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7 次 更新时间:2005-09-05 0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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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是雷墨先生讲的,按中国的标准雷墨还很年轻,他以前为《时代》杂志做编辑,在北京住了几年下来,越来越觉得拿西方现有的关于中国的“筐筐”(STEROTYPES)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有问题,甚至有偏见,说不清楚,于是提出这么个新的说法,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很多人会说,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的确,我们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争论,很多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说,不论这里有多少问题、风险、不确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没有简单遵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其实,即使连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共识”了,那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本书所收录的Williamson的文章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中,我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这一书面语,用以衡量OECD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1]

   我第一次听雷墨先生谈他这个“北京共识”,是2004 年5月我们在伦敦举办论坛的时候,那时英文版的文章还只是个初稿,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上来就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2]

   从2004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北京共识》也不胫而走,先是在《参考消息》,后是在各种网络上,都有体现。我的考虑是,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有所谓“北京共识”,而在于:身为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什么说法没有?如果还没有“共识”,有没有诸如“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样的可能,其不只是罗列一些现象,而是某种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教育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最终是要“解放全人类”。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过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以后,邓小平有一个解释,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贡献。而什么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又很多年也没搞明白。转眼间到了1989年,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全世界就开始封锁中国,重新改变对华政策。我们78年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基本上是受到一片欢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8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那边的舆论说中国什么都是好的,那会儿是说到苏联什么都不好,而到89年一下子翻过来了,一说苏联什么都是好的,一说中国什么都是负面的。[3]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当地人不大明白这个事。英国人老问我,说你们中国人到底要吃多少饭,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事,解决了吃饭问题,怎么就是个伟大的贡献呢。我说你们是所谓的“富裕社会”,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我们过去多少年来,至少清朝中期以后,吃饭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19世纪后半期大20世纪前50年,这100年中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经过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4] 1950年代以后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体化的努力(包括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大跃进”),都是试图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少年来的“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粮食生产或吃饭问题,那时叫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问题,现在叫“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这么大,一方面粮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虽然国面积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怜,南北东西自然差距太得惊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可能今天这里水灾那里旱灾,逃荒啊,难民啊,在所难免,到了极端就是骚乱和起义。于是,在搞完土改后,就要搞合作社,“大跃进”失败后,也只是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为了有个集体作基础,不至于两极分化。后来文革期间就“全国学大寨”,听起来是很激进的方案,要几千年的小农走高度集体化的道路,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实际层面,“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那会儿南方叫“过长江”,北方叫“过黄河”,要解决粮食亩产问题。1975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不断问,为什么粮食产量大寨做到了,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专门到大寨去开了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央做报告,要解决粮食产量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叫“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改革的伟大成就,第一个还是这个,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灾害、难民流离失所,现在则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省的贫困县,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现在饿肚子揭不开锅情况已经很少了,除了内蒙新疆可能因为一场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种灾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从毛主席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80年邓大人说“把中国人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再到89年以后连续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用这么少的耕地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20多年下来,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上来,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原来讲的“实现现代化”是不一样。最早提出的是工业化,从晚清民国就提出来了,晚清的富国强兵啊,民国的强国富民啊,都是要迎头赶上,要使中国也工业化。到了“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就不只是经济上如何工业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社会是意思,后来战争打乱了这个进程,不得不通过革命,革命以后再搞工业化,1950年代是第一个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加个限制词是“社会主义的”,包含了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领域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人大上总理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四个现代化。1977-78年以后年再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而这里的重点还是工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讲的工业化,基本是以西方特别是英国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比重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既不可能对外搞战略扩张,对内甚至也不能够通过搞剥削,所以搞了集体化、合作化、公私合营什么的,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搞工业。这个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么从理论和实践上不重蹈资本主义复撤,怎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工业化还有一个问题,它是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方式远离自然、破坏自然。农业文明虽然没有采集和狩猎那么接近自然,但基本还是个自然经济形态。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是狩猎、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一个是定居了,一个是依赖对土地的开垦。比较早的文明形态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中华这种文明形态,晚近也有通过大牧场的,那是把农耕也工业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们一直是小农为主,直到今天几亿农民分散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也是基本的国情之一。

   而工业化呢,一个特征是远离自然,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或者是创造一个比如工厂、车间那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集中在城市里,远离自然,来搞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第二个特征是把大自然作为剥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乃至生物和动物,都作为我们征服的对象,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是撇开资本主义这个纬度,只讲工业化本身,它其实也是高度组织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远离自然,而为了远离自然,就必须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的制度、设置,把人组织到一个个车间一个个工厂,使人成为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对此有过经典的写照),第二个特征是以人和自然的对立最后人战胜自然为基本的预设,就是我们要战胜它、征服它、消灭它。

   回到中国语境,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我们(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自然资源来征服、来消灭吗?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现代/传统等二元叙述,后者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这几乎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是以英国18~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英国所覆盖的面积和人口,实际上是很小的,但它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它过多的侮辱”。

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至少和18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化的过程是不一样,18世纪工业化的过程是在一个很小地方发生的,在此之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荷兰、再到意大利,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工业化,主要是指英国的工业化,它伴随的不仅是内部高度组织化和远离自然的征服,也包括对外扩张、殖民、侵略。回到中国这个语境,这个事情要复杂的多。中国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劳动与土地、包括农业文明与现代人的关系,其实和英国格局是很不同的。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与英国/西欧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再也不能对外移民、殖民、侵略)、高度的资源制约(人均耕地、森林、淡水等无法与西欧比)等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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