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四代人的学术境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0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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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毕生事业中一部分无形的积累。而从学术本身来说,对学术史的思考,又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对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只能从师长那儿略闻其风神咳唾,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传记文献中领略到一代学术的流风余韵。尽管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并不安宁,充满战乱和灾难,可对学术来说那毕竟是个洋溢着生机的时代。破除和建设共举,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实的文化积累与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个时代成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时代。

   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传递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耄耋,包括已故更年长的一批老学者,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教授,现在是社会和高校最为珍视的重点保护对象,可以说是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第二代年过花甲,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各院校系科支撑台面的人物,常担任着学校或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第三代,年在知天命前后,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八十年代初的硕士、博士,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院校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校系的行政职务主要由他们担任。第四代是“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八四年以后的硕士(博士顺延),年届不惑,职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学科寄予希望的对象,多担任系和教研室主任之职。这四代人不仅在年龄上自然地形成序列,在各学科之间,各自的生存境遇、学术道路、学术品格、治学方法也显出不同的特征。就古典文学而言,将四代学者做一番比较,会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

   第一代学者:好运的悖论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众所周知,钱钟书的《谈艺录》即完成于“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际,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也是在流离转徙中逐步积累而成的。建国后,这一代学者成为学校、研究院声望的标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们普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种种打击、迫害和非人的待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犹似“文革”中的“忆苦饭”——吃过的觉得平常,没吃过的觉得新鲜。真正悲惨的是刘盼遂、冯沅君、陈翔鹤、冼玉清、许政扬这些被折磨致死的杰出学者。我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学者传记中很少提起当年血淋淋的事实,难道刚刚三十年就已遗忘了吗?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黑暗的一页,昭示后人:我们这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在跨越近代门坎之后也曾有过无比野蛮的黑暗年代!

   1977年以后,教育、科研恢复正常,第一代学者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竞争,重点学科和博士的设置全倚赖于这批老专家,学科的规划、领导核心,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也都由他们担任或组成。出于兴灭继绝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这一代老学者的全集、专著或论文集,重新确立起他们的学术地位和荣誉。然而,由于上述历史噩运的播弄,这一代学者的著作是良莠不齐的。有些学者,如能像蒋逸雪先生那样惜墨如金,编一本《南谷类稿》,那么会很耐看;有些论文集,如能像钱钟书先生那样谨慎地只编个《旧文四篇》(这里决没有说钱先生好文章只有四篇的意思),也不失为一家之言。遗憾的是,来者不拒,什么都要写;敝帚自珍,什么都要收。结果卷帙虽富,玉石混杂,适足降低学术品位,好不教人叹惋。对第一代学者的学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研究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尤其是著作的水准相差更大这样一个事实。

   第一代学者都曾亲炙于名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从知识积累和学术功力来说彼此差距并不大,但不同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成就。除政治上的穷通顺逆造成他们治学时间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成果量的差异外,学术观念差异造成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共和国成立后,有些学者不能适应意识形态趋向的转变,干脆就不再发表著述。如已故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早年执掌无锡国专教席,精于诸子学与诗学,著书多种。建国后移席广西师范学院,据说自觉不合时宜,便不再发表学术著述。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到他们晚年,学术成果就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接连出版多部著作,水平都停留在几十年前。显然是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中断了学术的连续性,或者说对现时学术成果的接受。这里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客观结果就是造成了成就的差异。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尽管在若干年来的运用中常流于教条化、庸俗化,但它毕竟给学者以一种系统的新颖的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使我们的学术超越经验层面,聚碎片而为板块。游国恩等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的《两宋文学史》,这些代表着第一代学者水准的著作,无疑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乃至更新的科学理论的。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拒绝接受新的学术方法乃至自觉退却于学术潮流之外,对学者本身来说是无须加以指责的。这起码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能动选择,是学者保持其主体性的反映。依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自己的学术行为,正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之一。不能为己认同,就拒不接受;不能畅所欲言,就保持沉默。无论是在评《红楼梦》、评《水浒传》,还是评法批儒的运动中,都有一批老专家在沉默中度过了喧嚣的岁月,令人在惋惜中肃然起敬。而那些追波逐流、一时嚣之尘上的学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只能教人在鄙薄之余生出一点怜悯。事实表明,第一代学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就像其成就一样显出巨大的反差,而为人的品格也与之相形。据同学说,程千帆先生自“反右”以来虽挨过许多整,受过许多批判,都不在意,惟独对某教授说他是学术骗子耿耿于怀。不难理解,政治的批判缘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无可厚责;而“学术骗子”则是恶意的中伤,大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同是师出名门的学者,同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人品和学品的高下真是判若云泥。这正是第一代学者特有的现象,它同时也是造成成就差异的部分原因。

   从学术风格上说,第一代学者因受过全面的学术训练,学问路数也异彩纷陈。既有唐珪璋、姜亮夫、孙楷第、钱仲联这样擅长考据的,也有朱东润、王瑶、冯沅君、陆侃如、王季思、钱钟书、林庚这样擅长义理、批评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任二北、夏承焘、赵景深、程千帆这样论考结合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素养,谙于书画,兼擅辞章,对文学本身有较高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所以群体的成就在考证、义理、批评各方面比较平均。但就个人而言,这一代学者一般欠缺学科建设的意识,各人学术方向或研究课题纯凭兴趣决定,有些学者一辈子述而不作,更多的留意一个自己喜欢的课题(一个作家或一部书),在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中随机性的积累资料,水到渠成地形成著作。有些学者一辈子也未能完成一部书或一个作家的研究,身后留下的遗稿还要靠学生或子女整理出版,以致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个食利者阶层。当然,他们这十年磨一剑的专致功夫和不轻易出手的谨慎态度都是令人钦敬的,但这对学科发展和个人成就却未必有益。自娱性、随机性的学术活动就像一个食性不规则的婴孩,营养和成长必然是不健全的,最终只有造成成果的重复和课题覆盖面的残缺。一些问题集中了许多学者皓首穷经(如楚辞、《文心雕龙》、杜诗之类),而更多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艺术的研究可能成绩斐然,但文学史研究的水平却难以期望有正常的提升,名作家论汇编式的单一文学史模式,正是这种学术风气的产物。

   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学术活动以来,第一代学者成为保存学术血脉、抢救学术遗产的对象,他们自己同样也有着挽回损失的急切心情,整理旧稿,创立新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毕生所学形诸文字,甚至怀着加我以年而学《易》的热忱,努力学习人文科学的新知识。但有为之年毕竟已过,旧稿固然可以整理,二十年黄金岁月终究是追不回来了。况且八十年代的知识增长对他们的年龄来说显然已太快,他们的知识结构稍形落伍。由于年事已高,接受与交流不便,他们中除极少数人还孜孜以学,葆有学术的活力外,大多数人对新东西、对学术发展已很隔膜。应约写的论文常像是电大讲义,自认为是独得之秘的毕生心得也早成尽人皆知的常识。读些语言学书,大受启发,大谈心得,倒也不失为热心的科普作者。至于发表论丑的美学论文,征引的文献止于柏格森,而且似乎也不知道有位后辈学者早出版了颇受好评的论丑的专著,就未免贻笑通人了。读一些老专家的论文,只见自说自话,完全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更有甚者,当他们以年龄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成为鲁灵光时,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他们的自我感觉就溢出了器量。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当他们谈论看家学问比如梵学或考证考证糖的来源时,真正是值得尊敬的专家之学,可到被拥戴为国学大师,放谈国学或什么语言学、比较文学时,就令人惋惜了。这是他们从后辈的礼敬和掌声中绝对意识不到的。倒是杜甫老先生深通世故:“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这就是好运的悖论:人处在好运中时,从另一面看,有时也会是不幸。但愿我年届耄耋时,还能时刻意识到自己只是薄有一门学问之有限知识的学者。

   第二代学者:自强与无奈

   第二代学者生长于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五十年代进大学读书,多数人没有家学背景,靠高等教育打下知识基础。他们的运气和道路很不相同,极少数运气好的人受业于第一代学者乃至于更早的学者,如汪辟疆、王大隆、刘永济、浦江清、罗根泽、晚年的陈寅恪等名师,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或给一些杰出学者当助教,获得学术上的沾溉熏陶,打下扎实的学问底子。但大多数人的运气都不好,读个大学,分配个工作,以后全靠自己趟水过河,摸索着做了几十年学问。而两者共同的不幸,就是正当他们跨上学术之路,起步未稳时,“反右”、“四清”、“文革”、“五七干校”,“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时间被剥夺,虔诚被利用,思想和体能双重摧残造成无数人的早衰。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的不成比例,是这一代学者突出的特征。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发芽的学术种子,尚未长成幼苗就被扼杀。当他们到七十年代末迎来“第二个春天”,重新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时,追回失去的青春,急于出成果的意念尤为强烈。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精神更令人感动,可是群体努力的结局却令人遗憾,让人叹惋!

相对第一代学者的水平均齐而言,第二代学者水平差异很大,上者师从名家,直接继承前辈文史哲结合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基础,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操作上,都可以说“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四库提要》评大历十才子语);次者信守师说,数典知祖,启迪后学,可保斯文不坠;下焉者则如盲人骑瞎马,半辈子摸爬滚打,不知学问门径何在。就总体状况而言,这一代学者素质欠佳,上者究为少数,中下者滔滔皆是。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因历史原因又缺乏足够时间的知识积累,思想方法单一,习惯于决定论的线性因果律和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而不自觉,并且还缺少形式逻辑方面的基本训练,许多人对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所知甚少,在艺术方面缺乏必要的素养和艺术鉴赏力。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的知识面显得狭窄,绝大多数人顶多是部门艺术或断代研究的专门家,极少通才。由于长期受僵化教条的束缚,当八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思潮急剧涌入时,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二代学者。抱怨文章看不懂,嘲讽“新名词轰炸”的主要是他们,同时,他们也是对所谓“新方法”最为敏感的人,无论是在学术会议还是在书刊的论争中,谈论“新方法”的可行性与功过是非,谈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等问题最起劲的正是他们。对于年届花甲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学习新东西,紧跟理论潮流已有些力不从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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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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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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