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平生只留意“好亭子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6 次 更新时间:2015-03-26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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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进入专栏)  

今年(编者按:2013年)重九日,扬之水先生是在筑城度过的。上午在“知行讲坛”上的讲座,她拣“真正得是话”的话说,登台只深鞠一躬,便开门见山直奔古人风雅而去,无半句寒暄客套。下午去博物馆看展品,是她“感兴趣的事”,从包里掏出一顶皱巴巴的遮阳帽,踩着双40码运动鞋直往前走,一只看不出牌子的男士手表松垮在腕间。


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当天的扬之水还穿着运动裤,剪个极短的男人头。“对吃的、穿的、用的,我不讲究。”扬之水说,“衣服我都没怎么买过,都是‘家长’(扬之水对丈夫的称呼)送。他出去买衣服,往往是一式三份,他、儿子和我一人一份,三人都穿一样的。”手表也是,用坏一块,“家长”就发一块,以旧换新。她说,“我就几乎没带过女表,都是男表。”


像个男人容易,但她能成为让金克木、张中行、沈昌文等一大批有学问的名家“吾得兄事之”的“赵兄”,被视为同道中人而不是难养的“小女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本名赵丽雅、笔名扬之水的她,给出的解释倒很祛魅:“真有学问的人都很谦和,越有学问的人越好打交道。”


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接受过四五年正儿八经的教育,曾在王府井大街操刀卖西瓜的营业员,成为《读书》杂志“四大金钗”之一,“京城三大才女”之一的赵丽雅或扬之水,怎么说都有些不可思议。无怪乎署名扬之水的著作《诗经名物新证》出版时,有人给赵丽雅所在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写举报信,“说是扬之水抄袭赵丽雅的文章。”当然,也有报社写信给扬之水,信封上收信人一栏是:“赵丽雅 转 扬之水”。


赵丽雅、扬之水,此外还有赵永晖、宋远,等等都是她的名字。这些名字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从小喜欢攒手绢、糖纸和集邮的小姑娘赵丽雅,长成了偏爱一切古物细节的名物研究学者扬之水。


“从小,我就有一种‘物恋’情节,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一片纸都留着。”扬之水说。以至于“家长”都知道,让她说一件什么东西是不要的,太难了。按照扬之水的话说,这种“物恋”,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和张爱玲的‘物恋’相较,她的‘物恋’是用来看去人生,我的是用来打捞历史。”


具体怎么说?扬之水讲过一个故事:宋代唐子西在18岁时去拜谒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问他读什么书,他答刚读到《晋书》,结果苏学士问他:“里面有什么好亭子名?”扬之水给出的结论是:读诗读文只留意于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


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便是寻找各种“好亭子名”。算下来,已经找了十几年了。且十几年如一日,说真正得是话的话、做真正感兴趣的事,“要不然一辈子太亏了。”而她也很幸运,遇到了好丈夫、好儿子、好老师,占尽了天缘、地缘、人缘。“应了性格决定命运那句话。”扬之水说。


“名物新证”,新在三证合一


沈从文先生提出“名物新证”概念三十年后,扬之水先生成了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她的“名物新证”坚持文献、图像、实物相结合,三证合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名物新证”近一两年来才获得学界认可。


记者:和传统“名物学”或“名物研究”相比,您的“名物新证”研究关键在于一“新”字。新在何处?


扬之水: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其方法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训诂考证。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


重新复活这一名称的是王国维。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兴起的考古学融入到名物学,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但是,“二重证据法”着重的还是传世的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献二重证据的结合;


我所从事的“名物新证”,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名物新证”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沈先生有一篇文章,《“瓟斝”和“点犀”》,专讲《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在沈从文提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的三十多年之后,在孙机先生的指导下,我成为这一倡导的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记者:从学科意义上,您的“名物新证”打破文学、历史、考古等学科之间的界限,考古圈与文学圈可能会视您为异类?


扬之水:我一九九五年正式从事“名物新证”研究,十几年来一直采用“三证合一”的方法,也就是文献、图像(包括雕塑、壁画等)、实物三者的结合。获得学界认可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


我以为,所谓“名物新证”,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你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被大家所认可,目的就达到了。此外更有何求?


小道世界里的“绝学”


扬之水先生自认为“名物新证”是“小道世界”,可当我们无数次在诗词文章中掠过的小物件,自以为不影响阅读,却错过了一整个时代。有学者认为扬之水的研究是“绝学”,得考虑如何“继绝学”的问题。




记者:您的研究很多是跟器物打交道。在当下学界,研究形而下之器物似乎很冷门,还有些不合时宜。您怎么看?


扬之水:别人说我这是小儿科、冷门,我自认这就是“小道世界”:不是古玩欣赏,不是文物鉴定,只是从错错落落的精致中,收拾一个两个迹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拼接一两页残损掉的历史画面。说名物研究是“冷门”,当然可以,而它实在也不需要成为热门。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喜欢就行了,管别人说什么呢?


记者: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先生看来,您的名物研究是“绝学”——做得绝妙、难乎为继;后继无人、濒于灭绝。您考虑过“继绝学”的问题么?


扬之水:名物研究也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需要从事者第一勤奋,第二有悟性。我不敢说自己有悟性,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更是远远谈不到,但竟然走了进来,可见这一研究的门槛并不高。关键还是在于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勤奋的动力,脑子里装的问题多了,自然也就有了联想,这一切,就构成了良性循环。


当然,我认为大学应当开一门名叫“物质文化”的课程,这门课程应当是一门必修课,不管是学文学还是学哲学、历史、艺术的。因为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土壤,不理解古代的物质生活,就不知道古代的文明,诗文也好、书画也好,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举例来说,美术学院的学生鉴定书画真伪,可以从图画里出现的器物切入,宋人的画里绝对不能出现明代的器物。那怎么判定什么器物是什么朝代呢?前提自然是足够了解当时的物质生活、物质文化。


至于名物研究,实际上是作为广义的物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领域。有了“物质文化”这门课,听课的群体中会有一些人对名物研究感兴趣。只是迄今为止,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了这门课程。


记者:从民间角度,我们可以在物质文化、名物研究这方面做些什么呢?


扬之水:民间已经开始自发地对这些表示向往。来贵州“知行讲坛”之前,我受邀参加了幽兰会所举办的讲座,讲“《更衣记》中的奢华之色”,主要是介绍明代的金银首饰,听众对这些很感兴趣。


这类似的讲座,民间开始多起来了。我去其他地方也讲过很多。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这些慢慢做起来,会形成风气。当然,我认为最有用的,还是学校里设立相应的课程。


对公共问题,说不出让人引用的话


扬之水先生的儿子曾劝她,得在公共问题上说几句让人引用的话。扬之水的答复是“我说不出来”。她说:“我说出的话,得真正是话。”


记者:看您寥寥数篇访谈文章,采访记者的很多问题似乎都希望您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言,如从《诗经》说起谈“我们的语文教育该如何改善?”“对当代汉语处境有何看法?”等等。您对这些公共问题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


扬之水:对公共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私下谈可以,比如呼吁恢复繁体字,批判阿拉伯数字的乱用,我已经呼吁多少次,但没有用。我只能保证我自己的书不出现这种情况。


在公共场合问我这些公共问题我不大发言,因为公共场合得有一套公共场合的语言,要有理论性、逻辑性,能说服人。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决定我说不出这些话。我只能对一器一物做考证,说些具体的事。最怕理论化、抽象化的东西。所以每本书写序言,是我最头疼的事,我得用稍带理论性的话总结自己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每次我都拖到最后,往往看校样的时候我才考虑序言的事。


我说出的话,得真正是话。可惜对公共问题,我老是说不成话。我儿子也说,妈你得说几句能让人引用的话。我说我说不出来,没有这种经典的语言。


记者:您私下最关注的公共问题是什么?


扬之水:我最关注的是环保、资源问题。不仅关心,而且从自己做起,应该做的事我都做。儿子受我影响,从来不破坏环境。小时候带他去玩,他都喜欢把别人扔的东西都捡起来。


我觉得我们要留下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是最起码的修养。


记者:我们当下制造的一些“器物”,几十年后可能成为“名物研究”的对象么?


扬之水:现在有什么东西是能够代表自己时代的东西?


以我近年来关注的首饰为例。首饰店卖的首饰,绝大多数是学西方的风格。直接拿西方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容易导致食洋不化。这不说了,拿的往往还是西方最表面的东西;有的号称是继承中国传统,但往往只会弄一些龙凤的图案,这种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来制作器物,是最低级的。最后,东、西方的精华都没有了,弄成“不中不洋”的样子,能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建筑是容易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门面的。过去,中国哪怕是一个小县城,都有一条绕着县城的河,有风水塔、庙宇、城隍庙……都蕴含着一种风格。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到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样,建筑成了一个个怪物。走在大街上,好多商店都用的是国外的名字,维也纳,塞纳河,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信心,觉得外国的东西才有号召力。在这样的时代,能够出什么精品啊?


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估计是几句话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现在也许是为下一个高峰作准备吧。但现在是一个低谷。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初中毕业后插队,回城后为果品店司机。一九七九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明式家具之前》、《物中看画》等。


■本报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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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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