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5-03-21 11: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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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不仅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诗歌研究传统,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在世纪的尽头回首过往,诗学仍然是我们反思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自本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中国大陆的诗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那就是:(1)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2)五十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的诗歌史研究,(3)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在具体论述上述过程之前,首先有必要就“中国诗学”的概念做一番检讨。因为从近代以来,学术界使用这一概念内涵很不一样。就我所知,较早使用“中国诗学”这一概念的著作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涉及的面颇广。田明凡《中国诗学研究》(自刊本;大学出版社,1934年),内容范围也包括演变、派别即诗史的问题。与杨书同年出版的江恒源所撰同名著作(大东书局)以及稍后的范况《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则局限于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大致上说,民国间人们理解的中国诗学,内容还是较丰富的,不只限于诗的作法、体制,还包括诗歌的历史发展。从学术急速发展的七十年代以来,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分为“思想”“设计”“鉴赏”“考据”四部分,研究的是诗歌被创作与接受的过程。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学生书局,1980年)从最古老的命题“诗言志”讲到“诗教”,除最后一节涉及今日“诗的方向”外,未在传统的诗法中加入新的内容。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基本上将中国诗学作为一个诗歌创作理论体系来把握,袁行霈等《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所涉及的内容大抵也不出文学概论体系的范围。换言之,中国诗学的概念近代以来主要是作为中国的诗歌原理来把握的,而且当今的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它理解成关于诗歌写作和意义实现过程的理论。对照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的概念(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来说,这样的理论构成实际上只承担了与文学理论相对应的诗歌理论这一部分狭窄的内容。这对中国诗学的概念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今天的中国诗学研究,尤其是建立一门学术来说就更不利了。“诗学”(poetic)一词,在西洋文学史上最初是“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后来用以指称文艺学。而在中国,撇开专指《诗经》研究的用法不论,“诗学”意味着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关于诗的学问。凡用“诗学”字样名书的著作,如明代黄溥的《诗学权舆》,周鸣的《诗学梯航》,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都属于这样。“中国诗学”,核心在一个“学”字,这个“学”不仅包括历来人们对诗歌本身极其创作方法的认识,还应包括古今人对诗歌史的认识及认识过程的反思。这样,我理解的中国诗学,就正如我与张伯伟主编的同名论丛一样,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1)诗学文献学,(2)诗歌原理,(3)诗歌史,(4)诗学史,(5)中外诗学比较。从这五个方面来回顾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截止于1996年,近百年的诗学产生了浩繁的著作,全部阅读决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也不是本文所能包容的。况且,本文的宗旨既不是要评功过,也不是要排座次,而只是想从学术方式的角度对中国大陆诗学研究的发展做个粗略的回顾,从得失中思考进步之途。所以挂一漏万,且述得者少,述失者多,就只能请读者谅解了。词曲之学,按我的理解是应该属于中国诗学范围的,但因这部分内容分量很大,又需要专门的知识,非我所能置喙,只能留待专家去论述。

   一、形式的传统:殊途同归的诗学研究

   如果依照文学史研究中“现代”的年限,那么现代中国诗学是由诗学文献学拉开序幕的。伴随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兴旺的出版业为诗学文献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丁福保所做的贡献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他在1916年印行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二十八种、自辑《历代诗话续编》二十九种、《清诗话》四十三种,网罗了古代诗学典籍中最杰出的著作,学者一编在手,检阅至为方便。到1927年,郭绍虞又开始着手《宋诗话辑佚》的工作,历代诗学典籍的整理由是初具规模。应该说,现代的中国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并逐步形成自己重视文献研究的传统。与此同时,黄节以《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等经典注释,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古典诗歌注释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为现代的诗学研究开辟了一种由注释入手进行研究的良好学风。概观1949年以前的中国诗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诗法研究与诗体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动机是应用性的,以教人作诗为目的,所以内容以综合传统诗学的精华为主,较少理论的阐发和分析;后者的动机出于回应“五四”以来的新旧诗之争,通过对诗学传统的清理,思考、寻求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二者殊途同归,都对中国诗歌的形式研究作出了贡献。而尤以后者的工作,结出了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的第一批果实。

   据我考察,自刘铁冷《作诗百法》(崇新书局,1913年)、谢无量《诗学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以降,民国年间刊行诗法类著述近五十种,以陈去病《诗学纲要》(东南大学,1927年)、黄节《诗学》(北京大学,1919年)、蒋兆燮《诗范》(世界书局,1931年)等较为通行。这些著作有旧式的与新式的两种写法:前者继承传统蒙学诗法的形式,像古代同类著作一样,有自著与纂辑两种形式。纂辑之书以刘子芬《诗家正法眼藏》为代表,自序云:“国民政府新都已建,金陵遂成人文荟聚之区,不但新文化分子麇集,能谈中国旧学者众,诗之一道因而盛行于士大夫之间。”刘氏暇日搜集古人名言笃论可为作诗法则者,纂成一编。内篇论作法、体制,外篇论作家、作品,详于近时邬启祚《诗学要言》而略于清代各种集粹性诗话(如《锦树堂诗鉴》、《艺苑名言》)。其纂书命名之旨,自然是要荟萃古代诗学的经典理论,供学者借鉴,甚至夸口“自六朝以来一千六百年间诗人学说之精华具在于此”,然而他并未广搜博讨,实不足以凌越前人,惟可由此窥见当时谈诗学诗的一种氛围而已。自著类书则以蒋兆燮《诗范》、徐英《诗法通微》(正中书局,1943年)为代表,要之都是从教习的立场出发,祖述前人定论而很少有发明。

   相比之下,新式的诗学著作因接受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以新的眼光整理旧材料,反而能看出些新义。虽然从总体上说,现代的中国诗学有一个因“西洋文化闯进中国文化的藩篱,一切固有艺术,也将到了一个总结束的时期”的大学术背景,但本世纪最初的现代形态的诗学研究,还是在新、旧诗歌营垒的论争中产生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第九章结论是“著者对于新诗人的罪言”,而蒋伯潜《诗》(世界书局,1948年)却专设一节论“旧诗之敝”,观点截然相反,而回应新诗运动的动机却是相同的。本世纪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研究著作刘大白《中诗外形声律说》,据自序说是1919年开始酝酿的。他做这个课题的动机是: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

   后来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重复了同样的意思。书中将诗的要素分析成音、步、停、组(联排)、均、协、节、篇、篇群,这九个要素经“差齐律”、“次第律”、“抑扬律”、“反复律”、“对叠律”五种结构方式的交互组合,就构成了古典诗歌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他将这些有例可征的节奏、句法、章法、篇法与西洋诗歌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诗的形式特征是由语言特征决定的,并具有内在的结构美。书中所概括出的形式原理和形式法则都是近代美学的老生常谈,而说五七言的音步比例、五七绝的篇章形式都符合黄金律则未免有些附会,但它的研究方式却颇具现代色彩。这样的著作还可以举出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讨论问题的方式相当学院化。相比较之下,更多的著作则往往融研究与教习于一体,如洪为法的系列著作《古诗论》、《律诗论》、《绝句论》(均商务印书馆),邵祖平的《七绝诗论诗话》(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等。其中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但将诗体的源流、作法梳理、叙述得非常清楚,操作上也很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诗学著作,如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像李维《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详后)一样,都将词曲包括进来,显示出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现代中国诗学体系对正统诗歌观念的突破。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诗话形式仍然承担着一部分古今诗歌批评的任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华图书馆,1910年)、陈衍《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局,1915年)乃至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间油印本)、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大公报社,1933年)之类都曾在不同范围内产生影响。一批“纪事”体与传记体的研究著作,包括陈衍的辽、金、元诗纪事,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栩楼刊本,1935年),陈乃乾的《启祯两朝遗诗考》(上海旧学庵,1920年)、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自刊本,1910年),雷璟、雷瑨同辑的《闺秀诗话》(扫叶山房,1922年)、《青楼诗话》(扫叶山房,1926年),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1922年),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甲寅》刊载)等,也以传统的方式对不同范围的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但真正对中国诗学作出可贵贡献的,应该说是诗史和诗学史的研究。有意识地清理诗学基本范畴、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是学者们为学科建设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朱自清认为批评史的准备工作应该是“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所以他首先就“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个传统诗学的基本命题做一番推源溯流的工作,从总体上阐明了中国诗学的传统。郭绍虞有感于“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使用中含义都不一样,也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有关范畴历史演变的研究。在那专题研究尚未蓬勃开展的时代,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笔与诗笔》、《〈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等一系列论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诸多诗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同时也清理了诗史发展的脉络。他还不断地搜集古代诗话的资料,以《诗话丛话》(《小说月报》2卷1期、《文学》1卷2期)为题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从而引发陈一冰、罗根泽、徐中玉、杨即墨、罗振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徐英在1936年发表《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1卷2期),成为八十年代诗话研究热的先声。随着由刘永济《文学论》(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到程千帆《文论要诠》(开明书店,1948年)完成的文学理论本土化过程的开始,由陈钟凡、罗根泽、郭绍虞、方孝岳等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的中国诗学史的构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由于西方近代思潮尤其是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诗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都有了更新,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良好的知识积累相结合,就使断代诗学的研究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专题研究甚至出现了陆晶清《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社,1931年)这样的意识颇为超前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曾尝试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解释《诗经》,并在《野有死麇》的阐释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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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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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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