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综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0 次 更新时间:2015-03-12 12: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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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 (进入专栏)  

   在本世纪有关唐五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唐代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而且由于唐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又主要体现在唐诗方面,所以这些研究成果也大多以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我们下面将把本世纪学界对唐代文学和唐代诗歌所作的整体性、通论性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介绍。

第一节 唐五代文学综合研究

  

   一、唐代文学概论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唐代文学概论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其中朱炳煦著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胡怀琛等著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著前进了一大步。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准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著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准,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准,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钟、陈铁民著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咸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了。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制的完成”单列为一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著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由于编著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家的生平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所以这部书并不仅仅是把学界已有的文学史考证成果的汇总,其中更体现了编著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尽管编著者们认为,这部书还只是一种编年性的资料“长编”,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已经使有心的读者能够利用本书较为丰富的资源,描绘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已经开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

   众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除了有自身的规律,还和当时的一些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加上本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较大。

   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之关系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种说法,历代都有人赞同或反对。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囿于此论,援引《全唐诗序》所说“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者引《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得出唐代开国以来就以诗赋取士,所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这样的结论。

   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些学者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中,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和辨析,论证了唐代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龙至开元年间,从而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象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针对皇甫煃文的这种观点,王水照又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中进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诗选•前言》中所说的“进士科的发展与庶族的勃兴相联系,主要指唐中叶以前的情况,尤其对盛唐、中唐诗歌高潮的影响至为突出”,然后针对皇甫文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开元年间而定型于天宝之季”的论断,认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是包括诗在内的,因此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初唐诗歌的初步繁荣和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不错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时大多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作更深细的资料考证工作。所以产生了一些资料翔实、考证谨密的考论结合的论著,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的《唐诗与科举》等。

   其中程千帆著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他说,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在创作上的才能和成绩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较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国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最后指出,科举制度是唐代以来采取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是强化期政权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总之,此书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新的启示。

在程千帆之后对唐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体现在论文《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在这些成果中,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清理与辨析,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此时唐诗已经经过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开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这样,作者就充分论证了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且,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制度对文学又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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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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