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舆论述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15-03-11 2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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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  

   就通常意义而言,边疆地区人口之多寡、人口与土地的结合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息息相关,如果边疆地区因人口发展滞后而得不到有效开发,将会导致外力觊觎而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自清初以来,由于清政府执行封禁东北的政策,导致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俄国接壤的沿边地带人烟稀少、空虚异常。19世纪中期,帝俄利用中国东北边疆的空虚形势,鲸吞该地区大片领土,并且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近代中国东北边疆危机由此开始。进入20世纪,逐渐控制朝鲜半岛的日本以之为跳板,加入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列。为应对东北边疆危机,清政府改变其治边策略,以“实边”取代“虚边”,实施并逐渐深化移民实边政策。民国取代清王朝后,俄国与日本的侵略变本加厉,面对依然严重的边患问题,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朝野有识之士纷纷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形成了关于东北移民实边的舆论潮流。关于民国初年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学界研究一般主要着眼于两国的军事侵略方面,而关于俄、日利用该地区人烟稀少、地利未尽之机进行土地侵渔、移民侵略的问题,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有关民国初年东北移民实边舆论的学术研究,衣保中在《民初的吉林垦植分会及其筹边活动》②中曾论及民初吉林垦植分会的东北移民实边相关主张,其他研究成果则不多见。因此,该问题有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必要。

   一、舆论缘起:东北边疆危机

   (一)俄国与东北边疆危机

   俄国是造成我国东北边疆危机的始作俑者。在掠夺大片领土之后,俄国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帝俄政府趁中国政局不稳之机,对我国北方边疆地区大肆侵略,具体到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地区,沙俄策动与我国东北紧密相连的喀尔喀蒙古一小撮宗教上层分子与王公上演“独立”闹剧,并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及与奉天省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及右翼后旗等地区煽动叛乱,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边疆安全。在实施以上侵略行径之同时,非法移动界碑、放纵边民越垦、掠夺资源等较为隐蔽的侵渔行为亦层出不穷。

   第一,非法移动界碑,蚕食我国领土。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加给中国一条新的东段边界线,在从乌苏里江江口到图们江江口的边界上竖立了8个界碑。但是,8个界碑的设立并没有阻遏俄国的贪婪侵渔之心,他们竟然使用私移界碑的卑鄙手法,“暗窃潜移,界线遂半非其旧,俗谚故有马驮界碑之语”。[1]这种“马驮界碑”的奇特现象到民国年间依然存在,据民国初年杂志之披露,“耶”字界碑本应设立于“乌苏里江汇合黑龙江处”,但是,“俄人明占潜侵,已西进乌苏里口约九十里,立于通江子入乌苏里江处,而黑龙江、乌苏里江及通江子三水之间所成三角地面”由此被俄国强行霸占;“喀”字界碑亦有类似遭遇,该界碑本应设于兴凯湖西勿赛气河,但经俄国非法北移,致使我国国界“缩进五十里”,而兴凯湖“湖权为我有者,遂仅余三分之一矣”。[2]

   第二,实施殖民侵略与掠夺资源。当时,俄国利用与中国有漫长边界线的地缘优势,对我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图谋实行殖民侵略。辛亥革命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加大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力度,帝俄统治集团殖民侵略的心理愈发迫切:“俄国在极东之政策,自中国政变以来,对于分割满洲,颇为薄弱,吾人对于边疆有断乎不可不取之态度,不然中国盛行移民政策,吾人必备多数之军队,且招经济上之大损失。”[3]俄国不但有此野心,而且已付诸实施,据报纸披露,“近数年来,俄国对于远东之措施,以移民为第一故策”。[4]仅举一例,在中俄沿边瑷珲河一带,原在当地居住的我国边民“被俄兵驱逐出境”,不久,“俄人忽遣来农民数十家,将华人所遗之房产、家俱、田地,一并收归己有”。[5]在掠夺资源方面,以喀尔喀蒙古为例,俄国与库伦分裂集团于1912年11月非法签订所谓“商务专条”,规定俄人可以“在蒙地自由居住移动”、“租买地段,建造局厂,或开垦耕种”、“享用矿产、森林、渔业等权利”。[6]

   总之,民国初年,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如上侵略行径,成为当时东北边疆危机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二)日本与东北边疆危机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晚于俄国,但其侵略势头较之俄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我国东北南部即所谓南满划入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之内。辛亥革命之际,日本亦趁中国局势不稳之机,进一步加大侵略力度。

   第一,日本关于我国东北的殖民侵略理论及实施情况。民国初年,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除使用设置关东都督府对旅大租借地③实施军事殖民统治、在南满铁路沿线以护路为名驻军、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等侵略色彩非常明显的手段之外,更多的是采用在东北地区掠夺、开发土地资源并殖民其间的比较隐蔽的手法,看似较为和缓,实则隐患无穷、危害更大。日本驻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经一再强调“农业移民的重要性”,企图通过此种手段达到“土地占有主义”之目的。[7]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积极附和后藤新平的上述主张,叫嚣“大和民族必须伸展到满”,为此,“迫切需要一批稳步扎根于这块土地的农业移民”。[8]

   当时,日本在我国东北所实施的殖民侵略,以1914年满铁附属地驻军退伍军人移民及1915年“爱川村”移民最具代表性,均在“关东州”范围内实施,由于各种原因都不甚成功。但是,这不但未能阻遏日本的殖民侵略野心,反而促使其进一步坚定此种“信念”:“关东州的地理条件不适于移民,应取得肥沃的满洲全域”,[9]以便为今后的殖民侵略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日本吸取了本土移民尤其是农业移民我国东北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利用朝鲜人移殖我国东北的手段,以达其侵略目的。

   第二,利用朝鲜人移殖我国东北——日本殖民侵略的重要手段。如上所述,由于日本人殖民我国东北不力,在这种情况下,“移鲜民殖满,移日民殖鲜”遂成为日本采用的一种主要殖民侵略手段,[10]而利用朝鲜人越界垦种占有中国土地,则成为日本对我国东北土地进行侵渔、实行殖民侵略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当政者就此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以朝鲜人越界垦种为手段,可以“为母国民而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11]尽管当时进入我国东北的朝鲜人绝大多数善良本分,是迫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而不得不越境谋生,但不能否认,有少数入境朝鲜人绝非良善之辈,倚仗日本势力为非作歹,而日本又从中加以利用以侵夺我国主权,成为东北地区之一大隐患。

   由上述可知,民国初年,日本与俄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变本加厉、有增无已,东北边患呈现加剧之势,诚如当时舆论所指出的那样:“满蒙一隅,日窥东南,俄视西北,磨刀霍霍,俟时机之至,即实施宰割之术,故吾人每瞻念满蒙之前途,思有图挽救之方。”[12]如何挽救?朝野上下就采取何种措施以化解东北边疆危机的问题纷纷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二、舆论内容

   民国初年,有关移民东北以抵制外患的舆论此起彼伏,舆论来自于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垦植组织、报刊杂志等各社会层面,颇具声势,形成了一股舆论潮流。舆论深刻揭露由于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实施侵略而导致的边疆危机以阐释移民实边之紧迫性,对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亦有所涉及。

   (一)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的倡导与建议

   民国初年,东北安全问题引起官方的普遍关注,相关政见频发。

   1912年7月,农林部在致国务院公函中建议在蒙疆地区“特设拓殖机关,以资经营规划”,具体而言,“对于内蒙拟多用民垦法,对于外蒙拟多用屯垦法,用民垦法应设垦殖厅以执行之,用屯垦法应设垦殖总管府以执行之”。[13]农林部为此还筹划制定垦地法及蒙汉交产法,并拟订了垦殖厅官制29条及垦殖总管府官制36条。④农林部在蒙疆地区遭受沙俄疯狂侵略、呈现严重危机之际提出上述建议,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但由于外蒙古的不利局势发展过快,导致建议无法付诸实施。

   1912年11月,为开发东北以保障其安全,民国政府设置了相关职使,委章炳麟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会同三省都督筹划东北开发与建设事宜。章炳麟受命赴任抵达吉林长春,在各界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两点涉及东北移民实边事务:其一,交通问题。章氏指出,在俄国与日本控制下的“东清、南满二铁道直贯满洲,脚价昂贵,外省人开垦者自不能扶老携幼而来,其为移民殖边之碍非浅”,而“移民殖边之事在交通便利无待赘言”,因此主张从水、陆两方面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状况。[14]其二,移民性别比例问题。章氏指出,“从前三省移民移男而不移女,以至男丁日多成户日少”,如此“人无室家,谁能常住,所以春来秋去并无停留,即使久居,亦无滋生之效,是移民于终无已时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若欲招垦,亦当同时并招女工”,如此可使移民在当地成家立室、安居乐业,“不患其去焉,后辗转孳生,而地无旷土矣”。[15]

   1913年10月,副总统黎元洪通电指出,由于“东北各省介居俄、日之间”而导致危机重重,因此“宜力行移民实边之计,将直隶、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之民移于彼处,以兴屯垦”,同时提出具体方案,主要有:“政府当发轮船、火车之免费票,俾北移之民得挈眷同往”;“政府当预备垦田所用之器具,凡移民不能自备者由政府给发之,三年之后再由移民备价返还政府”;“政府当设专官以理移民之事,晓谕移往之民,使知满洲土地肥沃,力耕则上足富国、下足富家”;“移民以携有家属为宜,俾能永居满洲,有固定之志”。[16]黎元洪以上所论,指出由于俄、日两国觊觎我国东北。因此移民实边之举刻不容缓,并强调政府应在移民迁移及迁移之后的生活、生产安置等方面发挥作用,给移民以优惠措施,以吸引关内直隶、山东等地百姓移居东北,如此既可改善民生,又能充实边疆,可谓一举两得。黎元洪提出以上建议后,国务院为此曾咨文黑龙江省行政公署,指出黑龙江“土旷人稀,急宜迁移直东湘鄂各省之民定行垦殖,以免各该省有人满之患,且可巩固边圉,现准黎副统领条陈,办法极为完备,凡移民所需轮船、火车以及犁牛、籽粮均由官府拨给,并予以相当之保护”,要求黑龙江省“派员调查殖民之区域,以便筹划实行”。[17]

   民初东北边疆危机的问题也引起了外省官员的关注,广东总绥靖处委员萧惠长认为东北地区“往往数千里一碧荒旷,肥沃之土弃而成荒”,必须以移民实边之手段“消弭侵略,我粤宜首先从事”,希望“粤省倡于前各省和于后,万众一心,知拓殖即保边,保边即以卫国,东省之患庶几有瘳,民国之基万年不拔”。[18]萧惠长的建议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吉林都督陈昭常的赞同,均认可“边境空虚,欲以移民之谋为实边之计”为可行之策,胡汉民为此曾委派萧惠长赶赴奉天省洮南等地调查垦荒相关事宜。[19]

   东北地方官员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对于俄、日侵逼所导致的边疆危机有切肤之痛,其见解往往能够切中要害。黑龙江省龙江道尹何煜曾经指出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揭露俄、日两国的侵略野心和行径,认为若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东北有“坐令外人攘为殖民之地”的危险,为改变现状,何煜认为应实施“移民实边之上策”,使“浮民无业而有业,边地无民而有民”。[20]此外,在调节移民性别比例、注重家庭移民的问题上,何煜与章炳麟有相同的见解,他指出:“江省垦户之积病往往春来秋去,不特佣工,单丁秋收后无所事事,徒步归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移民徒为形式,因此,“垦民移入之始不可不有永住之决心,携带家属以立固定之根本”。[21]何煜与章炳麟均指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大症结,即关内男子常常独身一人出山海关谋生,每到冬季返归乡梓,成为季节性移民,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真正增殖,实边效果也就有限,二人针对这一问题显然有所思考,并提出了以上变通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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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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