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8 次 更新时间:2005-09-04 23: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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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恒久的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它能够与其他文化相区别时才能被辨识,也才能有现实的存在。一方面,相应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文化的起源和演化不可能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人类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欲望理想的丰富性,也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由论证文化的多样性,以至于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也许如此。然而,在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化时代,这个似乎自明的问题变得隐晦起来了。新生还是消逝,多样性面临抉择。

  

  一、产业化加速全球文化趋同

  

  无论在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上有多少分歧,全球化作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已是无可辩驳的存在。这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描述,高科技装备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等等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统一市场,这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以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制度,以自由、人权和公正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货币、商品、人员、影像和信息之流日趋强劲的调和下,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日益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差异可能缩小的整体,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殊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和社群的)以当代传媒技术为支持,借助不断扩张的资本运作,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消失,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美国学者彼得•伯杰概括了文化全球化的四种载体,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众;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性的物质及观念借助这四种载体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传播。(2)在抽象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最终趋向全球文化共同体。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种因素和力量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就目前阶段而言,它首先由于文化产业化而获得动力。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篱的特性与功能。

  作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尽管文化交流自古普遍存在,但在产业化之前,一方面文化作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和价值信仰,难以大规模地在域外传播扩散;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跨国交流实际上受制于政治关系,国家对峙内涵着文化对抗。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的商品化,商品化导致交换价值的统治,并使理性计算在文化领域成为可能,所有的本质差异、文化传统与质的问题,都转化为量的问题,文化从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等抽象的、信仰的层次向世俗的、物质的领域扩张,越来越多地具有物质商品的形态,“心”“物”难分难解,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权力之外的“飞地”或孤立绝缘的自律领域,也不再是地方风习、民族惯例、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是技术、物品、娱乐与服务,也是物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具有“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功能,即经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界限或区别现在已经变得模糊,比如在精关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在现实与它在影视、媒体、文艺作品中的再现之间,在政治与广告、经济生活与文化、生产与交换、东方与西方之间都有这一趋势。今天的文化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生活行为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这部分地支配着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确定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方式。比如独具匠心的广告就可以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技进步与幸福生活等各种意象附着于像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饮料等消费品之上。德国哲学家韦尔施发现:“倘若广告成功地将某种产品同消费者饶有兴趣的美学联系起来,那么这产品便有了销路,不管它的真正质量究竟如何。你实际上得到的不是物品,而是通过物品,购买到广告所宣扬的生活方式。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3)由于文化既直接转化为一种产业又参与其他产业之中,具有穿越制度框架和文化界限的“无国界”的形式和能力,因此成为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和拥有的商品。很明显,中国文化界可能有不少人欣赏约翰•杜威的哲学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但只有好莱坞大片能够深入到中国村镇,为那些根本不知杜威和詹姆斯为何人的公众所津津乐道。由于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体系和商品逻辑而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文化。有人观察到:“在阴雨连绵的奥普鲁斯散布发着霉臭气的小屋中,年轻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进行辩论。他们是印第安人和黑奴的混血的后代。辩论的题目是加利福利亚电视系列片《水上救生员》中从事水上救护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围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边的一位姑娘。”(4)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产业全球化。

  从理论上说,不同区域的文化产品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都有面向全球市场的权利和条件,全球文化互动的内在动力正在于不同文化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互补,但就现实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却不是全球各种文化的抽象和平均,而是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支配程序而展开的全球作业。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台湾作家龙应台真切地指出:“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影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谁被谁‘化’掉啊?渗透到我的24小时生活细节里来的,难道是印度的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不是,仔细看这24小时的内容,代表着‘全球化’东西中,其实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然后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物质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的内涵其实是一种‘美国化’的过程。”(5)确实,在全球化的诸种当代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的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乐园、威卡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美国电讯公司等成为文化产业的全球性垄断寡头;美国的电影、欧洲的摇滚、英国的音乐喜剧、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德国的图书等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从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出去,大举占领海外市场,催生了全球性需求,几乎使全球消费者对其欲罢不能。在这种实际上是“麦当劳化”的全球化压力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文化弱势国家的市场被并不能反映他们生活的符号和形象所占领,甚至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验,现阶段的全球化确实具有文化殖民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在威压着自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6)

  第二,文化产业内涵着抑制差异的标准化特性。

  还在文化产业刚刚诞生的时代,一些敏感的批判知识分子就指出,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齐一化的特性,它可能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创造性和欣赏的自主性、想象力。法兰克福学派首创“文化产业”一词,以表明大量制作的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以及驱动整个体系的商业化规则。批判理论分析处于产业生产情境下的所有大众化的文化制品,判定文化产业主要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其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均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的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7)这些产品通过正面地呈现社会的标准和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使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从而也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秩序。比如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因此,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瓦解了,这种瓦解使听众的心理退回到一种被动依附的幼稚状态,使个人融入大众文化和社会的框架里。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批判理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所否定,比如吉安德隆1986年就同情地指出:“阿多诺在他1941年出版《论流行音乐》时所作的卓越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在该论文出版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流行音乐的歌曲结构和音乐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这些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按32音节AABA格式创作的。几乎所有的作曲都没有偏离简化的和弦范式或‘六月一月光一柔情’的韵律格式。”(8)正像英国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强大有力的工业也不能轻易地操纵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要比阿多诺等人所设想的要主动得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与传统自发的、更多的是个体创造的文化作品相比较,工业化、组织性的批量复制的文化产业确实没有为个性和差异留下空间。

  比如现代传媒产业就可以在其所覆盖的区域让受众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受同样的信息,从而极大威胁种种地方性经验的存在空间。在传统时代,各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如地方戏曲、民间音乐,它们不可能被普遍化。但现代传媒的涵盖面远远超出人们的直接见闻欣赏经验,无情地将原有的层级式的多元结构压平,使一个文化空间只有一个或极少几个文化产业的受益者,并以其无远弗届的威力诱使公众相信,只有那些覆盖性极大的传媒提供的产品拥有超越任何其他文化作品的特殊价值,甚至只有这些文化产品才是值得欣赏和喜爱的。傅谨在分析中国文化产业时指出:“在运用现代传媒最为成功的流行音乐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经由现代传媒手段的成功运作,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广受欢迎的栏目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有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区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唱着‘同一首歌’。王菲和F4不仅是台湾、香港、上海和北京青少年的至爱,同时也是新疆或黑龙江某个小村庄里的青少年的至爱;全国每个城镇的歌厅里的演唱者,都以逼真地模仿有全国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歌手的广为人知的歌曲为荣,而不是以演唱最能凸显他自己声音特点的、他自己的歌曲为荣;在这种情境里,地域性的音乐几乎已经不存在,二、三流的音乐和二、三流的歌手几乎已经不存在——所有音乐要想流行,都只能通过成为全国或全球性音乐这一条狭窄道路;一个歌手即使想在一城一镇成名,也只能模仿性地成为那些频繁在大众媒体露脸的明星们的替身。”(9)这种中国现象肯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

  第三,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严重挑战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中,文化的理性化、普遍化曾经支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高举普遍人性的旗帜,制定种种文化规则,有效地配合了路易十四王朝的中央集权;18世纪启蒙运动认为文化是文明的集中反映,它通过共同人性和理性精神等普遍永恒的价值将人类提升到世俗物质利益和政治宗派斗争之上,通过可以对每个人都具有规范作用的普遍主体性而把所有人都聚合在同一种属范畴之下。“对这些作者来说,历史的中心点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仅因为它们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或必然的发展:它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10)普遍理性在培植了现代民主制度和国家统一的同时又指向一个普遍的人类史,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化多样性的否定。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约翰•G•赫尔德首倡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和精神价值的规范,而是多样性的具体生活方式,也就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每一民族的表象方式都有深刻的特色,因为这是它特色的,与其风土关系密切的、从其生活方式产生的,由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外人看来惊讶万分的,它都认为可以极清晰地把握;外人觉得可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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