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我为什么要研究流动人口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 次 更新时间:2015-03-15 21:28:28

进入专题: 流动人口  

王辉  

  

   作者注:本文系《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

   1994年8月2日,时年十七虚岁的我,离开家乡走上打工之路,先到苏南常熟而后到浙江宁波余姚,至今整整二十年了。

   在涉世之初的少年时代,我做的是油漆匠,做了整整八年。

   八年后,2002年9月9日,我进入浙江余姚市小路下村工作,这是我今生的第一个荣耀。时年我25虚岁、23周岁,大约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

   尼采——我喜欢的哲学家——呼唤的超人,是“一个伟大的蔑视者”。

   鲁迅先生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我呢,曾几何时,也很瞧不起身边的打工者。记得1996年下半年,我和两个打工妹在一起做工,最初三个月时间里我都不理睬她们,懒得同她们说话。直到后来我才转变了态度,因为她们每天和我一样从事辛苦肮脏的工作,而且一个下半年时间她们只花十块钱——其用途是来例假的时候买点卫生巾什么的。

   走进小路下以后,我的生存环境好了很多,白天可以穿干净的衣服,晚上可以躺在床上——而不是趴在地铺上看书。

   这时,我猛然发现,我曾经蔑视的、愤恨的、瞧不起的农民、打工群体、流动人口——他们仍然衣着褴褛、收入低微、工作卑微——导致其恶劣之现状、悲惨之命运的原因,固然有所谓“素质低”、“国民性”之类的道德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体制。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认为一些底层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后会更加感到不公平(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我认为所言甚是。反正从这时候起,我不再蔑视他们了,相反,我开始为他们的命运而忧虑,而同情,而愤怒。我在报纸上一旦发现相关的报道便会剪下来,在我目前搜集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中这些是最早的,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文献研究法”。

   在九十年代,我的思想是广泛而又玄虚的,除了哲学问题、人性问题、爱情问题之外,我还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但2002年之后,我的思维开始聚敛,我最关注的问题只剩下了一个,哲学也罢,人性也罢,爱情也罢,自由民主平等也罢,国内国际大事也罢,都从进城农民身上来思索,都从流动群体身上来审视。

   梁漱溟先生认为,他不是什么学者或者思想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岂仅是梁先生,我亦然耳。

   我之所以关注农民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说到底,在于我本身就是一个流动人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于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己的命运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所束缚,所以我必须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

  

   我真正想到要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始于2004年。

   这一年8月,我接待了一些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我同他们在小路下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都是北大的,科班生;而我是浙江大学的,自考生;他们学的是政治学,而我学的是文学。

   我们各有千秋,他们不如我的,是经历和才华。我不如他们的,是学问,确切地说,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法。

   但我们彼此相惜,因为青春,因为理想。

   在2004,涉世十年之际,27岁的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我开始获取荣誉,先是获得“余姚市首届十佳外来务工者”称号,此后又当上“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我频频出现在余姚宁波浙江的报纸和电视上,老家安徽的省报和安庆的市报也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中央媒体也准备采访我。余姚一位市领导给我写批示,宁波一位领导打电话让下属“把王辉给找到”;还有一位市委官员甚至在晚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王主任有空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后来则决定让我到他的部门“实习一段时间”。

   一时之间,我开始暴得大名,成为媒体和地方官员所欣赏的典型。

   如果体制健全一点,那么在这一年,我很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成为一个有编制的公务人员,至少混个“临聘人员”当当——有镇领导曾以此席相邀。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年的11月,跑到一家餐饮企业当经理——并为此狠狠地、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2005年4月,我又回到了小路下。如果不是小路下的“皇恩浩荡”,如果不是此前我在小路下做得非常出色,那么,我将无路可退,也许只好重操旧业,去做油漆匠了。

   我有时候很敏感,可我的自尊心不强,也并不自卑。但这件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此以前,每每碰到可喜可贺之事,我立即舞之蹈之,在此以后,我先要习惯性地痛苦一下,然后才能高兴起来。

   这是我的耻辱,人生的第一个耻辱。

   严格地讲,我的耻辱,我的失败,主要是客观环境所导致的。但是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反求诸己。我认为此番受辱,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关,此前十年——1994至2004,我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文学的,人文的。

   中国的文化,自先秦以来便以人文为主导。中国的政治,有一个伟大的文官传统,即政府官僚都是经过诗词训练的文人,其中不少都是伟大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中国的皇帝君主亦是这样,例如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据说,他对西洋画也有浓郁的兴趣。试想,如果乾隆皇帝——像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一样——对于法学、数学、统计学有兴趣,那么,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访华时,他也许不会完全拒绝建交通商的要求,因为后者所带来的西方知识正是大清王朝所缺少的。

   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现代启蒙尽管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仍然还是以文学为主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是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到了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的启蒙,依旧以文学为主。

   众所周知,这两场伟大的启蒙都在狂飚激进中以悲剧拉下帷幕。何以至此?我认为,这同以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同社会科学的缺席,有很大的关联。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初的俄国为何会发生激进的政治运动,同这样的文化传统也有关,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都对此作过很好的研究,一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傅铿——在其《知识人的黄昏》一书中——也对此作过很深入的反省。

   2005年上半年,在反思之后,我向北大朋友提出:学习政治科学。我当然还在为“祖国”、“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汇而激动,但我准备用清晰的逻辑、理性的思维、严格的程序,去论证它们、分析它们,而不仅仅是用音乐、用诗歌、用口号来标榜。

   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只有北大的一二知己知晓,我身边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我怕太多的人知道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干扰。尽管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已经在中国兴起,但这是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高校象牙塔内的大传统,在地方的知识氛围和小传统里,所谓“写作”、“才华”都是文学化的。中国各地县市都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文联与作家协会,并且有着几十年的传统。但直到2010年,我所在的余姚市才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此举据称还是开创县市先河。

  

   2005年上半年五六月份,北大朋友给我寄来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一套政治学核心教材。

   从这时起,我认真啃读这些教材。我的学习从文学化转向了学术化。我每年要看100多本书,但重点不再是诗歌、小说和散文,而是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屈原、李白、王维、杜甫、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路遥、巴尔扎克、泰格尔、马克?吐温、契诃夫这些文学家渐渐淡出我的视线,亚里斯多德、洛克、马克思、韦伯、费正清、涂尔干、帕森斯、伊利亚德、伯尔曼、福柯、贝尔、阿尔蒙德、裴宜理、费孝通、萧公权、瞿同祖、余英时、钱穆、杜维明、徐勇、高华等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开始成为我敬仰的对象。

   我开始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且如愿购买了一两百本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专著。

   我的办公室订有四份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凡是关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消息,我每天都剪下来。此外,每当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学术论文,我会随时下载、打印,并保存到单独的文件夹。感谢网络时代,它最大程度地弥补了我没有机会去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局限。

   从2005到2008这四年间,我主要是看书,没有动笔做论文。2009年初,我从民政部网站看到有关农村社区课题的招标公告,便大着胆子,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3万多字的《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这是我平生所做的第一篇论文。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特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荣誉证书,盖着民政部印章,上面的文字显示,我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我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就获了奖,而且是所谓的省部级课题奖,可谓不鸣不则已,一鸣惊人。

   2009年,我完成第二篇论文——《小传统的冲突》。一年后,这篇论文在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2010年5月到福建师范大学,所参加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社会分层”学术研讨会。

   福建之行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我每次的学术报告,都能在会上引发共鸣,获得反响。不夸张地说,很多时候,我的确是“语惊四座”。

   据说,学术界的最高认可,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我来说,最在意的并不是发表——区区一张薄纸载不动许多愁。而参加会议,和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教授、研究员坐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息息与共的学术气场,就能让生命与学术、知识与身体真正相融。

  

   我之学习政治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还同我的人生理想有关。

   吾乡安庆枞阳,乃桐城派故里,乡风历来崇文尚武。童年时代,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武林高手,学会一身绝技,行走江湖,除奸锄恶,打抱不平。

   1994年初中毕业之际,极度痛苦的我,立誓要自学成才。此后,“功夫梦”渐行渐远,最终,我弃武从文——“彼以剑锋未竞之业,而今吾以笔锋竞之”。

   当我立志自学成才之初,我的知识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从1994到2002这八年间,我大概读了500本文学书籍。到2004年,我加入了余姚市作家协会,又四年后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但这时,我发现中国的文学界对于农民工问题非常冷漠。直到2007年前后,王十月和郑小琼才进入中国的文学主流——但他们是在打工文学的起源地广东珠三角,而我所在的浙江只到2010年或2014年前后才有两三个打工作家例如李明亮、陈向炜加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相反,从199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流动人口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人口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08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