽然孙伯良提出应当以市场取代行政方式确定产权代理人,但他提出的以拍卖方式作为市场化机制是不现实的,因为一次性的拍卖无法保证拍卖价格的公正性;而且如果是卖断方式,国有产权将被转化为非国有产权,“国有”将不复存在。

  综合国内外就企业控制权平衡机制的研究,大部分研究都是以股份制为既定的基础或目标模式展开的。然而,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虽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股份制绝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是终极的企业制度。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股份制所固有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相对较为“完美”的国家,也出现了Enron 、WorldCom和Parmalat等案例。这些案例的出现,绝不能仅仅用偶然因素来解释,而是股份制设计中的根本缺陷所导致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高昂的委托代理成本、企业控制权失衡如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弱化、企业出现内部人控制等的必然。

  尽管实践已经表明了股份制设计中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大多数研究仍然只是围绕着如何降低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如何平衡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与企业高管人员、监事会等间的关系、如何调整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有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等。这些研究最大的缺陷是,将股份制假定为不可更改或者不需要作根本性变革的企业制度,并且都是在对股份制做修补性的工作,而没有就产生委托代理关系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股份制的局限

  

  虽然大部分文献都认为应当以股份制为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以达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股份制与国有产权是无法兼容的。股份制与国有产权具有内生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孙鳌(2000)[1],王玮(1996)[2]等都指出了这一点,概括起来这种不兼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份制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正如前面分析过的,国有产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国有产权全民做主经营的交易本太高;必须以政府、国家或相应的机构作为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对其进行管理;而政府、国家或其它任何机构本身并无直接的行为能力,无法直接行使产权权能,所以对国有产权进行代理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对国有产权的改革,关键不是要不要代理,而是如何确定代理人,特别是如何建立科学的代理人确定机制。在当前以股份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中,国有产权的代理人,是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相关的行政部门,以行政的方式委派和决定的,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

  按股份制的要求,股东间应只有股权大小的差异,而其它方面必须是平等的、无差别的。但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在股份制改造后的企业中与其它股东则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平等,其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股东地位的获得方式不同。国有产权代理人是以行政方式获得代理权的,而一般股东则是以投资获得股东地位的。无论一级代理或多级代理,目前所提出以股份制方案解决国有产权问题没能避开国有产权代理人的行政决定方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以行政方式获得管理权;国有产权控股的企业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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