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罗尔斯的国际正义论与战争的正当性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9 次 更新时间:2005-09-05 23: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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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  

  

  一、前言

  

  在九三年的〈万民法〉2一文里,罗尔斯尝试把正义理论的应用范围从民族国家扩展至国际社会,并首度勾勒出他的国际正义思想的基本轮廓。此后数年间,他又对〈万民法〉所提出的论点进行了一些补强和修正,并于九九年出版了《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3一书。4 罗尔斯认为,世界和平有赖于一套能为国际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公开认可的正义原则;唯当世界诸民(peoples)共同接受、公开认可了一套国际正义原则,国际社会才有可能获致永续的稳定与和平。5 在这样的思考逻辑下,他提出了八项国际正义基本原则:(1)世界诸民应互相尊重其各自的独立与自由;(2)应遵守条约与承诺;(3)诸民平等,在具约束力的协议之前一律平等;(4)诸民有互不干预之义务;(5)诸民有自卫的权利,但除了自卫外,没有以任何其它理由鼓动战争之权利;(6)诸民应维护人权(指最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免于被屠杀或奴役之权利等);(7)战争中的行为应遵守某些特定规范;(8)对于那些处于不利境地的低度发展社会,诸民有扶助之义务6。前述八项原则构成了罗尔斯所谓万民法”的主要内容,而他相信,这是最有可能为今日世界诸民共同接受、公开认可的一套国际正义原则。7

  自从〈万民法〉一文发表以来,罗尔斯的国际正义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关于“战争的正当性”的论述却一直乏人问津。由于罗尔斯念兹在兹的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特别关切“战争的正当性”问题;在他的八项原则中,第四、五、六、七项皆与此一课题息息相关,其重要性可见一般。不过,绝大多数评论者却似乎不太关切罗尔斯所关切的战争问题,而影响所至,这方面的评论文字至今仍不多见。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罗尔斯关于“战争的正当性”的议论及其现实意涵,并提供一些初步的反省和批评。第二节首先概述罗氏国际正义思想所引起的几项主要争议,及其与本文主题的关联性;第三、四节以“战争的正当性”为轴,分析罗尔斯的基本论点与相关论述;第五、六节则分别针对他在“人道干预”问题上的含糊之处,以及他的“法外国家”概念的适当性,进行一些细部考察与批评;最后在第七节里总结全文。

  

  二、万民法及其相关争议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强调他的国际正义理论及原则不仅是从自由主义思想所发展出来的,而且称得上是对自由主义的“容忍”(toleration)概念的一项阐释和应用。在此,他所谓的“容忍”有着以下之基本意涵: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民及其政府,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合宜的”(decent)、“运作有序的”(well-ordered)、未对外侵略、未侵害最基本人权、但却并未采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民及其政府,而应该容忍并尊重其存在,视其为地位平等的国际社会成员。而这又意味着,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民及其政府,应该秉持着平等互惠的态度,与此类非自由民主的人民及其政府合作,共同捍卫一条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国际道德底线8。

  在这样的思考逻辑下,罗尔斯区分了性质不同的五大类国内社会:自由民主社会;合宜的非自由民主社会;仁慈的绝对主义(benevolent absolutisms);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低度发展、负担沉重的社会(burdened societies)9。罗氏认为,前两类社会的人民及其政府,其实都无法容忍那些从事侵略和/或枉顾最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反对侵略行径、维护最基本人权、设法使法外国家变成国际良民,因此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道德公约数10。此外,双方也应能同意对那些低度发展、负担沉重的社会提供必要的协助,以促使其转变成自由民主或合宜的非自由民主社会11。至于仁慈的绝对主义社会,虽然称不上是合宜的、运作有序的,但只要不变成对外侵略和/或侵害最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就还是可以被容忍的12。从以上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罗尔斯式的国际社会里,自由民主政权所必须“容忍”的对象似乎十分广泛,不仅必须容忍合宜的非自由民主政权,还必须容忍某些不合宜的非自由民主政权(所谓“仁慈的绝对主义”);除非某个政权变成了对外侵略和/或侵害最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否则便必须予以容忍。

  观诸“万民法”所引起的诸多论争,我们不难得到一种印象,那就是:在今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罗尔斯以“容忍”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正义思想非但不算是主流,甚至还称得上是异数。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愈来愈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论者在全球事务上采取了“普世”(cosmopolitan)或“全球”观点,而非罗尔斯所捍卫的传统“国际”观点。对于普世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式的正义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亦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实现。他们倾向于认为,罗尔斯式的国际容忍一则过份高估了国界的道德重要性,另则过度容忍了非自由民主政权,因此与普世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

  例如,从某种普世自由主义的角度观之,在全球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贸易条件对后进国不公、国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赤贫人口亦未显著下降的今日,“全球经济正义”应被视为是一项极为迫切的理论与政治课题,但罗尔斯却轻忽其重要性。罗尔斯对于目前由先进国所主导、对后进国十分不利的全球贸易体制的公平性问题,着墨甚少,但这却是后进国最为关切的全球正义课题之一13。此外,他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命运的主要因素,在于该国之政治文化及制度之健全与否,并以此为由反对某些普世自由主义者的“全球分配正义”观点14。在他的国际正义原则之中,事实上只有第八项与经济事务有较为直接的关联,但他所谓对低度发展社会的“扶助”义务,指的主要是协助其改造政治文化和制度、以使其转变成良序社会的义务;为了成功履行此项义务,跨越国界的经济资源移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但对罗氏而言,这些资源移转并非出之于全球经济正义或分配正义的考量,而是基于一种所谓的“过渡”原则(principle of transition),亦即:经济资源移转不是为了矫治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正义,而是为了“协助”那些低度发展社会“过渡”到良序社会15。无可否认的,一国的政治文化及制度确实是影响其经济命运的要因之一,但罗氏几乎一面倒地强调国内因素,且拒斥把全球经济体系及资源分配结构视为是正义原则所必须针对的对象。16 他的这些观点与立场引发了诸多争议,并遭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17

  更具争议性的是罗尔斯的第四项国际正义原则(诸民有互不干预之义务)及其背后的思考逻辑。按照罗尔斯的陈述,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代表(即政府)不但没有权利对那些合宜的、运作有序的、未侵略他国、亦未侵害最基本人权的非自由民主政权动武,也不得对其进行任何具胁迫性的外交或经济制裁;此外,也不得以提供诱因(incentive)的软性方式促成其和平演变,因为这类做法徒增不必要的国际冲突18。但从普世自由主义的角度观之,自由民主制度所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即联合国“普世人权宣言”所条列出的各项普世人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应该普遍落实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而如果自由民主政权不扮演积极推展普世人权的角色,或甚至连批评非自由民主政权的权利也没有,那么,普世人权岂不是难有普遍落实的一天?采纳了罗尔斯的互不干预原则,几乎就等于是放弃了普世自由主义之政治理想,而这当然是普世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即因如此,他们强烈质疑罗尔斯的互不干预原则及其背后的“容忍”观点19。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罗氏国际正义思想所引发的议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前述两大类课题(全球经济正义、普世人权)而发的;相形之下,罗氏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依笔者之见,罗尔斯的国际正义思想并不因其轻忽了全球经济正义课题,和/或过度诠释了所谓互不干预的义务,而完全失去其价值。和不少评论者一样,笔者认为罗尔斯不当地贬抑了全球经济正义问题的重要性;此外,笔者亦认为自由民主政权可以、也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如提供诱因、给予道德支持等)促成普世人权的普遍实现。受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在此无法针对全球经济正义与普世人权等课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战争的正当性”问题可以、也应该分开来讨论,而不宜与前述两项课题混为一谈。

  

  三、战争中的正义

  

  对罗尔斯而言,国际正义理论的实际任务在于找出一套能为国际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公开认可的正义原则,从而在此基础上开创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我们亦不难看出,他的“万民法”的主体乃是一套对战争的规范。在他的八项原则之中,与战争问题直接相关的有四项,分别是:诸民有互不干预之义务;诸民有自卫的权利,但除自卫外,没有以任何其它理由鼓动战争之权利;诸民应维护人权(指最基本人权);战争中的行为应遵守某些特定规范。

  按照罗尔斯的诠释,诸民应互相尊重其各自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有互不干预之义务。互不干预首先意味着不得发动军事侵略,而遭到侵略或武力攻击的人民则有自卫的权利。20 为了自卫而采取军事行动,固然是被侵略者的权利,但被侵略者在战争中的行为同样必须遵守规范。无论战争因何而起,交战者在战争中的行为都不得逾越某些特定限制21。

  除自卫外,诸民没有以任何其它理由鼓动战争之权利;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国家有发动战争的权利,除非其先遭到军事侵略或迫在眉睫的武力威胁。但这是否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疆界和主权是神圣的,而绝不容来自外界的军事干预?对罗尔斯而言,此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他的第六项国际正义原则,世界诸民及其政府有维护“人权”之责任或义务;在此,“人权”所指的并不是时下所谓的“普世人权”,而是指最基本、最紧要的人权,如生命权、免于被屠杀或奴役之权利等22。当(最基本)人权在一国境内受到了侵害,当该国政府未能善尽保障(最基本)人权之义务,即无法免除来自外界的干预。干预的手段有许多,而当极为严重的情况(如种族灭绝)发生时,对该国采取军事行动 - 实时下所谓的“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将是正当的选项23。

  以上是罗尔斯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而其中特别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有二:战争中的正义;及人道干预的正当性。战争中的行为必须遵守某些特定规范,乃是西方中世纪以降“正义之战”(just war)思想传统的一项坚持。我们不难了解,在一般人的战争记忆之中,最难忘的就是战争中敌方所施加的暴行。二战末期,美军已接近胜利,却在广岛和长崎丢下了核子弹,伤及无数平民百姓;影响所至,大多数日本民众至今仍相信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受到了不合乎正义的、不成比例的对待。同理,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如南京大屠杀、生化人体实验等,至今仍主宰着中国人民对于二战的记忆。即因如此,“正义之战”的理论家们不仅关切战争动机与意图之正当性,亦十分关注战争中行为的正当性 - 罗尔斯当然也不例外。

  在正义之战的思想传统里,战争中的行为必须受到两项原则的规范:“区别”(discrimination)原则及“比例”(proportionality)原则。按照罗尔斯对区别原则的诠释,正义之师必须区别敌方的领袖和领导阶层、军人、平民。发动侵略战争的领袖和领导阶层必须视同罪犯,但敌方军人和平民之人权则必须予以维护。无论敌方平民是否因其政府的意识型态贯输而积极支持战争,正义之师都应当尽全力避免伤及平民;此外,尽管攻击敌方军人乃是不得已的举措,但军人并不是发动战争的罪犯,他们的人权同样必须获得尊重。罗尔斯强调,维护人权乃是万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因战争的发生而失去其约束力;相反地,正义之师应尽最大努力尊重敌方军人和平民之人权,因为唯有如此,人权的意义和重要性才有可能真正被了解、被重视24。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只有在某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的战争手段才是可以被容许的。在此,他的说法乃是对所谓“比例”原则的一项诠释。比例原则的基本定义是: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必须合乎战争的目的,而不得采取与战争目的不成比例的过当手段。照此定义,如果战争的目的在于自卫,那么自卫者就不该采取任何明知与自卫目的不成比例的战争手段。然而,究竟什么是“与目的不成比例的手段”?罗尔斯表示,如果战争的目的在于自卫,那么自卫者在明知即将获胜的情况下,就绝不能采取诸如丢核子弹、对城市居民进行大轰炸等过当的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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