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甲午战前清朝内治环节的阙失与战后中日落差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9 次 更新时间:2015-03-13 2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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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  

   引言

   甲午战争已“花甲”两度。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那场战争,1894年至1895年后中日国际地位的乾坤逆转,都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中方曾作出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外国人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当我们去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浩繁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见解时发现,研究者的基本叙事框架和思考脉络,大多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即战败原因、转折意义和相关启示。

   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在学者们的笔下鲜有异议地被确认为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于是,“洋务运动”便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意义,而作为该运动标志性成就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也就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在这一大的前提下,具体的战败责任追究,开始变得简易:在人事上,有朝廷内部的“战和之争”问题,有李鸿章的北洋本位和投降主义问题,有丁汝昌的指挥不力、刘步蟾的临机变阵、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和南洋舰队的见死不救问题;在心理上,有华夷观念问题,有上下虚骄问题,有军卒怯战问题;在战略上,有制海权忽视问题,有国际法暗昧问题,有敌情不甚了然问题,等等。于是,有关政治制度、人物评价和国际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恒久讨论的话题。然而,战败似乎并不全是坏事。学界普遍认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所急需的变化而言,实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第一,没有战败,便不会彻底暴露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第二,没有战败,就不会敲响中华民族觉醒的警钟;第三,没有战败,就没有后来的制度变法、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也就没有强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日后的复兴。这意味着,这场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转折点。唯此,“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就成为每一次小型讨论会和每十年大型讨论会上用以激励国人斗志、提振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重要的还有战败所带来的启示。它至少告诉国人这样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痛定思痛的悲情,促使中国学界对战败后掀起于晚清的“实业救国”和“变法图存”运动进行了比以往更加客观细密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使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意识、世界竞争意识和民族学习意识,被赋予重要意义。而这些不甘人后的思想和行动,也为如实揭示中日实际落差的学术行为赋予了正视自我的勇气,即无论从中国高层决策,还是到统帅的指挥与军队的素质,当时中国都处于中世纪的水平。而当时的日本则是“练兵全用西法,西式枪械亦能运用自如”。反差如此之大,完全可以想见甲午战争的结局。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战败并不意味着中国“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便不再具有价值,中华民族善良与爱好和平的民族特性也不应因此而被埋没。它不但可以用来体现当下“和平崛起”的意义,也能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唯此即使是反思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的命运时,也不应该以偏概全。①

   承认失败,并且在国家富强的今天亦毫不讳言,这是一个民族富于前程和未来的重要标志。同时,在国势陵夷的低谷时期,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去直面消极的现实,也深刻地反映了文明古国所特有的自信与豁达。对此,史有定评,毋须赘言。然而,有这样一个现象似乎长期以来被熟视无睹:当我们把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股脑地判给“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时,其实已在潜意识中为评判者赋予了某种超然物外的属性,以为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都与“我”无关。这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只有给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证明“我”的既有判断的正确性;二是一旦所谓新事物再度招致史上曾经的不堪局面时,“我”则仍可以通过超然的站位,将原因的追究目标依次投向这一新的“责任者”,进而给下一个即将或已经发生的新事物重新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样的构图下,当20世纪“抗日战争”中国家的半壁江山亦惨遭沦陷时,曾经用“腐朽”和“腐败”抨击过清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其自身的腐朽和腐败,也毫厘不爽地被再度问责,成为后人追究抗战失利原因的主要对象。然而,蒋家王朝能与清王朝犯下同一类错误,是否意味着后来者并没有真正汲取那些曾经有过的教训呢?如果不是这样,更多类似的现象就无从得到解释;可如果是这样,那么,曾经和不断的厚今薄古行为,也就失去了超然物外的理由和根据。由于对历史教训大而化之的自明式原因交代,有可能真正妨碍了人们在寻找真实因果关系时所必需的结构性反思,也由于反思者忽略了自己与历史文化之间无法切离的血缘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年祭”的今天,把“我”重新带回到曾经的母体中去审视那场并非与己无关的战争,或许才会产生某种切实的警示意义。

   一、“人心”的话题与“甲午”战前内治环节的阙失

   中国近代的大门,是被大炮轰开的。可是,下面的统计显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约20年左右,清朝的GDP状况非但不差,甚至还高居全球第一。②这一与鸦片战争的失败几成反讽的数据,或许只堪证明一个事实,即财富的数量与国家的力量之间不但未能构成正比,反而有相互抵消之虞。当我们去求证该问题所由以发生的本末经纬时发现,除了前述的各种原因外,还有一个超越了任何原因却又始终制约那些原因的“终极因”客观地存在着,即“人心”的状态及其所反映的各类事态。实际上,很早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庞大经济体中所潜伏的危险,并对清朝体制下的财富积聚方式,提出过严重的警告。常年担任内阁中书和礼部主事的龚自珍注意到,当时,人的心理状态、风俗取向和国家政治,都出了大问题。作为传统的士大夫,龚自珍在思考不公平的财富流向可能会导致的高危结局时,征用了“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的旧有规律,即“人心→世俗→王运”这一因果链。他直言,在这一链条中,“人心”之向背,才是决定“王运”存亡的根本力量。“人心”问题,首在安稳。但人心是否安稳,则首先取决于物质财富的获取方式是否公平;如果不公的分配现象屡现不止甚至大家还麻木地顺应了这一不公,那么接踵而至的便是弱肉强食的公行和寡廉鲜耻的蔓延,“风俗”的败坏也就如期而至。这意味着,当普通百姓的穷困潦倒已被视为活该如此时,“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情形就会愈演愈烈,结果当然不言而喻:“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③龚自珍曾不止一次地对朝廷疾呼两极分化可能会引发的民变危险,他甚至把唯知掊克而不知亡国将至的“金钱”聚敛行为直露地譬喻为自速“刀兵”:“子亦知物极将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今百姓日不足以累圣天子惄然之忧,非金乎?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④如果当局不想看到即将发生的结局,就应该时刻铭记“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的道理,懂得“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易”的规律。⑤问题是,倘国家最高层没有铁的纲纪并通过“诛心”之法使人去利慕义,那么,指望那支业已朽坏的官僚队伍去自我操刀、自断其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他们浸淫久矣的“潜规则”中,“廉耻”其实早已缺位:“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气故也。”那么,“何以作之气?曰:以教之耻为先”,⑥曰:“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指‘浮与不足’)”⑦。龚自珍所在的嘉庆、道光年间,南北各地会党活动频繁,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小股民变亦此起彼伏,这足以使他的提案变得格外重要。遗憾的是,这些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还被斥为耸人听闻,龚氏于是乎感慨:“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⑧也于是乎预言:“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⑨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患”和太平天国的“内乱”纷至沓来后,人们才重新想起龚自珍当年的话。梁启超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⑩

太平天国被武力镇压后,“人心”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发凸显,社会底层的不平呐喊也日渐激切。王韬在担任《循环日报》主编的1874—1884年间,“人心”不稳及其潜在危险,在他的文章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明确地将以往不分阶层的“人心”改换为专指基层动态的“民心”:“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11)道理虽然如此,可官府的做法却每每适相反对。王韬所在的光绪年间,灾歉频仍,可当“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时,“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严重的是,这些官吏“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飏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他于是感慨:“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12)然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引发的“官民对立”和“君民离德”等情绪的蔓延。当社会上“轻官”、“仇官”和“怨君”、“非君”的思潮趋于普遍时,一旦国家有难,指望百姓还会去勤王报国,已不啻痴人说梦:“今朝廷赈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蚀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鲜实。誊黄遍贴,圣训煌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13)王韬认为,百姓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往往取决于平素的上下关系。倘上方素来待民如犬马土芥,急时纵祈伏央告,亦全无用处:“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14)与龚自珍时的社会状况相仿佛,王韬似乎又一次预感到了某种不期而至的新忧患正在逼近,这无疑使“民心”之凝聚,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以英国君民关系为例,力陈民心团结的道理:“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敌国尚敢肆其凭凌,逞其非分之干请,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吾弗信也。”(15)为此他鼓励上方:“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16)而这点,其实已引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国家诚欲在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患面前有效应对,不陷危笃,就必须切实地整顿内政,凝心聚力,而不是无所作为或言行不一:“以上宜力求整顿,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举行。”(17)那么,该如何展开这种“内部治理”呢?王韬开出了四道“处方”:“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使军队“能聚而不能散”,“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他强调:“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在以上四道“处方”中,他曾两处提及“西法”。就当时的世论而言,“西法”俨然已成为疗救中国疾患的最佳丹药,故朝野上下疾呼尽效“西法”者大有人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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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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