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国有企业出资人制度的原由和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1 次 更新时间:2005-09-04 22: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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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摘要]国有企业难以全面振兴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后,财政从生产建设财政转变为借债吃饭型财政后,它们失去了资本金注资来源,而银行注资形成的高负债发展模式,又会形成金融风险;工资成本上升趋势和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同样在国有企业发生作用,冗员过多的工资上升侵蚀利润,使国有企业难以为继;将企业作为一级党政社团组织办和企业办社会,使企业的体制成本很高,并内化了许多社会成本;所有者多头代理,导致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所有者的权力、责任和应当承担的风险不对称。从放权让利改革开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虽然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管用的所有者,且形成了更多的不负责任的所有者代表。后来企业资产多元化的改革,希望通过外力来建立所有者,国有资产管理搭便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从战略上讲,国有经济要集中,要社会化,要在许多领域退出。但是,国有经济所占资源目前仍占全社会经营性资源的70%以上。并且,国有经济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转轨。因此,需要在过渡时期建立一种有效的出资人-经营者制衡制度,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国有企业;出资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共中央党校"大型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体制环境"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一、国有企业很难全面振兴的深层次原因

  

  除去特殊的"文革"10年时期不谈,国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缺乏技术进步动力,负债率奇高等弊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凸显出来。回过头来看历史,国有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80年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使国有经济的注资渠道从财政转移到了银行,这使得国有经济从低负债的经济变成了高负债的经济,银行的高利息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在银行中形成了大量的坏账。整个金融体系潜伏崩溃危险的最基本原因是,主要靠银行注资生存的国有经济再难以继续扩大下去。

  1978年前,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在30%以上,最高时达到40%,除了行政事业和公益建设,财政是生产建设型财政;全社会投资中,95%的投资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只有18%(主要是欠发福利、欠交上缴款等),其资产的绝大部分是国家财政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计划价格、计划工资、计划成本、计划利润,即使有一部分企业亏损,影响的是企业的净资产和上交财政的利润,不会波及银行和货币体系。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居民分配的比例越来越大,财政最低时分配9%,加上二次分配,居民最多时分配70%以上;这种格局下,国有企业的注资来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成了吃饭和借债财政,在社会总投资中,财政投资占的比重下降到了5%以下,国有企业获得资产的来源从财政转向了银行。由于居民收入比例的提高和储蓄规模的增加,银行中居民的存款资产也越来越多。先是国有企业流动资金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再是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从20世纪80年代起,20多年中,我们计划列项、银行放贷款,新建的企业注册的时候叫国有企业,但是许多国有企业没有国家一分钱的资本金注入。是借银行中的居民的钱,办了许多没有国家一分钱的"国有"企业。如果这些国有企业能正常地给银行还本付息,不会发生国有企业总体上陷入困境的状况。

  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虽然大量地从银行借款,但是利息水平要高于企业资产的盈利水平,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暴发时,在银行中积累的坏账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实际是经济规律给东亚高负债发展模式的一个报复。

  高储蓄、高负债、高投入、低效率,虽然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企业不能正常地向银行还本付息,这样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终究会崩溃。

  1997年开始,鉴于亚洲金融危机,党和政府对银行潜伏的风险开始重视起来,贷款负责制、银行内部加强审核和监督、降低坏账率、改变贷款方式、贷款项目效益和风险评估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得过去能随意从银行贷到款的低效率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了。

  银行如果像20世纪90年代前期那样不计效率地给国有企业贷款,银行货币体系必定崩溃无疑。

  是想保国有企业呢还是保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不崩溃呢?答案当然是后者。银行体系只能慎重贷款,对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国有企业停止贷款,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不至于崩塌。试想:财政没有钱给国有企业注资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注资也越来越紧了,甚至停贷了,一些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能不陷入绝境吗?

  如果不从收入分配变化、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改变、银行风险这样一些宏观的格局下观察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则无法明白绝大部分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大势已去这样的历史必然。

  (2)由于职工只能进不能出,国有企业冗员严重,工资长期趋于上升和资本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两头一挤,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亏损,难以为继。这是国有企业几乎全军覆没的第二个深层次原因。

  从经济规律上讲,随着物价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等,企业职工的工资成本是不断上升的;而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由于竞争激烈,资本的利润率长期是趋于下降的。国有企业,如果引入竞争,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也有这两个趋势。在企业正常核算的情况下,考虑到工资成本的上升和资本价格的相对便宜,企业会自动减少劳动的使用数量,增加资本的使用数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用越来越便宜的资本替代越来越昂贵的劳动;让越来越少的劳动者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使企业获得正常或者超额的利润。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分析了这两种规律,他认为,作用的结果使得资本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者减少工人,或者相对扩大资本规模,或者既减少工人又扩大资本规模,用越来越少的工人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带来的两个后果是:一是工人阶级的相对消费能力越来越少,资本的产出能力越来越大,生产过剩;二是许多工人失业,许多工人虽然在岗,但是相对工资较低,资产阶级给自己培育了一个掘墓人——无产阶级。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但是,我们等了一百几十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丧钟几乎都没有敲响。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它从大工业中减少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得到了就业;并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公民安居乐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墓也就没有太多的人去掘了。马克思设想用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按劳分配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然而,建国初期,国有企业可能凭着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热情,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几十年过去后,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其国有工业企业,也有一个工资成本逐步上升、资本利润率逐步下降的趋势,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不能自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竞争使得国有企业中的冗员显得越来越突出。于是发生了或者工资侵蚀利润、企业不景气,或者工人需要大规模下岗分流的情况。

  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由于资产的经营与他没有切身的利益关系,他的升迁还可能与工人的评价与好感有关,于是即使工资上升很快侵蚀利润,他也不可能会自觉减少职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给工人增加工资)来克服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工资成本上升对利润的影响。直到企业无药可救时,财政不拨款,从银行也实在贷不出款,没有工资可发时,职工不得不回家。他可以告诉职工,这不是我的错,企业实在是没有钱发给你们。也就是说,在企业还能运转的时候,在工资已经开始侵蚀利润的时候,即使企业有陷于亏损乃至破产的危险,管理者也不可能拿起减人这一手段来挽救企业,而是眼看着工资上升使企业与冗员同归于尽。

  许多企业高层管理者由于是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企业倒闭后,再调往他处任职或者荣誉退休了之。

  许多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国有企业亏损和难以为继的原因时,没有考虑工资成本持续上升和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而国有企业不能自动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样的深层次的因素。因此,在理论上也就无法给大规模的下岗分流和减人增效一个合理和逻辑的说明。

  (3)把国有企业当成了一级党政社团组织来办,并且以企业为单位组织社会,使企业内化了许多外部的党政社团体制成本和企业办社会成本。在与其他没有这两种成本的企业在市场竞争时,背负这两种多余成本的国有企业自然要被市场机制所淘汰。

  解放后,我们一直将企业作为一级政权和政治单位来设立。特别是解放初,缺乏经营管理方面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许多新建国有企业的领导从军事干部转业而来。这些领导习惯于用指挥打仗的方式来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从文化背景上看,他们更愿意在企业中建立一些军事性的机构来组织生产。比如,一些企业中的指挥部、后勤部、政治部等等,就是军事组织在战后企业组织结构中的一种延续。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企业的内部体制与外部体制,也应当进行转轨,体制结构应当由市场需要决定,其体制成本应当最小。

  虽然产品的计划分配和定价转向了市场调节和定价,财政注资变成了贷款形成资产,然而企业的内部体制和企业的外部体制却没有向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转轨,并且其机构人员、摩擦、时间和机会等体制成本比计划经济时期还要高。

  为什么资源配置向市场经济转轨没有促使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呢?从历史变迁的进展来看,体制变迁滞后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体制结构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调整;从干部管理来看,由于将企业干部作为官员,企业争行政级别,企业内增加机构、机构升格的现象很严重;而且由于外部党政社团部门也越来越多,由此延伸到企业内部,导致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越来越膨胀,使企业的体制成本越来越高。

  其实,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调节企业降低体制成本,并专门淘汰体制成本较高的企业。在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竞争时,市场不承认和保护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在体制成本上的差别。

  通过市场竞争,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迫使企业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设置自己内部的体制结构。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企业最大限度降低体制成本的同时,实现对资源最优利用的配置。如果一个企业不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自身内部的体制结构,市场价格不承认企业产品和服务中过多的机构人员、摩擦、时间和机会等成本,其过高而侵蚀利润,将发生连续不断的严重亏损,最后将被体制成本较小的企业所挤垮。为什么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有经济在与非国有经济竞争之中,连连失利,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经济的体制成本太高,而一些非国有经济的体制成本较小。

  战争中的供给制度也在国有企业中延续为企业内部的医院、学校、住宅等福利性组织和功能。

  在国有企业的投资中,需要先考虑招待所、医院、职工住宅、学校、公安等等这样的本来应当由社会外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资金安排,这些资金可能是银行贷款,需要支付利息;这些设施和人员,还要支付工资、福利、维修支出、折旧等成本,有的甚至要占到企业成本的1/3.一个不负担这些社会成本的外资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与另一个要负担这些社会成本的国有企业竞争时,试想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国有企业必败无疑!因为市场是无情的,市场不承认你承担的这些社会成本,市场不可能让包含社会成本的高价格产品销售得出去,实际就是要在市场上淘汰这类国有企业出局。

  改革开放前期,由于民间经济的资本积累还较薄弱,资本规模较小,进入资本规模较大的行业有最低资金规模障碍。但是,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浙、广东一带的一些民间经济资本积累规模已经很大,进入一些资本有机构成高和规模大的行业越来越不存在资金规模障碍。比如,已经进入的有汽车、家电等,这些民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简单,没有企业办社会,用的都是没有按规定上交社会保障金的临时工,企业的体制成本和社会成本很低,如果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不进行改革,不降低体制成本,民间资金大举进入资本规模性行业,这些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很难在竞争中生存。

  (4)党政多个部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力,使得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管投资决策的不管项目效益,管项目效益的不能自主决策;管工资的不管企业职工具体的劳动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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