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马金森:东亚的新知识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1 次 更新时间:2015-03-17 19: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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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马金森  

  

   西蒙·马金森(英),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Higher Education》联合主编,研究方向为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全球化等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差异,但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6年中翻了一番,其动力主要是社会需求,而不是劳动力市场需求。非英语和西欧之外的国家研究能力和世界一流大学显著成长和扩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已成为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世界第三大研究和创新之地。东亚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是由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需求、本土儒家教育根基所推动的,并在国家赶超西方的积极助力下。虽然东西方在研究能力和资源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但东亚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而使东亚高等教育与众不同的文化因素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东西方大学模式、大学/国家/社会关系的协同将全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东亚 高等教育 世界一流大学 儒家文化 全球对话

  

   一、引言

   现在是谈论高等教育的好时机。高等教育正在世界层面上经历显著的转变。我这里指的不是MOOCs,尽管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我谈的也不是某些国家民办教育或学费的增长。这些在某些国家是很重要的,并作为新体制的一种国际模型,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统一模式,尽管在英语国家我们伪称它们是。我谈的也不是采用商业模型和问责制,它们几乎是统一的。我要谈的是在学习、认证和研究方面更广阔的社会变化。

   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上一代增长了近3倍。科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了本土的研究体系和世界一流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美国化,尽管美国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知识力量的地图正变得多极化。新的知识帝国正在拉丁美洲、中东、中欧和亚洲兴起。

   东亚的变化最为显著。东亚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大转变是东亚国家在全球崛起的一部分,也为其在全球崛起作出了贡献。东亚国家是在战国、秦和汉唐的传统中形成中,也有效地回应了现代化的挑战。当我说“东亚”时,我指的是后儒学体系(Post-Confucian system),这种高等教育体系存在于中华文明所影响的国家和城市,包括(如果我们追溯得够远)韩国和经由韩国传播的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指“东北亚”,但新加坡也在后儒学圈中。因此,我将用“东亚”简略地指称这一地区。

   二、高等教育入学率平稳增长

   1.世界范围的情况

   让我们从全球趋势的背景下来理解东亚。全球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主要趋势。第一个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1995年至2011年的16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翻了一番,从15%增加到30%。除了最贫穷的国家,世界各国的正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增长了。甚至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也翻番了,尽管非洲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很低。

   经合组织和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一致的变化趋势。在北美、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以及除中国以外的东亚,高等教育入学率明显超过50%。看来,中等收入国家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高等教育入学率就会激增,没有顶点,也没有教育上的下限,需求和供给同时增长,达到甚至超过90%。韩国、中国台湾和北美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如果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接近这一水平,那将意味着什么?其意义远比提升可能生产率的基数要丰富得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半数国家成为“高入学率社会”。在高入学率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教养、高级劳动力市场证书及由之而来的流动性,是大多数35岁以下的人都享有的。这样的社会所蕴含的新的潜力我们还难以知晓。但自由和信心则主要通过高等教育传播给了大多数人。它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使所有国家更加透明和负责任。

   2.后儒学教育体系引领东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除了中国和越南,所有东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超过60%。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从二元制的吸纳/排斥的旧英国模式转变为新的普遍入学模式,即扩展副学位项目(这保留了二元制模式),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鼓励收费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扩大副学位层次的大众化入学。韩国和中国台湾有大规模的中等职业教育,但不同于英语国家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典型模式。正如德国的例子所显示的,制造业强的国家最适合保持高水准的技术职业教育,技术职业学位是代替学术学位的最好(不是第二好)选择。制造业强的国家可以为技术毕业生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这就降低了投资特定学位可能的风险。不到三周前,中国选择走德国道路,决定把600所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技术职业机构,并设立技术类高考。

   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但在2013年达到30%。北京和上海2010年的水平是60%,而西藏是15%,云南是18%。国家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40%。

   3.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动力

   高等教育入学率平稳增长的动力何在?高等教育的加速扩张建立在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扩张上,通过私人投资和分享公共税收,支付高等教育的能力提升了。下一代亚洲的中产阶级将增加4倍多,主要在中国和印度,也包括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其他大国,到2030年将超过30亿人。毫无疑问,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增长是有条件的。看似是政府的行为提升了入学率,但这不过是直觉上的。其实政府已成为追随者。无论是多党政府还是一党执政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能忽视中产阶级家庭对教育机会的渴望。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驱动了世界各地对对教育的普遍渴望?

   是经济推动的吗?即在经济现代化中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劳动力,政府乃更多地投资人力资本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入学率。这是常见的说法。但我不这么看。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隐喻和政策原理,但并不是对教育增长的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教育产出的结构可以或应该与工作和职业的结构相匹配,这个观点在真实世界中几乎没什么意义。它既没有说明劳动力市场如何运作,也没有解释学位证书如何形成,或如何为毕业生和雇主使用。

   当经济需求促进特定阶段内劳动力短缺的领域学生职位扩张时(如矿业国家在矿业繁荣时对矿业工程师的需求),当某些行业的人才培养和职位完全匹配时(如大多数国家的医生培养),高等教育与劳动力需求的总体关系却呈现不一致。这就需要考虑:

   ●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毕业生没有在他们受教育的领域工作,很多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位被其他领域的毕业生占据。劳动力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雇主只挑选最想要的候选者。在雇员选择的要素中,专业训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实际上,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毕业生劳动力基本上都普通性的。这不仅包括大多数的商科、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在某些国家)也包括不在专业领域就业的法律或工程毕业生,如韩国(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是工程师)、俄罗斯、德国、芬兰的工科,澳大利亚的法律。

   ●高技能(毕业生)工作比重增大的趋势不如毕业生数量增加的趋势明显。文凭主义、信号行为以及大学毕业生占据曾经被视为非大学毕业生工作岗位的现象,至少和高技能工作的扩张一样引人注目。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是与毕业生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在职业地位上大学毕业生降低为普通劳动力相联系的。

   关于教育/经济关系的长期争论——是否存在过度教育或技能短缺?——永远无法解决。两种说法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经济和高等教育总是刚好匹配的,不匹配的社会和经济是病态的。这个假设经不住较长时间实证的检验。过剩的大学毕业生流动到以前的非大学毕业生岗位,过度教育就消失了。某些类专业人员短缺可能和确实出现,但由于大多数人追求较通用类的学位,以实现就业的灵活性和更多机会,而且教育也为此提供便利,因此真正的缺口将随时间被填补。

   虽然经济动力的证据是拼凑和矛盾的,但社会动力的证据却是强有力和一致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渴求,既因为高等教育被视为扩大了机会和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前景,也因为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社会声望和个人致富。可以证明的是,通过教育来自我塑造已成为现代中产阶级生活的核心方面,如职业规划,或家庭内部投资,或提升个人身份,而高等教育在英美、西欧和后儒学社会为这些现代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能力。

   对高等教育的渴求也由对社会排斥的恐惧推动。当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时,毕业生的平均收益相对于劳动力整体下降了。然而,未受高等教育的地位更下降到平均数以下。关键的是,学位的回报率——即毕业生的溢价——保持不变。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半数水平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仍然因渴求相对社会优势而增加,但是它已从一种机会转变为一种义务。学位变成了“自卫的需要”。未受高等教育不只意味着从劳动力市场的顶端被排除,实际上也意味着失去完全的公民资格。退学的成本越来越高。

   以中国为例,1980年至2012年的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人均GDP或其他经济指标,都没有线性关系。尽管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开放后迅速增长的时期,高等教育入学率却一直保持在2—3%。中等教育入学率也保持在低水平,实际上80年代初还急剧下降。当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经济增长也没有引发对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的要求。随着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高技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入学率呈上升趋势,1999年后加速增长。以世界标准来看中国GDP的增长都是高速的,而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比人均GDP更快。转折点的确切时间是政府决定的,政府将之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工具,用来促进和满足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中国政府决定扩张高等教育,同时对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增长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也积累了对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以充分利用新的机会——一旦扩张的魔鬼被释放,社会需求被放开,高等教育入学率就将超过设定的目标。尽管存在周期性的暂时的毕业生过剩,但随着期望和行为的调整,增长得以保持。

   三、科学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

   1.世界范围科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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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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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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