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三农问题再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61 次 更新时间:2003-01-16 0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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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进入专栏)  

  

  本文主要观点: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动乱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靠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靠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靠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

  

  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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