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3 次 更新时间:2015-03-11 2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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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判若两人的束星北

  

   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许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就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评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吧——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对周恩来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程开甲:“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研究者:“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与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大师们崇敬的人,该是怎样的超级大师啊?请看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时为浙江大学教授的数学家苏步青无端受到怀疑而被审查,束星北串联一些人去学校为之说话,但真要去时,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都退却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气冲冲地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冲着一位主任大声喝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像揪小鸡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最后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成为斗争批判的罪魁。

   束星北主张“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经过“改造”的束星北变了。请看:

   他像个机械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

   但他很快又积极起来,就更让人诧异——

   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儿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

   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你还想拉拢青年,想增加点势力,同人民讨价还价,让别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束星北诚惶诚恐,全部接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后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

   看到这样判若两人的转变,我心里堵得慌:那个保有人的独立、尊严、血性,始终高昂着头颅的束星北教授,哪里去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变得如此窝囊畏缩,自轻自贱,夹着尾巴做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月子口劳改场就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个典型。

  

   二、怎样改造束星北?

  

   如何迫使、诱使束星北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接受改造?

  

   (一)株连家庭——从人性最软弱处入手

   据说,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进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像礁石一样,沉默不语。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与“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于是,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部队教官的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被组织派回来“帮助”束星北坦白认罪。束星北因此面临他一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认罪意味着彻底否定自己,万难接受;但拒绝认罪,就意味着长子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但会失去军籍,而且将终身挣扎在右派的边缘,怎能忍心!

   束星北的五子束义新这样留下了整个家庭梦魇般的记忆——

   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来睡眠。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

   这一夜夜父与子灵魂的煎熬,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它记载着中国独有的思想改造摧残、折磨人性的全部残酷性。

   束星北终于屈服,写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认罪书:“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并特地写上:“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

   但在最后时刻,束星北在校长办公楼前徘徊到深夜,终于没有将认罪书交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但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他自己因此得到最严厉的处分:除戴上“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还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连全家,无一例外——

   长子束越新被部队驱赶回来,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计和弟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与同样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

   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入国家工厂,在家闲得快疯了,一家街道石料厂才勉强收留了她。她后来找了一个工人结婚,因对方家长不接受自己的家庭,只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与家庭几乎断绝了来往。

   三儿束庆新小时候因一场感冒没有及时医治,患上小儿麻痹症,父亲出事后更备受歧视,开始畏惧学校、老师、同学,耳朵出现幻听,最后只能休学在家。

   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亲。高考时,连续两年报考清华,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进了青海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却没有逃过1957年这一劫:因在一份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准备到北京上访,却被拦截,关进了监狱。

   五子束义新,16岁进了钢厂,因才华出众,被安排到业余学校教书,教了3个月就被顶替,去质问原因,又被发配到全厂最苦最累也没有安全保障的浇灌车间。因不堪忍受欺辱,瞒着父亲逃离工厂,靠做小买卖谋生。

   六子束润新,初中毕业考进中专,1960年学校解散,流落街头,那年才15岁。随即大祸临头:因带头向学校要求退赔学费,竟被诬告盗窃而被捕入狱。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难,实际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个家庭都打上罪恶的烙印,而且这样的罪是代代相传的,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贱民”阶层,而且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中国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两等(人与非人)的等级观念上的,并真正落实到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划分。因此,当束星北这样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贱民”的同时,领导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权的“红色贵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传的。

   但政策又同时指出:只要“认罪”就有“出路”。如果进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会改变子女的命运。这样,“认罪”还是“不认罪”的问题,又重新摆在束星北面前:拒绝认罪,就意味着子子孙孙(不只是眼下的子女)从此成为“贱民”,永远不得翻身;认罪,则可能使子女有个出路。

   这是真正的致命一击:因为它直抵人性最柔软之处。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现在束星北正是这样:1961年,他从月子口劳改场回到家里,面对全家因自己拒不认罪的坚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摆脱不了欠债、负罪之感。他再也坚守不住,只能选择“认罪”。

  

   (二)“不给饭吃”——针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杀手锏

   束星北认罪,发生在月子口劳改之后:不仅是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更是因为饥饿。

   月子口劳改场的劳改犯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最初的口粮定量是每月40斤,以后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后,连20斤都保不住了,每个人都饿疯了。

   束星北饿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被看田的老头儿抓住了。老头看他饿得实在可怜,反倒从地头的草棚里拿出一捧花生给他,没想到束星北竟连皮吞了下去。

   一次在农场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个。第二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束星北辩解说自己没有偷,是捡的,大家马上堵着他说,头一天收地瓜,哪来的捡?他只好照实说了:因为我肚子饿。

   不仅束星北一个人饿,全家人都饿。他7个孩子,除长子外,全都是在校学生,妻子又没有工作,全家人吃饭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束星北从来不在意金钱,接济他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给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现在却四处借贷,不光向亲朋好友借,也向左邻右舍借,甚至向自己当年的保姆借。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思想汇报”——

   我所以敢于傲上慢下,任意而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饭吃”。这个学校不聘我,有别的学校,抢我还抢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么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骂校长,敢骂领导。也由于这样,我才敢无组织无纪律,讥笑那些守组织纪律的人为软弱无用的人。现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的真理性。在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除非愿意饿死,为反动阶级守节,否则就必须抛弃反动思想,必须老老实实地守纪律,服从组织,不能任意而为。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是劳动人民给我饭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

   这段思想汇报,读得我心惊肉跳,因为它道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严酷的真实。

  

   (三)“不让做事情”——利用知识分子两大弱点

   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说:“父亲很早就说过,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最怕的是不让做事情了。”

   但是,束美新说她“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是在多年以后”。

   这是她永远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带着孩子去看望随着医学院下放到一个小乡镇的父母。远远地看到校门口一个人正在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亲看见孩子就抱过来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这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还在做他的作业!她哭了,也终于懂得了:对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事情”,从事学术研究,“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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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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