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波:权威、法律与实践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0 次 更新时间:2015-03-19 23: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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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波  

   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权威性的方式组织社会生活。权威是法律的本质之一。不管法律在其它方面具有什么性质,法律要成为法律,都必须有能力拥有权威。[2]因此,对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权威性质的一般性理解。然而,权威理论在很长时间被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权威的性质有关。权威意味着让某人的意志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即使该指令是错误的,也应得到服从。而服从的理由仅仅是该指令是由权威发出的。权威的这一性质看上去与实践理性是相冲突的。实践理性要求人们基于正确或正当的理由而行动。如果权威的指令是不理性的,或不道德的,权威就没有正当理由要求人们服从。如何理解权威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让某个人的意志服从权威的意志是否可能具有正当性?权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何种规范性地位?是否存在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这些问题都是权威理论中争讼不休的核心问题,亦是法律理论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

   至今为止的权威研究大致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说明性的、社会学的(explanatory-sociological),关注的是权威产生、发展和消灭的条件和原因,以及它与其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因果联系等。另一种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关注的重点是权威的正当化问题,如哪些因素能够为权威提供正当化辩护?谁能够拥有合法权威?谁应该服从权威?权威是否存在一般的道德限制等?对这些问题的说明无疑要借助于权威的概念分析。换言之,概念分析与权威的正当化问题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3]本文采取规范性的和概念分析的方法,通过检讨当代一些重要的权威理论,对权威的一般性质尤其是权威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做出说明。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权威,我还将说明为什么是法律,而不是宣传计划或自发的社会实践,能够成为权威性地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制度。

   本文首先以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权威悖论为例,澄清权威与实践理性冲突的真正含义,然后检讨对于权威悖论的两种消极回应策略。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分别介绍和说明了菲尼斯和拉兹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第五部分是对他们的权威理论的一个简要评论和初步的结论。本文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价值多元的、各种价值是社会依赖的,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又不可通约,工具主义和菲尼斯诉诸客观价值的权威理论就难以成立。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合作制度,不但必须主张权威,而且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形式中主张权威。法律的权威主张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拥有权威的能力。但是,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义务。在文章的最后,我指出了拉兹的权威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难题。

  

   一、权威悖论: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

   (一) 沃尔夫的权威悖论

   沃尔夫在《为无政府主义申辩》一书,基于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对合法权威的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沃尔夫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正当化证明。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协调康德伦理学的个人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主张,即个人的道德自主与合法权威的概念是否融贯一致? [4]

   沃尔夫对权威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韦伯。在韦伯看来,权威或支配(Herrschaft)[5]是共同体行动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6]所谓权威是指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服从是指服从者的行为方向,基本上由命令的内容所决定,不考虑服从者对命令内容的价值判断。人们可能会基于不同的动机服从权威,比如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利害计算,感情或理想。但是任何稳定的支配关系还需要得到合法性信念的支持。因此,每一个支配系统都致力于培养和开发其合法性基础。依据不同的合法性基础,韦伯确定了合法性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7]

   沃尔夫基于韦伯的论述进一步阐述了权威与服从的概念。他首先区分了权威与权力。拥有权力是指运用强制力或以强制力相威胁来强迫他人遵从的能力(ability to compel compliance),而权威是发布命令的权利以及要求服从的权利,或者说拥有统治的权利(right to rule)。[8]比如,强盗用枪指着我,要求我交出钱包。我承认他有支配我的权力,但不会承认他对我拥有权威。但是,当国家要求我纳税时,即使我不想这么做,而且我相信这样做不会受到处罚,我也会缴纳税款。因为国家对我拥有权威,即有要求我纳税的权利。国家的要求对我而言就是一项义务。

   其次,沃尔夫通过辨析权威命令与说服性论证的区别,阐述了服从权威的性质。当我被命令去做某事,我选择遵从该命令,可能是因为我相信权威所命令之事是我应该做的,换言之,我是因为承认该指令的论证的有效性或正当性而遵从命令。在这种情形下,严格地说,虽然我遵从了命令,我不是在服从一个命令,命令者对我而言不拥有权威。因为服从权威与去做某人吩咐之事并不是一回事。服从权威不仅意味着你去做某人吩咐你去做之事,而且你做这件事的理由,是他吩咐你去做,而不是你认为这件事本身值得去做。因为权威依赖的是身份,而非内容的道德正当性。合法权威拥有发出命令并要求服从的权利,它本身就是服从其命令的道德义务的基础和来源。[9]也就是说,某一指令是合法权威发出这一事实就足以产生服从的义务。

   但是,沃尔夫并不认为韦伯的理论必然支持合法权威的概念。他区分了权威的两个概念:事实权威和合法权威。前者是描述意义上的权威概念,后者是规范意义上的。他还区分了拥有权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拥有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而拥有权威;一种是政府主张拥有权威,或者它的国民事实上把它当作合法权威。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国民对政府持有合法性信念。沃尔夫承认事实权威的存在,他也认为事实权威依赖于它的国民相信它是一个合法政府,因而事实权威必然逻辑上预设了合法权威的观念。但这不能证明合法权威的正当性。第一,国民的合法性信念可能是错的,也就是说,政府虽然自己主张权威,或被其国民当作合法权威,但它并没有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第二,合法权威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关注的不是事实权威是否存在,而是权威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比如,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规范意义上的权威才是可能存在的?权威是否能够拥有统治的道德权利?人们具有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吗?这些规范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事实权威或权威与服从的实例得到正当化证明,而是要借助演绎(deduce)的方法,即根据权威与道德的一般原则进行推论。沃尔夫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演绎说明,合法权威的概念与道德自主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从而否定合法性信念本身的道德上的合法性。

   沃尔夫的道德自主的概念主要来自康德。这种学说认为人是自由而理性的。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对行动作出选择,理性则是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能力。人的这种本性给人们设定了一项道德义务:即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选择最佳行为理由,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人们尽了这项道德义务,他就是一个道德自主的人。但沃尔夫认为一个人仅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只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可能还是一个不自主的人。如一个人把他人的命令当作最终决定,但拒绝或未意识到需要对该命令的内容进行反思,他固然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丧失了自主。因此,自主不仅要求人们为他的行为选择负责,它还要求个人运用理性,独立地决定什么是应该做的,并且要为做出正当的决定而不断获取知识、反思动机、预测结果、批判各种原则。[10]自主的人会向他人请教,或遵照他人的命令而行动,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认为服从命令是正当的,而不是因为该命令是权威发出的。一个自主的人除了服从理性的判断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因此,自主与权威的要求在本性上是冲突的。

   这就是沃尔夫所说的权威悖论:权威要求服从,而不理会命令的内容。道德自主要求个人关注命令的内容,不得因为它是权威的命令而服从。沃尔夫简洁而有力地表达了这一冲突的性质:“政府的确定性标志是权威,即统治的权利。人的首要义务是自主,即对被统治的拒绝”。[11]合法权威的要求在道德上缺乏合法性。它既不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也不能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要解决这一权威悖论,要么放弃道德自主,要么否定合法权威,走向无政府主义,因为与道德自主融贯的唯一的政治学说是哲学无政府主义。

   (二)权威、自主与行为理由

   不难看出,沃尔夫在调和韦伯的权威理论与康德的道德自主观点时,尽管他肯定了事实权威的存在,他也承认合法性信念支持人们把事实权威看作合法权威,但他最终不是调和而是否定了韦伯所主张的合法权威与合法性信念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承认权威要求人们服从它所发出的任何内容的指令,而道德自主则要求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有责任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决定最佳行为理由,权威与自主之间就必然存在冲突。这一论证简洁而有力,是任何肯定合法权威的理论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过,沃尔夫的论述因为简洁而略显粗疏。因此,在回应他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理论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充分展示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质内涵。

   首先,根据沃尔夫,权威的性质在于无论权威发出什么内容的指令,它都要求人们服从。用哈特的术语来说,权威要求将其指令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content-independent and peremptory reason)。[12]哈特认为命令独立于内容的特征存在于以下事实:命令者可以发出许多不同的命令给相同的或不同的人,他命令去做的事也没有共同之处,但是被命令者都应把命令作为从事所命令之事的行为理由。[13]不过格林正确地指出,命令所提供的理由,虽然在内容和命令对象上不一样,但它们也存在一个共同点:所有的命令都是由有权利发布命令的权威发出的。因此,独立于内容的真正含义是指命令的效力不是来自它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是依赖于它是权威发布的这一事实。断然性一词来自罗马法,表示某些程序上的步骤(procedural steps),即切断慎思、争辩或论证,排除或取代进一步的论证(precluded or ousted further argument),[14]它在此是指权威性指令要求受指令者终止对何谓正当理由的思考,直接将权威指令作为从事所命令之事的理由。即使他对权威指令的内容正当性存在怀疑,或者认为他的理由平衡比权威的指令更好,也应该用权威性指令排除和取代他个人的理由平衡。命令作为独立于内容的和断然性的理由,导致了服从与相信的分离,即服从命令不以被命令者相信命令的内容是正当的为前提。换句话说,命令的全部要求是:“必须服从,而不是必须相信。”人们是否相信命令的道德正当性与服从的义务无关。服从权威的义务只要求人们把权威命令看作是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行为理由接受下来。

其次,根据沃尔夫,道德自主要求个人在决定应该做什么之前,必须运用理性去审视各种行为理由的内容是否是理性的或道德的,因此,一个道德自主的人不会把权威的命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对待,而是将所有的行为理由都当作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content-dependent and deliberative reason),通过平衡它们内容的重要性,获得最佳行为理由。道德理由就是这一性质的理由的典型。道德理由与行为之间具有内容上的联系。人们把道德规范作为行为理由,是因为他们相信根据道德理由行动,可能会产生某些有价值的或值得追求的结果。因此,人们在适用道德理由时,会结合具体的行为环境,判断在该行为环境下,该道德理由是否适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并且还需要与其他同样适用于该行为环境的道德理由进行平衡。比如说真话是一个重要的道德理由,但是如果行为人认为在某些场合就某些事情说真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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