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雷:审判公开背景下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5-03-24 23: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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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雷  
[13]律师阅卷了解该证人个人信息后可以在庭外发表质证意见,律师签署的保密协议要求律师不得将证人个人信息告知当事人。[14]这种通过发挥律师作用实现协调保密与质证之间冲突的作法与上述技术侦查措施证据使用的策略如出一辙,这种立法技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以解决更多的涉及质证原则与例外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三)全卷移送与先入为主的防弊机制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与多年里实行的案卷移送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仅对中国第一审程序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体现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甚至刑事再审程序之中。[15]卷宗移送制度及其伴随的庭前或庭后法官阅卷的工作机制时刻挑战着庭审实质化目标的达成。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全卷移送制度的恢复已经为法律所明确规定,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寻求修改法律或者规避法律而无视全卷移送规定的作法显然不是落实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出路,合理的路径只能是在尊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合理的解释法律,健全各种防止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让裁判形成于法庭,而非来源于案卷、审理报告抑或各种内部批示、请示、答复。借鉴大陆法系实现全卷移送制度国家的经验,[16]笔者认为全卷移送制度下预防先入为主的机制首先是阅卷的主体只能是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审判人员不得阅卷,通过这种阅卷主体的区分与限制,调和庭前准备与庭审裁决对案卷的不同需求;其次适度扩大一审普通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数量,特别是人民陪审员的人数,由于合议庭承办法官之外的人员禁止阅卷,其人数的增加势必会带来庭审实质化的效果;最后,卷宗的内容应当实现控辩平等,即辩方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向卷宗中纳入对辩方有利的事实和材料,卷宗的内容更加全面、客观,有助于防止阅卷法官偏听偏信、先入为主。

   (四)庭前会议的频率与作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第182条第2款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旨在进一步增强庭前准备工作以落实庭审集中审理原则。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充分整理证据问题、明晰庭审重点,也可以就程序性事项的审理作好庭前准备工作,但根据立法条文的字面解释,庭前会议只能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不能作出任何程序性与实体性处理决定。其中的立法考量主要为避免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出现的庭前庭问题,或者说先定后审、庭前准备程序架空庭审导致庭审流于形式。从这角度来看,此款规定的定位与庭审中心主义的提出是完全一致的。

   庭前会议的适用主要应当集中于案件重大疑难复杂从而需要进行细致庭前准备工作的案件,其本身不应作为必经程序、逢案必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半以来,审判实务中庭前会议的应用频率并不太高,这在一定程度符合立法当时创设这一制度的预期。但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片面认为庭前会议只能准备、不能作处理,因为无用所以不用,这种认识是偏离了立法意图的狭隘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证据、辩论焦点的准备工作本身对于庭审实质化的重要意义。

   另一争议问题是庭前会议的准备功能能否替代庭审的审理处理功能?部分焦点案件审理过程中,庭前会议持续时间很长而庭审时间非常短暂,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无异议的证据,法院根据高法解释第184条的规定庭审中简化出示相关证据,庭审形式化意味浓厚,最终庭审效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公开审理、社会监督等依托庭审所追求的诉讼价值都一并被“简化”,这显然违背了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此种作法并无刑事诉讼法的明文授权,审判行为及相关司法解释条款均属违法。

   (五)程序性裁判的当庭展开

   近年来伴随着程序法治观念的逐步兴起和对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尊重程度逐步增强,刑事案件审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辩审冲突”现象,典型的表现是辩护律师就程序性争议比如排除非法证据、管辖、回避等寻求审判人员当庭予以处理,部分法官对这些程序性争议处理不当引发辩护律师与审判人员当庭乃至庭后的非理性冲突。辩审冲突现象本身严重损害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权威与声誉,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揭示出法庭当庭解决程序性争议的重要性。程序性争议及其裁判不同于实体争议与裁判的重要特点就在于程序性问题本身具有前后相连的链条性特征,链条上每一个具体环节出现争议不予解决,后续程序难以顺利展开,对于程序性争议应当具备即时裁决、即时上诉的特殊处理程序。庭审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庭审实质化要求应当将程序性争议的当庭解决涵盖在内,通过对一个个程序性争议的公正、公开裁决实现审判过程的公正,进而确保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所有程序性争议都解决在法庭,才是全面落实庭审中心主义的体现。

   (六)繁简分流与审限、审判时间的合理优化

   庭审实质化体现在审限与审理时间的外化直接结果就是庭审时间与审限的延长,面对刑事案件总量逐年增加的客观形势,坚持繁简分流,体现当繁则繁、当简则简的诉讼资源配置原则,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前提。庭审实质化的目标只能在有需要的少量案件中实现,这些案件主要是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关键证据有争议。对于被告人认罪且符合简易程序条件的案件,应当通过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简化案件管理中的行政化要求,放权给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依法独立、快速处理案件,推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扩大简易程序适用比例的立法意图切实实现。对于推行轻罪速裁程序试点的十八个城市,符合轻罪快审程序范围的案件,可以突破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进一步探索极简程序,更大限度地节约诉讼资源并将其投入到需要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的案件当中。

   繁简分流的逐项规定或改革实现之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作到“当繁则繁”,从开庭时间的安排上看,应当改变目前多数一审法院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开庭半天的“惯例”,[17]实现庭审时间安排由案情决定,庭审时长具备一定的弹性以充分容纳下证据的充分调查与法律意见的充分辩论。

  

   三、余论

   庭审中心主义与庭审实质化的概念理应作为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主要目标,其所针对的庭审形式化以及卷宗审判弊端在我国积弊已久,改革的进程势必需要统筹制度、观念、司法体制、工作机制等方方面面系统推进。囿于本文的主题,笔者并未涉及独立审判等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配套措施,但这绝非否认司法体制改革对刑事审判方式完善的重要意义。同时,庭审实质化的各项落实举措主要是正确执行法律而非修改法律的问题,换句话说,现有刑事诉讼法设定的各项规范、传递的立法意图完全足以作为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庭审中心主义的提出恰恰是对立法原意的追寻。随着此项改革理念的推广、具体改革完善措施的落实,我国刑事庭审模式将继1996年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再次展示出清晰的轮廓、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行。

  

   【注释】 

   [1]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

   [2]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1版,第314、326、336页。

   [3]顾昂然:《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见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4]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以下。

   [6]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7]相关分析可参见刘静坤:“庭审中心主义的改革历程与路径探索”,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

   [8]参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9条之规定。

   [9]2011年8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次审议稿》第186条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设定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范围明显大于目前法律规定的出庭条件,在草案二次审议过程中有实务部门认为一审稿中设定的出庭范围过大,应当从司法实际出发,将证人出庭的范围改为“三有”的并列条件,即有异议、有影响且有必要,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上述意见,自草案二审开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调整为目前的表述。

   [10]陈卫东主编:《量刑程序改革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1]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43页。

   [12]程雷:“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0期。

   [13]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决定不公开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可以在判决书、裁定书、起诉书、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中使用化名等代替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应当书面说明使用化名的情况并标明密级,单独成卷。辩护律师经法庭许可,查阅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使用化名情况的,应当签署保密承诺书”。

   [14]王尚新主编:《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决定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15]同注〔5〕,第152-153页。

   [16]相关介绍可参见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第718-719、722-724页;蔡杰刘晶:“刑事卷宗移送制度的轮回性改革之反思”,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

   [17]笔者2010年上半年在某基层人民法院对该院审理的107个案件的庭审时间做过实证记录与统计,结果为平均庭审时长为60分钟左右,而案件审判期限平均为40-50天,通过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法官绝大多数的审判工作是在庭外进行的,详见陈卫东程雷:“隔离式量刑程序实验研究报告——以芜湖模式为样本”,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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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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