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小说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8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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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 (进入专栏)  

第一节 二十世纪唐代小说研究概述

本世纪学界对唐代小说的研究发轫于二十年代。无论是从作品的整理方面说,还是从小说史的理论探讨方面说,鲁迅都称得上是本世纪唐代小说研究的奠基人。他首先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的旧习,从1920年8月起, 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于二十年代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小说史论著,辑校并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其中《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唐代部分发明颇多,对唐代小说的系统研究有开创之功;《唐宋传奇集》更是本世纪一部出现较早的、较为可信的唐宋传奇选本,对当时唐代小说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鲁迅,当时致力于唐代小说研究的学者还有郑振铎和汪辟疆等。其中,郑振铎曾于二十年代编过一套《中国短篇小说集》,其中第一部都是唐人小说;三十年代又在他编的《世界文库》里陆续印出了《传奇》、《博异志》、《玄怪录》等唐人小说。汪辟疆除了校录出版了《唐人小说》,还撰有《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之地位》等对唐代小说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二三十年代,唐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张鷟《游仙窟》从日本的回归和学界对这部作品及作者张鷟生平事迹的热烈讨论。四十年代后期出版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是本世纪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研究唐代小说的专著,集中体现了本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研究的成果。

五六十年代,唐代小说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但重印了鲁迅、汪辟疆等人选辑的《唐宋传奇集》和《唐人小说》,还新出版了张友鹤选注的《唐宋传奇选》。张著在前两书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增补,不仅加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而且也作了认真的校订。从文字校订方面来说,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本子。另外,此时也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唐人小说的单行本。如方诗铭的《游仙窟》就是其中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注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唐人小说集有《剧谈录》和《三水小牍》两种,都选用了较好的底本,并作了新的校订。其中《三水小牍》仍是现今最好的本子。另外,汪绍楹校点的《太平广记》的出版,也对唐代小说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再从小说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看,这一阶段也较之本世纪上半叶有所深入和拓展。此时人们多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和评价唐代传奇的艺术成就和局限,也有学者探讨唐代传奇与当时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更出版了《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这样综合研究的著作,至于当时对唐代著名的小说家及其作品研究和介绍的文章就更多了。

八十年代以后,唐代小说的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此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开掘深、视角新的唐代小说史著作,如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等。另外,此时唐代小说研究的领域也扩大了许多,以前人们较少关注的唐人笔记小说,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社就陆续推出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唐人笔记小说的单行本,还出现了像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这样专论或涉及唐人笔记小说的专著。此时在唐人小说的普及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唐传奇鉴赏集》的面世,较好地满足了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和欣赏唐传奇的需要,唐代传奇、唐人笔记选译本的大量出版,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尽管这些普及性的读物中不乏粗制滥造、转抄剽窃之作,但相当一部分还是比较精审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唐代小说在当代普通读者中的影响。

第二节 唐代小说史的研究

和历代的唐代小说研究相比,本世纪唐代小说研究最显著、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史”的研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但对唐代小说的史学地位和历史贡献首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较为深入的探讨了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还多角度、多层次地综合研究了唐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与唐代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在唐代小说“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

本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已经能从文学本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来寻找唐代小说兴起和大盛的原因。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指出,唐传奇之所以能在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作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唐代的传奇之所以能够在大历、元和年间“开花、结果”,是因为有“古文运动”在“促成其生长”,传奇文的作者多受了古文作家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传奇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鲁迅和郑振铎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沿用或讨论着。

当时众多的专题文章对此分析得更细。如方世琨在《小说在唐代的倾向》中就认为,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小说在唐代中叶极盛,“全系全社会的形成”,“当时唐人受思想上之遏塞,于是在文艺上努力,加以承接南北朝遗留的风气,外国文艺的运入。在天宝后,民人生活的流离,当时藩镇跋扈,人民申兵,赋税日重,一祈控制边陲;内又遭安禄山之乱。”

周潜的《论唐代传奇》则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唐代小说得以兴起的社会背景:“唐初承六朝之弊,士尚清谈,此其一也;其后天下承平,帝皇恣于淫乐,艳迹秘闻,民间羡称,此其二也;天宝以后,藩镇开府,奇人术士,如川归壑,各以技术干禄,于是剑侠之事,津津乐道,此其三也;小说之动机,不外乎感触,唐代思想极为自由,且贵族与平民,时有接近之机会,而宫廷间对于民众娱乐之需求,亦较前代为多,......或感于盛衰之靡常,借小说以寄其感喟;或感于阶级之殊异,借小说以发其咨嗟。或假托鬼神,寓其惩劝;或摭拾谑浪,恣其侃调。文不一体,意不一途,分道扬标,各树一帜,此其四也;当时达官如褚遂良、牛僧孺;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皆有小说之述作。是小说已为一般文学人士所垂青,......传奇作品,已为一般人所乐道,此其五也。综观上述五原因,传奇之来源及其凝成之背境之梗概略真矣。”

冯沅君的《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则通过对唐代传奇作者身分的分析和统计,得出结论:唐代盛行科举,而“举人”以传奇猎取功名;牛僧孺是传奇名家,同时又是中科举的政党的党魁;统计作者出身的结果,不独确无科名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成绩较优。因此,在尚未获得有力反证的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唐传奇的发达颇得力于唐科举;换句话说,唐传奇的作者多是唐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人才。文章还分析了唐科举所造成的新阶层对唐传奇的三点影响和作用:它们的内容何以唯奇是尚,他们主要人物何以多是社会上层的人,他们中间何以有不少辉煌的作品。文章最后认为:唐传奇与进士科试文艺的关系不应轻易抹杀,也不应过分强调。

而在四十年代后期面世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综合吸收了本世纪上半叶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与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均有密切的关系。

五六十年代此时,学界对唐代小说发展的原因的探讨也不外乎文学艺术本身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只不过较之三四十年代更强调阶级矛盾和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和广大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小说文学的发展。”“又,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也向文学日益提出许多新的任务和新的思想主题,因此,形式的束缚较小、能够宽阔地反映生活的小说文学,便适应着这样的需要而发达起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册也认为:“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于艺术方法。”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同学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则指出,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阶级;唐代实行均田制,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势力;加上科举考试的推行,又使得中小地主阶级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在文学上进行革新,与六朝以来的士族大地主阶级的形式主义文学进行对抗:都是唐传奇能够突破六朝志怪思想内容的藩篱,大兴于唐的重要原因。

当时也有一些文章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唐代传奇小说兴盛的原因,如王运熙的《试论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曹家琪《唐小说与科举、古文运动及其他》、吴庚舜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等。

其中,王运熙文是一篇细致剖析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如前所述,早在本世纪上半叶郑振铎就指出传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别支,强调了古文运动对传奇创作的促进作用。后来陈寅恪在《论韩愈》及《元白诗笺证稿》等文中又设新解,以为古文运动则因传奇的写作而成功。王运熙此文则指出:从时间的顺序说,唐传奇始于初唐,因此,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并不能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而兴起。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学界则多从某一侧面深入探究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如唐异明的《思想解放与唐传奇的繁荣》、陈勤建的《论唐传奇的繁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卞孝萱的《唐人小说与政治》、陈珏的《唐宋传奇与西域文化》、王枝忠的《繁盛期传奇“不甚讲鬼神”原因试探》等。

而八九十年代讨论的一个焦点是唐传奇的繁荣到底与唐代“行卷”(或“温卷”)之风有无关系。如前所述,从二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唐代传奇专著、论文和小说史、文学史,大都肯定“行卷”之风是促进唐传奇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审慎态度,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论及这一问题时措辞就比较慎重:“据记载,当时有这样一种风气(即”温卷“之风)”,“这种情况,虽未必普遍如是,却也可以看出当时文坛上的显贵人物已有嗜好传奇小说者,而知识分子并可以此为进身之阶,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本世纪下半叶最早对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一部理论专著。作者认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文中有一章专论“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作者认为,传奇小说正好可以发挥作者史才、诗笔、议论三方面的能力,更能够在一篇之中有机地综合抒情、说理而表现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当时人们多用传奇小说行卷。而且,作者还认为,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这三种传奇集子也很可能是行卷之文。

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明确对唐传奇“行卷”说进行质疑,如袁维国的《唐传奇行卷说质疑》、于天池的《唐代小说的发达与行卷无关涉》等。其中于天池文认为,唐代行卷一般不用小说,牛僧孺的《玄怪录》并不是行卷之作,裴铏《传奇》也不是行卷之作,文章还分析了唐人小说一般不用来行卷的原因。文章最后认为,“证之史实,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记载纯属臆测妄说。而以此为据,派生出来的关于唐人小说发达原因之一是由于行卷造成的观点也应该得到澄清。”关于行卷和传奇的关系,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既不必把行卷的作用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也不宜轻易地全盘否定。

二、唐代小说的总体成就和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清代学者多对唐代传奇持贬抑或否定态度。本世纪最早充分肯定唐代小说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的学者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一段话:“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相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已经成为后来学界对唐代小说历史地位的定评。

此后,郑振铎也对唐代传奇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誉:“他们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的故事的渊薮,他们是后来的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其重要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而他们的自身又是那样晶莹可爱,如碧玉似的隽洁,如水晶似的透明,如海珠似的圆润。有一部分简直已是具备了近代的最完美的短篇小说的条件。......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他们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的成就之一部分。”“唐人传奇文不仅是第一次有意的来写小说的尝试,且也是第一次用古文来细腻有致的抒写人间的物态人情以至琐屑情事的。这种新鲜的尝试,立刻便得到了成功。”

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也较深入地探讨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如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首先从人物描写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分析了唐人小说与六朝小说之别,以见唐代小说的历史贡献。他认为,六朝小说“其摛文之旨,实在尽事实之变幻,本不以人物为中心”,“迄于李唐,始有意为小说之创作,而其篇中之中心人物,乃有整个之记述。毋论其事之怪,之诞,之奇,每读一篇,其主要人物,印象甚深。此唐人小说之异于六朝者也”。复次,六朝小说“大抵平直简质,艺事无足动人,故其流传未久,率皆不存。......唐人则不然,往往于志怪之余,兼擅文事,其描写人物风景,浓至篟丽,蔚然可观,反覆展玩,荡气回肠,后人抚拟,汗流莫及。则艺事之工也。”文章还从唐代小说与诗歌、曲、骈散文、后代笔记小说等其他文体之关系着眼,进一步探讨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文学之深远影响。同样,姜亮夫的《唐代传奇小说》也指出,唐代小说的特点,并不是在一件事中摘出一个异点,一个人中摘出一个特点来说说,“他显然是结构完备的小说了”,他还将唐人传奇为后世戏曲所拟者列了以简明的表格,以见唐人传奇对后世戏曲影响之深,亦可见各种题材在后世演变之迹。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则指出:“唐代的传奇文在意境或题材上,当然也不是毫无所本,却比较地能够融会贯通,经过相当的消化作用,不像六朝人的生吞活剥;而叙述的婉转,情节的曲折动人,以及洋洋洒洒,在在说明作者的有意为文。”钱卓升的《唐人小说的史学价值》则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唐人传奇的史学价值:(1)识地理,(2)习官制,(3)知信仰,(4)明俗尚,(5)了解唐人小说本身在文学史上之地位,(6)领会逸史笔法。周潜的《论唐代传奇》也认为,唐代传奇“是小说体裁之完成,亦开后世小说独立完成之先河”。文章还分析了唐人传奇的优缺点,认为其优点是:“文辞华缛,伟丽稀奇,结构森严,精深闳博”;缺点是:“题材每多抄袭窠臼”,内容“烦琐拖沓,累赘重复,千篇一律”,“无意味之延长”;“描写之目标为何”、“全篇之中心思想何在”,读者茫然不知,“是无目标之描写”。

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唐代小说的评价则更高了。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唐代小说“提出的许多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爱情自由等等的思想主题,不仅代表着当时、也代表着后世的群众要求;又由于它在艺术上创造出许多生动美丽的人物和故事,因此,它几乎成了元明清三代小说戏剧作家汲取题材的宝库。”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指出:“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一些优秀作品则往往兼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六朝小说“都只截取某一个生活片断,来描写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唐传奇则比较全面地采取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小说形式,是由唐传奇开始的。而唐传奇中大量出现的惊奇情节、大胆想象,以及生活细节的细致刻划,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唐传奇还以简洁、准确、丰富、优美的语言,把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

当时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也同样给予唐传奇以极高的评价。如徐士年在《略谈唐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中就认为:唐传奇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它所塑造的人物有鲜明的个性,有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有体贴入微的心理刻划,同时也有动人心魄的浪漫情调,这一切使唐人小说在艺术上区别于过去的志怪小说。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小说艺术成就的分析更细、评价也更高,但总体上未有大的超越。

第三节 唐代小说的综合研究

本世纪学界除了探讨了唐人小说兴盛的原因、分析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还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了唐人小说的表现艺术及其与其他文体、社会、政治、宗教等因素之关系。

一、题材和分类研究

唐代小说题材多样、意旨不同,所以学界对唐代小说的题材和分类研究也表现了一定的兴趣。

八十年代以前如方世琨在《小说在唐代的倾向》中将唐代小说作家分为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两派,认为“贵族文学的特色,在其超脱人情,叙写光怪陆离的故事”,资产阶级文学则以揭露社会现实黑暗为主。他还指出,“唐代中叶,为文化进展最高潮头。贵族文学代表作如《汉武内传》、《西京杂记》、《搜神记》、《虬髯客传》等,都是当代丰富的作品的表现。资产阶级方面则有《会真记》、《南柯记》、《南楚新闻》、《摭言》等。”“就中贵族文学的作品,多半是写天子的逸事,或奇侠的传概。似乎是比资产阶级文学来要差得多,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一定就在启示人们、感化人们。”周潜则在《论唐代传奇》中将唐传奇的派别一分为三:侠义派、恋爱派、神怪派。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唐传奇的分类稍细一些,但也大抵不出爱情类、历史逸事类、现实讽刺类、神怪寓言类等四五种。当时专门对某一题材进行探讨的文章则主要有:一粟的《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谈凤梁的《略论唐代爱情小说的阶级局限与糟粕》等。

八十年代以后七八十年代以后,从题材角度研究唐代小说的文章就更多了。如专论爱情题材的文章就有王国安的《略谈唐传奇中的爱情主题》、虞晔如的《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严正广的《浅谈唐代的爱情小说》、幺书仪的《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费秉勋的《唐人爱情悲剧小说初探》、啸马的《悲剧性格的崇高于优美――试论唐传奇爱情王国里的女性形象》、郝在今等的《唐人小说中的爱情文化信息》、任洪杰的《试论唐传奇爱情故事的几种结局》、陈节的《唐传奇中人神恋现象的思考》、徐素风的《从爱情传奇看中唐以后市民意识的萌芽》、詹丹的《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程遥的《论唐代爱情婚姻小说的道德理想》、夏晴的《风流中的超越与固守――从中唐爱情传奇看当时士子的人生观》、程国赋的《试论唐代婚恋小说的嬗变》、朱迪光的《唐传奇中爱情婚姻作品的结构因素及其组合模式》等。

其中,严正广文专门对唐传奇小说中的爱情题材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唐传奇继承了民歌、民间故事中爱情题材的传统,以肯定的态度描写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奢侈于残暴,反映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唐代传奇小说与六朝志怪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意义的进一步加强,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否定。幺书仪文认为,元剧和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对人物性格、情节矛盾的不同处理,显示出两个时代的处于不同阶层的作家不同的爱情理想和社会理想。其不同点有三:第一,从唐人小说到元人爱情剧,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唐代传奇中男子身分较高,社会地位较优越,而元代爱情剧中的读书人的身分地位却有些下降;第二,从唐传奇到元人爱情剧,作品中矛盾的性质也有所变化。在唐人小说中,矛盾冲突大多数发生在男女双方本身。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以及知识分子在仕途前程上的实际考虑,常常成为酿成爱情悲剧的之间原因。元代则是男女爱情与外力干扰的冲突。第三,在元人爱情剧中,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在反抗外力的阻扰,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主要精神。相反,在唐代传奇中,这种主动权操在男子手中。另外,在“仕宦”与“爱情”的关系处理问题上,唐代小说往往是牺牲“爱情”来维护“仕宦”,而元代爱情剧则“编织了爱情与仕宦统一的轻飘飘的美梦,聊以寄托不平、感伤、失望等等极其复杂的心理”。而且,由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在唐人传奇与元人爱情剧中共同涉及的某些问题上,作家的处理发生了明显的不同。如唐人小说中,贯穿着一种对男子“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谅解、甚至赞同的道德标准。但到元代爱情剧中则不再出现,相反,作品中贯穿了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强调。啸马文对唐传奇中的霍小玉、崔莺莺、步飞烟等优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悲剧性格进行美学分析,作者指出,霍小玉“于沦落风尘之迹,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附丽于她明知是一个悲剧的爱情,宁可在人性的升华中毁灭,也不愿沉沦于灵魂的堕落。这是霍小玉这个艺术形象所孕含的独特的情感力量、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文章认为,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是一种命运悲剧,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因为莺莺不像霍小玉那样卑微,但“偏偏碰上了负心薄幸的张生”。莺莺被遗弃后的诗作,流露了对张生忍情弃置的不胜幽怨,而那幽怨又更多地消融在感伤的怀念和深情的善良里。它“不绝如缕地回响于人类永恒的精神王国”。郝在今文较有份量,它指出,通过对唐代小说的读解阐释,不难看出唐代爱情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开放的两性关系,严格的婚姻制度,多元的爱情观念。这三大特色交织缠绕,使唐代爱情文化凸现着觉醒与追求的时代精神,呈现出奇异与多变的绚丽色彩。徐素风文认为,狎妓艳遇故事古已有之,但真正对于下层女子寄寓深切同情,写其外在美、更写其人格独立的,实始于中唐以后蔚为大观的爱情传奇。论文从爱情传奇的主人公、她们对待婚恋的情感尺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切入,阐发了中唐后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上市民意识的萌发。詹丹文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中唐爱情传奇的价值,它指出,唐传奇中的仙妓合流倾向构成了一种新女性的艺术形象,还使文人与仙妓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一种高格调的悲剧性。仙妓合流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上的意义,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不朽观。《李章武传》等一些爱情传奇则向世人表明了,如果世上确有不死不朽的神灵在轮回的话,那么这神灵就是爱情,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对爱情的执著,才把神灵引向了不灭不朽的境界,于是仙妓合流的现象,在一些貌似宗教的故事里,有着永恒和情感的统一,有着最深沉的“情执”内容。因而,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从汉儒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明冯梦龙的’情为理之维‘,前后的位置正好互换。而在这一转换中,唐代文人仙妓合流的爱情传奇创作,构成了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环。”程国赋文首先介绍了唐代二十五部婚恋小说在后世的嬗变情况,然后探讨了唐代婚恋小说多洋溢着相当新鲜、自由的爱情文化信息的原因,并分析了它们在后代的嬗变规律及其原因。朱迪光文总结了唐传奇爱情婚姻作品的四种模式:一是书生落第或出游,遇上对象之亲友或对象本人,屡经磨难而成夫妻;二是书生进京应试,路遇对象或通过媒介人物介绍而结识对象,权威反对,终于离散,或得到权威认可而成夫妻;三是书生于对象原有亲戚关系,青梅竹马,原有婚姻之议,后有改变,经磨难终成眷属;四是某书生遇上他人貌美之妻或妾,奋力追求得以欢会,结局不好。作者认为,上述模式中一、三类以传奇事为主,二、四类以传奇情为主,而“传奇事与奇情正是唐传奇的主要特征”。文章最后还就四种模式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

八十年代以后专论豪侠、侠义小说的文章则主要有:王汝涛的《论唐代的豪侠小说》、罗立群的《论唐代武侠小说》、陈平原的《江湖仗剑远行游――唐宋传奇中的侠》、褚荣昌的《唐代游侠小说简评》、刘荫柏的《唐代武侠小说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之关系》、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陈文新的《唐人传奇中豪侠形象的演变》、李钊平的《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等。

其中,王汝涛文将《太平广记》“豪侠”类中20篇唐代小说和《酉阳杂俎》“盗侠”部中的另五篇合而论之,认为它们“乃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最早一批描写此类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后代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武侠小说不祧之祖”。文章还分析了此类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和评价,探讨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对后代小说的影响。陈平原文在侠的特征演变的阐释中,对晚唐游侠小说在形式上的定型意义进行了细密的论证。作者指出:“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晚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在这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依其表现形式及创作思想,大略可分为以《史记•游侠列传》为代表的实录阶段(两汉),以游侠诗为代表的抒情阶段(魏晋至盛唐)和以豪侠小说为代表的幻设阶段(中晚唐)。”文章接着分析了各阶段侠客形象的特征,还从发生学的角度演绎了中晚唐侠客行侠的几种动机类型,展现了侠士的刺客化历程,总结了唐宋传奇对侠态度的异同及文化原因。刘荫柏文认为,唐初国力强盛,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因而产生的传奇作品都较温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相互间明争暗斗,她们各自蓄养武士,或谋杀,或自卫,刺客侠士成了军阀残杀异己、争权夺利的工具,使得唐初被政府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重新兴起。此外,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人民不满现实,或寄希望于游侠,幻想靠游侠的神奇本领铲除邪恶势力,伸张正义,这就是晚唐游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人民对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武术的高度自信和崇拜,而自然把游侠赖以行侠的武功夸张到超凡的地步。释道思想的影响熏陶,促使侠客行为变得异常诡秘。这是晚唐游侠小说兴盛的思想基础。

此时涉及唐代神仙、鬼怪小说的文章则有:杨棣的《简论唐代狐精题材小说》、邓裕华的《略论神话传说对唐传奇的影响》、李献芳的《浅谈唐代神仙小说》、陈节的《唐传奇中人神恋现象的思考》、段塔丽的《唐代狐狸精迷信盛行原因初探》、纪德君的《从神仙小说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等。其中,段塔丽文分析了唐代狐狸精故事、传说的特点及其与西域胡人的关系,认为唐代狐狸精迷信之盛行,是以曲折的方式反映出唐朝与西域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西域胡人与汉民族相互交往,互通婚姻、互相融合的密切关系。

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唐代的商贾题材、宗教题材小说,如杜贵晨的《论隋唐佛教小说》、胥洪泉的《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陈辽的《唐代小说与道教》、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赵维江的《论唐代小说中商贾描写的文化意蕴》、《论唐代商贾题材小说的道德意识》、申载春的《道教与唐传奇》、张松辉的《道教与唐传奇》、张跃生的《佛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等。其中申载春文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论述了唐代道教对传奇小说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兴盛期的唐代道教对标志文体独立的唐传奇的影响,已与前唐志怪小说不同,表现为一种深层积淀。文章主要从唐传奇的结构处理、人物塑造及环境的时空把握等三方面论述了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

二、唐代小说艺术综论

唐代小说艺术精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摒弃了过去笼统分析唐代小说艺术成就的研究方法,开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深入分析唐代小说独特的艺术。

如徐士年的《试说唐人小说的细节描写的特色》、唐富龄的《文言小说肖像描写浅议》、康纲联的《唐传奇情节结构安排的结构艺术》、刘宏的《略论唐代小说的景物描写》、张宝坤的《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陈文新的《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董乃斌的《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叙事方式与结构的新变》、杨义的《唐代传奇的诗韵乐趣》、孙永如的《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陈桥生的《唐传奇叙事模式的演变》、王明煊的《论唐传奇的时间结构》、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等。

其中,董乃斌前文认为,从历史到小说,就内容而言,是经历了一个由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变。唐人传奇首先大大降低自己描述对象的社会层次,把笔触伸向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凡人小事。这是小说文体能够取得独立地位的关键性的一步。由这一步开始,唐传奇才能获得更丰富多彩的题材,才有可能汲取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声口各异的人物语言。

程国赋文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了唐代传奇小说。文章在对唐代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用“实录”、“寓言”、“传闻”三个术语,概括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三种创作方法。文章认为,三种创作手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情节的虚与实的关系的处理上,文章还分析了唐人小说运用三种创作方法所反映出的几个特点:一是“在对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唐代小说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三是“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

陈桥生文认为,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演进和新变中,唐传奇作出了它们自己自觉锐意的探索。其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向人物中心的逻辑衍进,标志着小说文体的走向独立和成熟。

另外,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两书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唐代小说的艺术。如董乃斌著第五章从“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语调的多样和谐谑化”等四个方面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独立的问题,第六章则从“形象塑造的突破”、“戏剧因素的介入”、“唐传奇艺术特色补说”等三个方面论析了唐传奇的特征。石昌渝著第四章中也对唐代传奇小说有“概述与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诗赋的插入”、“叙事类型的多样化”、“传奇小说的俗化”等相关的研究。

三、唐人小说观念和写作理论

唐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意为小说”,而其表现之一就是唐人具有较为明确的小说创作观念和较为成熟的写作理论。

本世纪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太深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单篇文章主要有王枝忠的《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马成生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略说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王开富的《唐宋小说理论述略》、韩黎范的《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刍议》、张宝坤的《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等。其中马成生文认为,唐代著名小说家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说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从总结唐代小说的艺术入手,非常简要地概括了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唐代小说家,既在语言上提倡精雕细刻、文采修饰以至详尽描写,又在结构上重现波澜变幻、奇异莫测,以便引人入胜,这自然就可能造成“文章之美”;唐代小说家,尽管在理论上还受到历史式实录的某些影响,自然也没有正面论述虚构问题,但是,在创作实践上,毕竟改变了六朝人那种“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的实录观,而是沿着“虚”的即“纪闻”、“非政声”方面努力,实实在在地运用虚构这一塑造出如此众多的具有“要妙之情”的人物形象,攀上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高峰。王开富文也认为,唐人对于小说观念和理论,较之前人有较明显的发展。表现在第一,唐人认为小说应反映有趣味的,即有审美价值和人间奇事。唐代小说家注意反映世俗人情,但这种世俗人情应该是人们感到有趣的奇人奇事,这实质上就是用小说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第二,认为小说应描写人物形象,当然这一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第三,小说应具有真实性,这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追求艺术真实感,二是他们已经采取了艺术虚构,但不敢承认艺术虚构是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认为小说应有娱乐性,思想性寓于娱乐性之中。这四点发展是相对于唐传奇以前的小说而言的。

另外,一些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小说理论史、小说批评史类的著作也多多少少涉及到唐人的小说创作观念和理论。

第四节 唐代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在唐代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本世纪上半叶研究得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王度的《古镜记》、张鷟的《游仙窟》、韦瓘的《周秦行记》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且多是从党争、科举、侠义等角度进行分析的;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界则逐步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唐代所有现存的小说作家作品,分析的角度也转而偏重爱情婚姻、揭露现实、士子心态、宗教生活等,且作家生平考订与作品艺术分析、版本研究、校勘整理并重,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王度和《古镜记》

《古镜记》是唐代现存的最早一篇小说作品,所以学界对之分外关注,而人们研究的重点又在作者为谁和写作年代两个问题上。

作者问题 《古镜记》的作者到底是谁,本世纪学界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看法:

(1)王凝说。《新唐书•王绩传》:“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汪辟疆《唐人小说》据此推测“王勣当为王绩之误。度或为凝之改名。因绩尝罢六合县丞,而凝且以著作郎撰修《隋书》未成,皆与本文(指《古镜记》)所称吻合也。”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岑仲勉的《隋书求是》均持同样的观点。刘开荣且进一步肯定“王度即王凝”。

(2)王勔说。段仲熙《〈古镜记〉的作者及其他》对王凝说持反对态度,他根据《古镜记》以古文笔法写作小说这一点,指出“作者当是深受王通家族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或是其中的一员,或是其亲戚门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王勔”说,其根据有两条:其一,《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古鉴记》皆云为“王勔”撰;其二,王勔也有创作能力。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李宗为的《唐人传奇》都同意此说。李宗为并进一步申述道,如果《古镜记》确实是王勔托名王度而创作的话,那么“《古镜记》实为我国第一篇依托他人而以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小说”。

(3)王度说。此说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倡。孙望的《王度考》对此说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他首先依据王福畤《王氏家书杂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通《中说》等认为,《中说》中数次提及的“芮城府君”,不是王凝,而是王度。其次,,他根据《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吕才《东皋子集序》、《新唐书•王绩传》等考订,王度撰《隋书》在前,王绩续之,王凝再续之。《新唐书》有关王凝、王绩撰写《隋书》的记载有误。另外,孙望还根据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说》、《古镜记》原文等材料,对王度的家世、弟兄排行及各自的思想倾向作了推定。他认为王度大约“出生于开皇初年前后”,卒于“唐帝国建立之始的武德初年”,活了38岁左右(581?-618?)。此后,韩理洲先后发表了《〈古镜记〉作者辨》、《〈古镜记〉是隋唐之际的王度所作新证》,对王度说进行了补证。他对王度的生平、仕宦、撰写《隋书》、王氏兄弟排行等问题的看法与孙望相近,但他不同意鲁迅将王度生卒年定为约公元585-625年的看法,认为王度生于公元584年之前,卒年当在武德四年(621)十月之前。

此说影响甚广,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学史、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吴志达《唐人传奇》、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等皆赞同或援引此说。

(4)作者无考。张长弓在《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2月版)中认为王度只是“文中主角的人物”,《古镜记》中的王勔与史实中的王绩实为两人。戴望舒《小说戏曲论文集》也持类似的看法。对于此说,徐斯年曾作《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的考证》进行辩驳。

写作时间对于《古镜记》的写作时间,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度为隋唐间人,《古镜记》创作于隋末唐初。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称之为“唐之初年”的作品。汪辟疆认为此文“事虽出于隋代,记则实入唐初”。李宗为、程毅中、侯忠义、韩理洲、徐斯年等人也都认为它是唐朝初年的作品。韩理洲《〈古镜记〉是隋唐之际的王度所作新证》一文进一步确定其为唐武德初年的作品,其理由有三:(1)作者写(大业十三年)十五日古镜的丢失,是在暗喻隋室灭亡;(2)《古镜记》采用的是追忆的手法,充分说明它作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四年间。(3)根据王绩《与江公重借〈隋纪〉书》把曾为芮城令的王度称为“王兄”,可见王度此时已死,而此信写于武德五年,因此《古镜记》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武德五年。王宏钧则认为《古镜记》不是唐初而是隋末的作品。他在《〈古镜记〉传奇探微》中对汪辟疆等人“唐朝初年”的看法提出异议。他通过对隋末唐初历史背景的分析,认定《古镜记》是作者看到隋朝行将灭亡,而为它唱出的一首挽歌。刘开荣、徐斯年、吴志达、程毅中等学者也都同意将《古镜记》定为隋末唐初的作品,但均未确定具体的写作时间。

第二种观点认为,《古镜记》是中唐小说。段仲熙《〈王度古镜记〉是中唐小说》持此说。其依据:一是,小说中尽多精灵妖怪,但所描绘的一次日食,是无中生有,与史实不符;二是,小说中漏洞很多,被扯上的历史人物有西魏苏绰,还制造了王度在隋代奉诏修国史欲为苏绰立传这个谎言;三是小说云“持节河北道”,但隋朝只有州府而无道。所以作者根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异闻集》得出《古镜记》产生在中唐的结论。同样,张长弓《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也认为《古镜记》当作于中唐以后而非唐初。

其他除了上述两个重要问题,本世纪学界还对《古镜记》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多是在各种唐代传奇研究、小说史、文学史等著作中涉及的。

如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就曾对《古镜记》的特点和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古镜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用“古文”体第一人称写成的,“在唐代小说史上实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第二,《古镜记》里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这一点是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古镜记》仍然是被有浓厚的六朝小说的色彩”,也“就是道教的色彩”。作者还认为,《古镜记》的形式“尤其是六朝小说与唐传奇小说中间的桥梁”,其特点有三:(1)它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集中表现的主角,这可以说是较六朝小说大大进步的地方;(2)它虽然依然没有结构,组织松懈,然而排列法不再是线条式的,各自为段的,而是连接成为一篇,首尾相接的;(3)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导引,这与真正的小说给读者一个时间与空间背景的意义相同。作者还分析了“古镜”的意义溯源与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世界观。

后来诸多小说史著作也分析了《古镜记》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大多不太深入,少有新意。至于专论《古镜记》思想和艺术的论文更是寥寥。

二、张鷟及其《游仙窟》

本世纪学界对张鷟的《游仙窟》兴趣很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篇作品曾长时期失传,直到本世纪初才又从日本抄回。

该书最初是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抄录到的,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更是认为“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篇特别的作品”。后来,章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抄》刻本整理标点出来,由鲁迅校阅并作序,于1929年交由北新书局公开出版。

同年,谢六逸翻译发表了日本学者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该文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和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该书可能是在大宝时充当遣唐使少录的山上忆良带回日本的,似为奈良朝文人所爱读。日本人编《和名类聚抄》,即以本书的训为典据,引用多达十四条。当时人们还将之和《尔雅》、《说文》、《广韵》、《玉篇》、《诗经》、《礼记》、《史记》、《汉书》、《白虎通》、《山海经》等为伍,相提并论,或被用为“谣物”。而且,该书对探讨日本文学的源头、日本国语学史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时刊出的郑振铎的《关于游仙窟》则强调了这篇作品的诸多特别之处。他认为,《游仙窟》是对偶体小说的祖先,“读了《莺莺传》、《燕山外史》之后,我们才知道《游仙窟》的势力是如何的伟大。”“《游仙窟》虽没有《莺莺传》那么婉转曲折,却胜过《燕山外史》的笨重不灵活”,它“虽用的是最不适宜于写小说的古典文体,有的地方却居然写得十分清秀超脱,逸趣横生”。作者还指出,其文中之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五七言杂用,“这种韵语之体,也许是菩萨蛮等诸词调的先声,也许竟是依据了当时流行着的词调或新的歌辞而写的。”第二是咏物诗的隽妙。其中的咏物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好。虽浅露,却隽美;虽粗疏,却富于情致;虽若无多大意味,却往往是蕴蓄着很巧妙的双关之意。《游仙窟》之所以能大行于时,流传日本,“大约也必由于他的文字能够运用俗文学的体制,能够通俗之故。”

三十年代高庆丰发表的《游仙窟引》则论及张文成撰写此篇的动机、《游仙窟》与日本文学之关系、《游仙窟》之取材及其评价。他不太赞成日本学者幸田露伴所提出的“张文成与武则天有奸”而撰此书之说。他认为,“张文成乃系色迷之说,或须有之”,但文中所写之事乃幻想而已;《游仙窟》虽为唐时之作,而为南方之文学,不是北方文学。其取材自传奇神话,“辞句更象征南方文学之特殊”。作者对这篇作品的总体评价是:“词尚浮艳不事敦厚,少理志,不尽人情。此其事纪之申述。但其中男女之对话多有惊人绝处,因人观之起无限思忆,身心若陷入男女热情。但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估价,总算非常值得。”

四十年代,学界开始对作者张鷟的生平作进一步的探究。其中容肇祖的《唐张鷟事迹考》对张鷟一生的重要行事和创作进行了考述。他认为张鷟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约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20年),年七十三。他还认为,《游仙窟》“大约是鷟的纪实的文章”,“大约是张鷟在弱冠后不久时艳遇的纪实”,但不是和武则天有奸而作。

五六十年代,出版了方诗铭校注的《游仙窟》,这是据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元禄刻本标点重印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一些注释。此时专论《游仙窟》的文章主要有方诗铭的《漫谈〈游仙窟〉》、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刘开荣的《从〈游仙窟〉说到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等。其中前两篇文章仍然主要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传入国内的情况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刘开荣文则另辟蹊径,认为《游仙窟》不是一篇传奇小说,而是一篇以贵族地主官僚市民为对象的供说唱或演唱的“变文体”作品。《游仙窟》中的“俳谐”、“调语”与中国古老的“说话”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使中国民间各种乐艺发展的道路,从唐以前到宋代,更加显得清晰而明确”。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保持着对张鷟及其《游仙窟》的研究兴趣。倪墨炎的《〈游仙窟〉的回归与出版》是一篇详细介绍《游仙窟》从日本抄回以及在国内整理出版情况的文章,文中强调了鲁迅在介绍和研究这部作品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张鸿勋的《〈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视角和前述刘开荣文相近,论述更为细入。何满子的《中国古代小说发轫的代表作家――张鷟》则较为详细地介绍张鷟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1989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重印了川岛校、鲁迅作序的《游仙窟》,说明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热情仍未大减。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小说史、文学史也一改五六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或一笔带过、或对之贬抑的态度,对张鷟的《游仙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就指出:“《游仙窟》的艺术特色是在于将作者与崔十娘及其五嫂的交往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极为具体生动。其语言的总体特征是浅显通俗,并特意用了不少诙谐幽默、民间气息很浓的妙语,从而使整篇作品极富情趣。”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也认为;“《游仙窟》以它描写当代文人狭邪生活的内容与特殊的表现方法,以及以它的故事的完整,艺术上的纯熟,说明了初盛唐时传奇的成就,从而确立了它在初期传奇史上的地位。”

三、《李娃传》研究

白行简的《李娃传》艺术成就很高,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本世纪的《李娃传》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下面在参考程国赋《〈李娃传〉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李娃传》的创作动机 本世纪学界对白行简创作《李娃传》的动机,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李娃传》是牛李党争的产物。此说为宋刘克庄首倡。近现代学者中也有人持此说。如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中论“作者白行简的身世和创作《李娃传》的立场与态度”时就认为,白行简之兄白居易属于牛党集团,遭到李党陷害,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具有极大的损害性”,白行简“在愤懑之余,把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写成小说”。

第二种看法是卞孝萱提出的。他在《〈李娃传〉新探》中,首先辨析了刘开荣等学者提出的《李娃传》是牛李党争产物的观点,认为《李娃传》的创作不符合牛李党争初期的史实,然后对唐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和白氏家史的分析,认为“白行简针对德宗滥封三个节度使的媵妾为国夫人,坏国法,伤名教的现实,怀着对胞兄白居易被诬为’甚伤名教‘,一贬再贬的愤慨,撰《汧国夫人传》(《李娃传》)讽刺名教的虚伪。”

第三种看法认为《李娃传》的写作并无深意。如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就认为白行简是在听别人讲述李娃故事后,在李公佐的支持鼓励下写作成文的。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白行简是根据民间说唱故事“一枝花话”加工改写的。

《李娃传》的写作时间一般的学者据《李娃传》结尾所云“乙亥岁”,认为此传作于贞元十一年。但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对此表示怀疑:“从形式上内容上看都不可能是贞元年间的作品”,然他未能考出确切的写作时间。

本世纪影响较大的两种看法是戴望舒的“贞元二十一年”说和卞孝萱的“元和十四年”说。

戴望舒在《小说戏曲论集•读〈李娃传〉》中认为,《李娃传》不可能是贞元十一年的作品,他提出了两条证据:第一,“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第二,当时,“白行简和其兄白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乙亥”是“乙酉”之误,即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

卞孝萱在《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中从两个方面对戴说提出了质疑:首先,戴所说的“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职务为秘书省校书郎,与白行简撰“传”时的职务不符;其次,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并无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的可能。他提出了“元和十四年”之说。元和十四年,白行简的职务与“传”中所述白行简的职务相符,同时也可能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乙亥”当为“己亥”之误。

但后出的李宗为的《唐人传奇》赞同戴说,否定卞说。他指出,《李娃传》开头一段文字“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之传述”为《异闻集》作者陈瀚所加,“卞孝萱先生根据陈瀚妄加之言来考订原作的创作年代,适是为之引入歧途。戴望舒先生以为’乙亥‘是’乙酉‘的误改,论证甚明。”

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则认为上述二说均不完善,存在矛盾之处,但他未能提出新的观点,只是认为“确切年代还难以考定”。

李娃形象的评价 本世纪学界对李娃形象的评价存在着分歧。大多数学者对李娃持肯定态度,认为她感情真挚,救助落难的荥阳公子,品格高尚,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故事,歌颂了爱情幸福的主题。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吴志达的《唐人传奇》、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和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对李娃均持这种肯定的态度。许多专题论文如李林生的《李娃形象的塑造及其他》、于天池的《一个精明而善良的妓女形象――〈李娃传〉中的李娃》也持类似的观点。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李娃性格比较复杂,有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如赵齐平《〈李娃传〉的情节与人物形象》就认为,作品在塑造李娃形象时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他指出,作品开头并没有离开“诱引宾客”的妓女身份去描写她。她和郑生之间有男女的“相慕”,即爱情,但情的“相慕”又终于屈从于利的追求,李娃不得不参与计逐。“她心地纯洁、善良,渴求爱情,希望得到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生活温暖,但是办不到,那个病态社会在毁灭着她,又驱使她在毁灭着别人。”李娃的精神境界是在重遇郑生后,得到升华的。同样,王立兴、吴翠芬的《唐传奇英华》也从“情”和“利”的矛盾中分析了李娃形象的复杂性和性格的发展。

还有一些学者则对李娃这一形象和《李娃传》的主题持否定观点。如十三院校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此篇作品“企图以李娃为范例宣扬被欺侮的下层人民应该归依统治阶级,充当奴才。”廖仲安《重读三篇唐人传奇》也认为,“整个故事不过是想写一个最符合风流公子心愿的娼女”。马振方《也谈〈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则嫌廖仲安文“不够中肯、有力”,他认为李娃救助郑生,“主要不是追求什么’爱情幸福‘,而是为了替落难公子恢复’本躯‘,以补己过。”黄加灏的《〈李娃传〉传统评价质疑》也否认“小说歌颂真挚爱情,表现爱情”的主题,认为李娃与郑生“只是郎’财‘女貌式的聚合”,他们之间并无真正的爱情。

四、其他小说研究

和上述作家作品研究相比,学界对其他唐代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显得薄弱得多。下面将择要介绍之。

李朝威和《柳毅传》 学界对李朝威及其《柳毅传》的研究成果虽然有限,但也比较全面。

本世纪上半叶未见有关李朝威和《柳毅传》研究的专论和专著,专门探讨李朝威和《柳毅传》的文章是到五十年代才出现的。王运熙的《读〈柳毅传〉》和刘叶秋的《读唐传奇〈柳毅传〉》是较早对《柳毅传》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文章。其中王运熙文分析了文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一些细节的处理方法,与其他小说进行了一定的比较,还探讨了其中的门第观念及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刘叶秋文则在肯定这个故事通过柳毅的侠义行为的描写,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反映人民的反封建和对婚姻自由的愿望的基础上,还对作品中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这篇作品不只描绘细致,结构谨严,颇见组织剪裁之妙,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非常生动。当时论及李朝威生平的文章有苏丰的《唐代传奇作家李朝威李公佐》。

文革之后,研究《柳毅传》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人们除了继续对这部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和艺术特色继续进行探讨,如霍旭东的《谈〈柳毅传〉的写作艺术》、葵生的《龙女的心愿――谈〈柳毅传〉的主要人物》、于天池的《论〈柳毅传〉》等。还有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对这个故事的原型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索,如白化文的《龙女报恩的来龙去脉》、程国赋的《〈柳毅传〉的演变过程》、《〈柳毅传〉成本探微》等。

蒋防及其《霍小玉传》学界对蒋防及其《霍小玉传》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大多数成果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周先慎的《忠于生活逻辑的性格描写――谈谈〈霍小玉传〉》和季光的《饱蘸血泪写平康――读〈霍小玉传〉》是较早分析和鉴赏《霍小玉传》的文章,二文均对这篇作品的人物塑造、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了细致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几篇较有深度和突破的专论。如唐异明的《读〈霍小玉传〉――兼论〈莺莺传〉及〈李娃传〉》就将《霍小玉传》与《莺莺传》、《李娃传》等唐代其他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论述较有深度。吴庚舜的《传奇研究也应知人论世――论蒋防及其〈霍小玉传〉》、《唐代第一流小说家――蒋防》通过对蒋防的诗、文、小说及有关史料作了综合的考察,纠正了旧说的错误,详细论证了蒋防的字里、生年、卒年、经历、思想、创作成就和《霍小玉传》的系年,使得蒋防和《霍小玉传》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周绍良的《〈霍小玉传〉笺证》则结合唐代的社会政治情况、风俗人情对这篇作品的本事作了较为详细的笺证。卞孝萱的《〈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则从蒋防以及传奇主人公李益的社会关系分析入手,发现这篇作品是一部攻击政敌的传奇,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它是蒋防适应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和迎合元稹、李绅的文艺爱好而作的。其写作时间应在长庆初年。作者还进一步推断,长庆时,李益罢右散骑常侍,为太子宾客。李益仕途上的这一挫折,或与《霍小玉传》对他的攻击有关。

裴铏及其《传奇》 学界对裴铏及其小说集《传奇》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八十年代初,周楞伽辑注的《裴铏传奇》的正式出版,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裴铏传奇•前言》和《裴铏〈传奇〉和浪漫主义》首次对裴铏的生平行事作了简略的考订,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这部小说集的艺术成就。他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裴铏是“传奇体”文学样式的创始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此后类似的论文还有陈君谋的《裴铏及其〈传奇〉》、陈周昌的《试论〈传奇〉的思想和艺术》。其中陈君谋文参照高骈的简历,结合裴铏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生平情况,对裴铏的生平简历作了一些推测。其中一些看法与周楞伽《裴铏传奇•前言》不同,如他认为周说裴铏仕于蜀,“一直未离蜀中”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他也不同意周说裴铏《传奇》作于其早年,“是想以之作为进身的阶梯”的“敲门砖”的说法,而是认为其中部分作品可能作于早年,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泛,不太可能是裴铏早年的一时一地之作。陈周昌文则指出,这部“小说中趋避林薮、脱离现实的思想,反映出晚唐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风暴的恐惧和苦闷”,这和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分析艺术时又指出,《传奇》的作者在安排小说的结构时,善于设置一条贯穿全篇的线索,来组合人物和情节,让情节次第展开,描写有条不紊,画面完整严谨,构成短篇小说的一种结构格局,也是文言短篇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

其他传奇作品研究 学界对唐代其他传奇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更少了。

如学界对李公佐及其《南柯太守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公佐生平的介绍和对《南柯太守传》故事的来源和主题的辨析:苏丰的《唐代传奇作家李朝威李公佐》、魏明安的《李公佐》、王立兴的《〈南柯太守传〉主题辨》、路工的《〈南柯〉与〈南柯太守传〉》、李宗为的《〈南柯太守传〉的题材来源及主题思想――与路工同志商榷》等。

学界对牛僧孺《玄怪录》和李复言《续玄怪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考订、校勘整理和作者考辨等方面,相关的成果主要有: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程毅中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程毅中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的版本与作者》、《谈〈续玄怪录〉的作者问题――兼与卞孝萱、李宗为二同志商榷》、《〈玄怪录〉补正举要》、姜云、宋平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于天池的《牛僧孺和他的〈玄怪录〉》、李剑国的《〈续玄怪录〉作者重议》、徐志平的《从比较观点看李复言小说之写作技巧》、王仲荦的《读〈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杂记》、苏道明选译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程小铭的《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等。

对皇甫枚和《三水小牍》的进行评述的文章则主要有:路志霄的《皇甫枚与〈三水小牍〉》、《皇甫枚》、王枝忠的《皇甫枚及其〈三水小牍〉》等。

此外还有:王桐龄的《〈会真记〉事迹真伪考》、叶德辉的《跋缪校〈宣室志〉》、《〈四库提要•宣室志〉考证》岑仲勉的《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卞孝萱的《〈纪闻〉作者 牛肃考》、程毅中的《 〈异闻集〉考》、方诗铭的《〈《异闻集》考〉补》、詹瑛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周先慎的《精魅的人化――谈〈任氏传〉在古小说发展中的意义》、凡木的《奇特的故事,诗意的描绘――简论唐代传奇小说〈红线〉》、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的《独异志•宣室志》、王达津的《论〈会真记〉》、金文明选译的《博异志•集异记》、白慧的《唐代传奇中的史笔――杂谈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和〈长恨歌传〉》、朱迎平的《〈灵怪集〉不是六朝志怪》、赵昊龙的《唐代传奇中的女性形象――读〈红线〉和〈聂隐娘〉》、郝润华的《唐传奇〈上清传〉史实考释》、古敬恒的《唐人小说〈宣室志〉札记》、卞孝萱的《〈枕中记〉主角原型三说质疑》、《〈红线〉〈聂隐娘〉新探》、孙民的《以爱杀爱的悲剧――〈任氏传〉解读》、王晶波的《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等。

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 和唐代传奇小说研究相比,人们对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要薄弱得多。

本世纪综论唐代笔记小说的文章主要有王瑛的《唐宋笔记小说语词释义》、钟振振的《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札记》、周勋初的《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等。

对唐代笔记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整理和版本、校勘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新的唐人笔记整理本是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除了一些文学史、小说史,论及唐人笔记小说的著作还有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等。

其中周著是本世纪唯一一部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深入探究的著作,该书上编为“通论”,论及“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唐代笔记小说的崛兴与传播”、“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等几个理论问题;下编是“作家作品考”,对韦绚等四个重要的笔记小说作家及《隋唐嘉话》等七部作品进行了考索。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目前尚不太为人所重视的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些综合研究的实例,较好地说明了唐代笔记小说的学术价值,阐述了这一文体在后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十五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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