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2 次 更新时间:2005-09-05 23: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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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  

  海登·怀特 著;黄红霞 译;陈新 校

  

  【译者按】Hayden White, “Formalist and Contextualis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当代后现代主义史学、文学批评主要代表之一。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原注释基本省略。

  

  中文摘要:

  历史解释中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之间的冲突自古就有。情境主义的隐含之义是“历史的”。人们对历史对象和它们的情境进行的所有描述具有必然的比喻性质。情境主义解释策略在历史编纂中以对现象领域的描述为特色。对于情境及存在于情境中的实体的描述都是比喻性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比喻本身的不同形态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史研究有意无意地与文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占优势的正统学说发生了冲突,它试图以情境主义来弥补当前盛行的形式主义,但它仍然包含有形式主义。在研究中,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诗学的观点,并已经拓展到历史诗学。   

  关键词:历史解释,形式主义,情境主义,历史主义,历史学,文学

  

  形式主义解释策略和情境主义解释策略观念之间的冲突与历史编纂本身一样古老(它揭示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和希腊历史家的批评),也许这种冲突内在于任何从各组特定事件中得出系统知识(而不仅仅是信息)的努力中。只有在那些将真理的理念等同于(或者混同于)经验主义的学科中,这一冲突才呈现出主要的认识论成分。因此,比如说,这种冲突只是在哲学的经验主义具体化之中,才不再是哲学要去解决的问题,而变成了哲学的问题。曾几何时,各学科从习惯上所谓的自然史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放弃了以事件的特殊性来解释事件的努力,并使自身沉迷于把那些支配可能世界而不是特定时空中的各组事件之缘由的结构关系概念化。反思一下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恰好在那样一个时刻不再是现代自然科学诸学科的一个问题,这将是有益的。确实,最近的一次将历史研究转化为一门科学的全方位努力,也就是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它正是把事件这一观念排除在历史反思之外,以此作为其计划中理论的核心特征。一边是事件这一观念,一边是历史研究中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反思上述努力得到的历史而得以了解。许多年鉴学派学者发现历史现象的微观表现只能是一种情境主义表现,而绝不会是一种一贯的形式主义表现,就这一发现而言,把历史研究转化为一门科学的努力被证明是失败的。同样的事情是否也发生在社会科学中?

  本论题的结构就暗示了这个问题。它要求我们针对所描述的“社会科学中一个首要的认识论问题”,从比较“两种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用处、价值以及局限”的方面写,这两种模式即形式主义模式和情境主义模式。对此问题进一步的详尽说明指示出,我们解决它的方法,应该与要求我们去比较的两种研究模式中的一种或者两种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一种形式主义的或者是情境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里,这两种方式分别被理解为“为建构社会形式和进程的形式的、一般的表现而做的努力”,以及“为了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下,解释性地理解社会现象而做的努力”。

  对这些问题的表述把我们的注意力(虽然是间接地)放在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自19世纪晚期出现以来就一直与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存在的那种让人困惑的关系上。因为情境主义(此处解释为“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下,解释性地理解社会现象而做的努力”)这个术语的一个隐含之义,可能也是最贴切的涵义,就是“历史的”。努力呈现社会现象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对特定历史类别的研究涉及的一切所做的准确描述。

  我不是想要暗示,情境不能被解释为不同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事物。但是,当时间和地点被概念化了,比如说吧,概念化为一般性的而不是特殊性的,或者当它们被表现成一般化了而不是特殊化了的时候,很难想象这样的概念化能够被看成本质上确定是历史的。

  确实,情境与时间和地点一样,容许在持续时间和广度上有等级差别。但是,正是这一状况,它将习惯上认为的对社会现象的特定历史记述置于令人厌恶的历史哲学的威胁之下,其做法有如黑格尔、更黑格尔化时候的马克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还不要波里比阿、圣奥古斯丁和伏尔泰等人所做的。过度概括的倾向,也就是抽象化、形式化以及理论化的倾向,是现代社会科学和历史哲学所共有的;正是这一倾向,构成了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一贯反感的基础。

  在我看来,这种反感完全不同于社会科学中那种显示出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之间关系的张力。因为,只要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更具科学性(也就是说,解释性的)而非欣赏性(也就是说,理解性的)或(在“评议性”的意义上)批判性,那么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就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一种彼此互为手段-目的关系中,这取决于把解释理解为一种理论行为还是实践行为。

  但是,历史研究从未毫不含糊地或肯定地接受那种在社会科学流行模式中产生的解释的理想,而接受这一理想是社会科学区别于仅仅有着历史取向的那些学科的必要前提。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相信,无须将社会现象进行必要的特殊化,就有可能将它们情境化。社会现象的特殊化表现在任何科学中一直只是通往普遍知识之路的初级阶段。相反,在历史研究中,甚至是在最有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中,普遍知识的用处来自于它对那些可归于非连续领域中的事件、行为、结构和过程提供的解释,也就是,在人类作为类而存在的有限的——保罗?韦纳称为的“尘世的(sublunary)”——世界中“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复杂的、借助于不同方式得以协调。一方面(在这里我开始进行历史化,但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只有在世界中人类的历史模式的基础上的(这一基础被假定为某种特定历史类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才能将“经验性”(福柯用语)领域概念化,这一领域能给它们提供它们的研究对象、资料。然而,同时,只有通过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所青睐的形式主义分析技巧,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之类的学科才得以自称为科学。因此,虽然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有相同的分析对象——那些能够以经验方式处理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实体——他们为了研究而努力发展的主导性形式主义方法是不同的)。后启蒙运动时代的历史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受情境化技巧约束,以此对这些经验性进行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主义的分析,而社会科学则用的是一种更为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经验性。   

  据此,社会科学家的任何情境化冲动都会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引起不安。确实,这样的冲动可能作为一种有利的提示被有意识地保留,毕竟,它让人们想起,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和发现都受特点时间和地点限制,——这些资料和发现都反映并且也导致了产生它们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但是,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学科的潜意识层面,每次情境化冲动都威胁到的结果不仅是将这些学科的发现和实践历史化,而且是用这种历史主义(historism)再吸收社会科学,而这些学科从前为了反对这种历史主义,已经通过形式主义分析模式对它们的约束,彼此区别并表明它们对于科学身份的渴望。虽然历史研究依然非常怀疑形式主义表现和分析的技巧,以至于把形式主义的(formalist)当作历史的 (historical) 的反义词,社会科学已趋向于把情境论视为以下二者,它一方面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产生的过去的实在的不连续范围所作的那种超科学的(因为只是经验的和叙事的)记述,另一方面是针对某种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权威进行反科学的(因为是相对的)攻击。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在社会科学的元理论话语中,情景主义这一术语既有肯定含义,又有否定含义。   

  情境主义被认为是元理论反思的产物,它意味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 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既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也就是说,它们能够以一种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一般不会被认为的那种方式被赋予个性。此外,当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境主义模式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时,它们提醒其实践者,相比于现代历史研究的主流,它们具有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实用并且富有疗效的而不仅仅是冥思的因素。情境主义分析以一种任何形式主义分析永远不可能用的方式提醒社会科学,它们的社会正当性源自它们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提供的实用知识,这些社会问题是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只要所有这一切有助于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的一个目的是促成有形结果,而不仅仅是对生活在“社会性”条件下的生命的条件和可能性有关的抽象知识有贡献,那么,以上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只要情境主义被认为导致了历史化并使那些运用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技巧分析社会现象而导致的发现相对化了,它在社会科学的元理论话语中就带有消极含义。正是视情境主义等同于历史化及相对化,形成了社会科学家传统上对于仅仅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反感。只要情境主义同意将所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概念化,使之成为它们产生之时以及它们整个进化轨迹中盛行的社会文化条件的一种功能,它就会作为人们(甚至在当代历史研究本身的主流中)称之为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某种版本而出现。   

  在此,历史主义被理解为认识论者所谓的起源谬误的同义词,这就把所有假定的一般知识的真值降到了在有限的感知范围内进行的抽象的位置,而那些感知的有限范围是由历史中特定时间和地点流行的知识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因此,从社会科学对一种超越情境的社会知识的渴望这个角度来看,那种用来研究知识生产模式、方式以及社会关系而与众不同的历史方法,就其特点在于以情境化作为其重要分析技巧而论,它表现出来的真正精髓可以理解为正好是对这种渴望的一个主要威胁。这便是为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借情境主义之名周期性爆发的历史化冲动,倾向于表现为结构主义的而不是发生学的形式。   

  一方面是知识产生的模式,另一方面是这些模式产生并实践的社会文化情境,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发生学式的概念化相比,对这种关系所做的结构主义的概念化允许对两者之间获得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审议。发生学的方法假定了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与在其中出现的实体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要么是机械的,要么是有机的)。相反,结构主义的方法只是假定在一个社会文化整体的诸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形式关系:当社会文化整体各成分按照它们显著特征的相似性而被划分时,这是一种类似关系;当各成分之间的具体区别被看作是潜在关系结构的功能,而该关系结构昭示并确定作为整体的系统中明显的方面,此时,这是一种同族关系。   

  这样构想的话,结构主义就可以看成是用来解决由一种传统的、发生学的或历史主义版本的情境主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它能够提供某种情境主义分析,甚至是对特定知识生产模式(比如那些提供有关社会科学实践信息的)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之间关系的情境分析。但是,这些问题的结构主义解决方式导致一种形式主义版本的情境主义,既创造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情境主义,这种情境主义旨在通过对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之间的冲突采取激进的去语境化,也就是去历史化,来解这一冲突。正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中结构主义要素的最近一次表现才能够自诩是最为不同的各个思想体系的综合体,即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韦伯、迪尔凯姆、帕森斯、索绪尔、莫斯、柏格森、巴什拉、迪昂等人的难以胜数的思想体系,并且同时把使用现成材料拼凑誉为它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创造方法。   

  如此激进地将形式主义模式和情境主义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去语境化之后,那种和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皮亚杰、索绪尔、格尔茨等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无法想象它本身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种理论危机的表现形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这种危机表现在结构主义社会科学与形式主义方法本身之间关系的那种迷信性质中。有位评论员(我相信是列奥?伯萨尼)在评论雅各布森对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钟声》所作的著名的形式主义分析时说,雅各布森的分析解释了诗歌的一切,就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诗歌如此古老;和它一样,结构主义社会科学证明了它有能力告诉我们人类心理学、社会和文化的一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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