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15-03-21 10:53:12

进入专题: 学术环境   学术体制   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  

蒋寅 (进入专栏)  

   学术环境

   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虽一直如鱼骨鲠喉,终不敢轻谈。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葛剑雄、曹树基的文章《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该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研究员杨子慧主编、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作为学术研究著作的资格提出质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这部洋洋370万言的大书"占全书篇幅72%的古代各篇,只是一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汇编,从中难以发现编纂者们的学术创新"。首先,该书没有对已有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该书在资料搜集上,既不能遵循“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又缺乏对资料进行鉴别和筛选;再次,该书的主体资料皆属辑录,谈不上研究,而全书的总论和各篇的概述,除著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无研究性可言;最后,该书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也不胜枚举。如此粗糙的著作,竟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的“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不能不教人对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这件事引发了关于学术著作原创性的话题。据报道,有关专家针对近年学术研究著作原创性越来越差的状况,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几方面原因:(1)现行学术研究和评审体制的不科学,(2)出版社的误导,(3)学者本身的浮躁情绪,(4)学术批评制度的不健全。这些结论都不错——问题本来就是一目了然的,但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学术环境,却被忽略了。

   毋庸讳言,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学术就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的恶劣环境中。撇开政治对学术的拘禁和干预不谈,现行社会分配制度对学术事业造成的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一向觉得,对中国这么个穷国来说,人文科学真正是件很奢侈的饰物。在当今的社会,“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一个还在为温饱问题奔走的社会,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学术的。可当局既然觉得这批人这些个学问尚需存在,那么就该让这批人有基本生活保障,能安心做学问。曾听台湾大学中文系杨承祖教授介绍,五十年代末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要求政府给大学教授的薪水,在他们不兼课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以保证安心研究学问。再想想鲁迅的时代,教授月收入两三百大洋,而雇个保姆只要两块大洋。建国后,臭老九虽然属于改造对象,政治地位不高,但工资却高出社会普遍水平三分之一。如今知识分子好歹被划入工人阶级,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工资却要低于社会普遍标准三分之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鸡蛋,已成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有特色之处。至于我们这些造精神原子弹的,就更不用提了。微薄的薪金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还谈什么做学问,出精品呢?

   其实,中国的学术人口是极为有限的,改善一下这部分人的生活大概并不太困难。前几年报道说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国防预算的两倍,现在不知是多少倍,总数则是1000个亿(这是吉尼斯还没收的一项纪录)。如果以一人一万计,就可以资助1000万个学者。我们的文科学者大约远不够这个庞大数字吧?虽然也许大多数学者不会认同“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口号,虽然他们可以忍受清贫献身于学术事业,但社会绝不能以此为对学者的正当要求,不能默认它公平合理。唐代诗人卢纶《送宛丘任少府》诗云:“少年何所重,才子又清贫。”这还有点坦率,后来文人自作解嘲,都换了好听的说法。清代王泽弘曾说:“贫者,上天所设以待学者之清俸。”(《今世说》卷八)崔迈《与李振文书》则曰:“自古文人学士赋性恬澹者,大都慕简净,外荣利,故闲居自得,谓之清福。于今之世,则学人已无清福,而仅有清贫。”杨补塘曾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诚有味乎其言。清贫之清,意味着不贪不枉,不忮不求,能为某种理想忍受贫寒。其节操固为可嘉,然而在别的国家甘为理想献身的人并不致沦于贫寒。我国学者独得清贫的美称,当政者不该感到惭愧吗?

   学术体制

   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大环境一日不改,学术中的粗制滥造和商业性写作行为就一日不能根除。但在目前还难以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学术运作的内在机制上,要求学术系统葆有健康的自律能力。

   学术的自律首先建立在正确的学术观念上。什么是学术?学术研究的本质、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我看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回答和信守的。葛剑雄、曹树基的文章将学术著作的原创性问题提了出来,一时原创性成了时髦的概念。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原创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一部全是原创性命题的著作可能纯粹是胡说,而一部没有原创性命题的著作也可能是深刻而富有价值的成果。应该说,原创性固然是衡量学术的一个尺度,但决不是根本的标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只有知识增长和知识积累才是裁量学术的根本标准。以此衡量,现行学术体制的运作中所体现的学术观念就显得非常可笑。

   我们知道,学术活动的正常发展在很大程度是由评估、出版两个环节支持的,评估体系对学术的发展常起着制约和导向作用。前述《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失误,首先与评审机制的不健全有关。据说承担项目评审的专家对它的评价还很高,这要么是专家们根本就没认真审读,要么是专家本身就缺乏评审的能力。的确,六十年代以来的知识急剧增长,伴随学术深化带来学术领域划分的细致,学者很难再有精力邃密群科。如果博涉,势必就不能臻于精深(比如饶宗颐的学问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一个学科内,往往也不能熟悉各个研究领域,对什么问题都拥有发言权。研究李白的人很可能不能判定杜甫研究的成果。更何况多年来政治机器对学术的摧残,使我们的学术积累和知识增长倍受阻碍。即使杰出的学者,也顶多是部门艺术甚而只是某个时段的专家。一个专家小组或学术委员会坐下来,很可能没有两个人是同一研究领域或同一问题的专家。这样,面临具体成果的评定时,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作出严格公正的评估判断呢?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就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说,郑振铎、何其芳、吴世昌、钱钟书那个时代的学者,可谓博通今古,学贯中西,他们的论断一言九鼎。听前辈学者说,当年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钟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另有一位搞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以两部专著申请副研究员,学术委员吴世昌说他的著作不能算是学问,结果他就没评上。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它能使人信服。说到底,一切评估标准都是软性的,具体成果的价值估定最终取决于评估的主体。没有高水平的法官,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产生效力。在没有权威的时代,学术标准就形同虚设。《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能得到良好的评价,并堂而皇之地出版,不就说明了这一点么?

   当权威性的判断力缺失,软性的学术标准不能保证评估的有效性时,人们只能求助于外在的硬性标准。于是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被提出来。我也曾是量化口号的响应者,并深以日本学术评估的量化方式为可取。但实践的结果,量化标准并没有带来学术评估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一个前提无疑被忽略了:量化标准适用的对象范围是什么?质言之,就是什么是学术研究成果,什么不是?由于未明确这一点,述职和晋升职称的成果申报成了字数的竞赛。一年发表几十万字,评高级职称的成果量达一二百万字,在我供职的文学研究所是家常便饭。编的、选的、注的、标点的、白话翻译的、鉴赏的,一概是研究成果。我曾看到一位先生填的成果卡片,连给鉴赏词典写的条目也一条填一张,决不含糊。看来,学术与非学术之分,即使在学者中也是有分歧看法的,什么是研究,什么不是研究,并非人人都清楚。不过学术著作将量放在第一位,显然是极盲目而幼稚的。学者个人执此迷误,不过碌碌终生,制造一堆文字垃圾,若一个国家一个高级学术机构的学术评估机制建立在这样一种迷误上,就会造成一种荒谬的导向,鼓励低层次或速成性的写作,造成“成果”的泛滥,在虚假的学术繁荣表象下堆积起无数的泡沫文字,湮没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而对数量的盲目追求,同时也会影响到学者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深化。当然,把鉴赏辞典当研究成果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更多的人注重的是专著。而所谓"专著",也并非指真正有学术水平的专题研究著作,准确地说不过是印刷成书籍形式的文本。囿于重量轻质的偏见,人们习惯于对部头大的成果投以尊敬的目光。在日常语境中,出版多少书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以至于晋升高级职称也拿选注、概论、报纸文章的结集等通俗性出版物来充“专著”,以体现成果的量。而字数相当的论文在现行学术评估中则显然不如一部专著的分量重。这真是很难让人理解。学术评估是对成就的评价,职称评定是对水平的确认,两者都应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能举起100公斤10次的人未必能举起200公斤1次。学术的道理也一样,要保证学术评估能反映真实的学术水平,我认为只有以论文为评估对象才能实现。

   众所周知,论文是研究成果最集中最快捷的发表形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无不建立在相当数量的论文基础上。从原则上说,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多少必须是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结论亦即具有知识增长意义的。而“专著”则未必,出版社出于各种目的、针对各种读者可以出不同水准的专著,一些名字很好听的丛书收的很可能全是毫无新意的普及读物。而作者都可以面无愧色地拿它作为专著来评职称,甚至胜过持有同等字数论文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术的悲哀。这种偏见只会鼓励人去写炒冷饭的、低层次的书,而决不鼓励高水平的专门研究,更不要说出精品了。事实上,现在学术界就有那么一批人,一部接着一部出书,也当上了教授,却就是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来。就我所知,文学所的先生出版专著还是少的,出去开会,碰到谁都是出版过多部专著的。而那些“专著”,一报书名就知道是通俗性读物,决不是什么研究成果。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怪事:许多人写过不少书,却没发表过几篇论文。现在晋升职称,要求有几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的论文,他们专著早就够了,论文却达不到标准。最近常有急于要我向国家级刊物推荐论文的朋友,我只有苦笑,心里说:当初你写书时为何不把它当论文来写呢?

我自己的专著,每个章节都是当论文来写的,所以大都能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而且我一直认为,将专著作为学术评估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学术观念的迷误,学术评估应以论文为主要对象。本来,一部学术专著的形成,必须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形成局部问题的创见、将局部的创见总合成系统的学说这样几个步骤。一部专著的分量,就体现在局部问题包含创见的多少。凡迭出新意、富于独创性的专著,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上。专著的含金量越高,能够发表的论文就越多。国外的专题研究著作通常都附列作者先行发表本专题论文的索引,以示其书并非稗贩渔猎。专著的菁华既已先行发表于论文,它出版时即为已陈之刍狗,用作评估对象,无论从独创性还是时效说都不如论文清楚;而那些不能以单篇论文发表其中观点或内容的专著,其独创性自不待言,存而不论也并不算辱没了它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呼吁《以论文作为学术评估的主要对象》(《社会科学管理》1994年第2期)的理由。现在许多专著仅是在一篇论文的新见解上敷衍而成,一根骨头熬了一大锅汤,内容稀薄可知。甚而至于一篇论文的底子都没有,全是东拚西凑借助于别人的研究结果,竟也堂而皇之地问世了。还有先出版了什么史什么论之类的书,再把其中章节一篇篇发表的奇怪现象也许是作者怕先发表了论文,出版社会视之为论文集不愿意出版吧?这种担心倒也不是多余。国外学术界最看重的是论文,其次是论文集,最后才是专著。我们正好相反,论文集最难被出版社接受,大概是认为论文集内容零散,不成系统,而且又已经发表过,出版价值不大。实则论文集包含的信息量是最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蒋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学术环境   学术体制   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410.html
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