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学术目标的设定和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5-03-21 1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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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职是之故,现在的学者大都以艺术部门为界,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纵贯而非旁通。老一辈学者经常独立著述文学通史或断代文学史,现在的学者则很少有这样的著述,更多的是分体文学史。也许能写古代诗歌史或戏曲史,却不能写唐代文学史或明代文学史。即使写出来也一定很肤浅,顶多综合学术界现有的成果而已。学术发展得日益精致、深入,对学者的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我研究清代诗学,还有一个意图是想做一点作家研究。我觉得,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相比,对学者素质的要求要高得多。文学史研究,即使进入一个陌生的时段,只要搜集、阅读一个时代的文献,熟悉当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将前后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到关于文学史的基本见解,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的成果。而作家研究则不同,它对研究者的素质有全面要求。首先必须拥有良好的文学史修养,否则无从获得判断力,无法在历史中给作家定位;其次,必须具备相当的文体学知识,否则难以作出有深度的本文分析和批评;最后,也是最为严格的要求,必须对人生、社会和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而这决不是仅从书本就能获得的,它需要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生存体验,更需要一种对人生的解悟。这常常是划分杰出作家和平庸作家的标尺,当然也同样是划分杰出学者和平庸学者的标尺。所以通常的情形,一般是年轻时作文学史研究,到晚年才做作家研究。可是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致使一些伟大作家的研究真正缺乏深度。我自己刚走上学术道路时,根本想也没想过作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些大诗人的研究。但现在准备开始做王渔洋,以后也许还有黄仲则的研究。这两位是我觉得在诗史和诗学史上有特别意义的作家,他们两人的意义至今还未被充分认识。

   王渔洋无疑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后一点目前似还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王渔洋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身处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他以“神韵”为核心,提出一整套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能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在身边团结一大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他还通过编选、评论、刊刻前代和当代的诗歌作品,撰写序跋、指授学生等形式,给予康熙诗坛以重要影响,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厚的诗学资料。搜集整理这份资料,并进行深入的阐释、研究,是研究清代诗学、诗歌创作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任务。然而现有的研究和批评,通常只依据《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带经堂诗话》,顶多是《王渔洋遗书》的有限材料,对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资料并未认真发掘,致使王渔洋乃至康熙朝诗学的研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水平上。我通过广泛的阅读,搜集了有关王渔洋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大量资料,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对诗人的生平、文学创作和批评做了详细的梳理。通过上述研究,我对他毕生的文学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不少未被注意的重要问题,如倡导宋诗及返回唐音的经过,编选历代诗歌的动机与神韵论的确立,填词创作对清词复兴的开风气意义,藏书特点与当时文献流传状况对创作风气产生的影响,古诗声调学说在其诗学体系中的意义,大量批点、序跋中的文学见解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王渔洋诗学的阐释、评价,而且涉及到对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进程的重新估量。

   目前我们的古典诗学研究,基本停留在平面地诠释和评价作家和理论问题的水平。然而我们知道,古典诗学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中,将它从历史过程中剥离,就会遗失其具体语境下的所指,使历史上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流失其丰富内涵和实践意义,只剩下肤浅的外壳。这就是我们的比较诗学本钱越比越薄的原因。我一直致力于将理论问题还原到过程中去,使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命题呈现其建构过程和被理解、接受的历史,以丰富我们对诗学传统的认识。我最近发表的论文《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学人》第十一辑)、《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便是这种尝试的结果。在王渔洋的研究中,我同样也要将神韵论历史化,在康熙朝诗学的总体背景下把握它的意义,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已在《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1997年7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做同题讲演,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征略》一书完成后,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将在此基础上,对康熙朝诗学的结构和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独自的学术特点,各学术领域对研究方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学术目标的确立,学术专攻的选择,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术资源的贫富,知识积累的程度,个人知识结构的类型,兴趣和秉赋的投契,可利用的图书条件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只有处理文献方式的差异,而没有处理文献规模的差异,更没有研究难度的差异。比如说,研究六朝文学,基本文献不多,但今人的研究著作即参考文献却很多;研究清代文学,基本文献繁多,但今人的研究则较少。基本文献少的学术领域容易进入,但做出突破性的成果很难;基本文献多的学术领域,进入困难,需要多年打基础和熟悉材料的时间,但日后做出独创性成果的机会却较多。总之,从经济的角度说,能量守恒定律也完全适用于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所以,确定学术目标实际要考虑的,更多是在处理文献的方式与自己学术条件的适应。比如说,清代文献多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带来多的麻烦。因为不可能像对待六朝或唐代那样,把所有的资料都加以抄录或作出索引,所以只能围绕问题搜集资料。而问题却总是“发生”的,在没有遇到一定的材料或相当数量的材料时,不会觉察到问题。一旦觉察到问题,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已从眼皮底下流过。我研究清代诗学,最大的苦恼就在这里。材料过眼不知有用,迨见知既广,问题浮出,回想以前所见有价值的资料,已不可复得。随着年龄增长,过目不忘已是少年时代的神话。我曾为一则几天前寓目的嘉庆间文集的材料,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书库翻了一下午,再也检不出。六朝、唐宋的文献都有范围,下死力气搜检一通,总能复得。清代的资料,如大海网鱼,捞得即捞得,一旦放过,焉能指望它再入网来?何况清代文献庋藏星散,到处访求阅读,偶尔浮想起曾经眼的资料,甚至连见于何处都记不起,每每跌足恨笔录不勤,却也无可奈何。

   综合起来说,学术目标的确定和转移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需要考虑内部条件的充分和外部条件的允许。须几方面齐备,不可或缺。平时和同行聊天,偶尔会谈到这个问题,初心者也常以此咨询,遂将自己的感想和经验拉杂道来,权作野曝芹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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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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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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