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谁更有智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33 次 更新时间:2005-08-31 19: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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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智慧”一词,约等于“聪明”,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聪明有先天成份,而智慧是后天修炼的成果。一般认为,智慧与知识、学问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作学问、搞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科学家即知识分子,应当是最有智慧的。“知识分子”这词是舶来品,最早曾被译为“智识分子”、“智识阶层”。“知”、“智”二字在古汉语中也通用。可见“智”与“知”相通。

  对这一结论或观点持完全相反意见的,是毛泽东。他有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通俗的解释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毛老人家的观点也早被拨乱反正了。现在虽然还有“脑体倒挂”的遗痕,但就整体而言,“造导弹的不如做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社会现象,已基本改观了。拿手术刀的仅红包收入就颇可观。不过严格讲,导弹工程师、外科医生如果不搞科研,应当算是一种高级技术工作,不应归入学者之列。

  但是如果我们稍稍注意古往今来的有关智慧的论述,会发现毛泽东的观点其来有自。中国道教的开山鼻祖老子,就反复论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自称“愚人”,自谓“顽且鄙”,理想的智者是那种结绳记事、所有先进工具都不使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因此他要求“绝圣弃智”,返朴归真。外来的佛教也认为知识与智慧无关,“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做,不假文字”,认为人人都有慧根,只要明心见性,就可成佛。在佛教中得道的大智慧者,往往是剃头匠、乞丐、樵夫、渔者、农民。禅宗六祖慧能目不识丁,生前不著一字。他说“下下人有上上智”。顺便说一句,在人类所有古老民族的早期传说中,知识都是被否定的。

  看来人世有两种智慧,一种是有关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学问,一种是有关人生的学问。虽然这二者有相通处,但毕竟有根本不同。前一种学问是钻研求索而得,后一种学问是历练觉悟而成;前一种学问是理性的发扬,后一种学问是心性的贯通;前一种学问使人类“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后一种学问使人们明心见性,勘破世情;前一种学问的极致是揭示和发现真理,从而推动人类从自在向自为的进步,后一种学问的臻境是乐天知命,圆满无碍;前一种智慧简称为科学,后一种智慧可称为“道行”。从来源上说,前一种智慧主要来自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后一种智慧则兼有东西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的精华。

  现在将这两种智慧再作一个细致的比较:

  

   第一种 第二种

  1.对事物的感知 敏锐 麻木

  2.对现实的态度 批判的、不满的、批评的 包容的、容忍的、超脱的

  3.对人生 有理想,追求完美,有崇高 安分守已的,不思进取的,

   意识,对未知领域不断探索 知足常乐的,清心寡欲的

  4.责任感 强,以天下为已任,铁肩担 强,但各人自扫门前雪,

   道义,造福人类,不断进取 谨慎敬业,无过即是功

  5.是非观念 强,爱憎分明,但有时偏激、 弱,无是无非,调和、折

   尖锐、激进 衷、含混

  6.荣辱感 重,功利心强,但能忍辱负 差,荣辱不惊,逆来顺受

   重,自强不息

  7.同情心 强,扶弱抑强,拔刀相助 强,乐善好施,独善其身

  

  以上区分,只能是大略,不能照顾到每一个具体现象。要之,重事功与重心悟,乃两种智慧的分野。

  这两种智慧,是否有高下、优劣之分呢?这很难说。科学的理性智慧是使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但它有局限性。人类因科学的进步,也做了不少傻事。同时它不能兼顾人生。社会的复杂、人生的曲折、人的感情世界的丰富,都不是科学所能完全应对的;它也会使人有痛苦。后一种智慧对人的心灵有巨大的慰藉,但不适合于事功,对社会进步推动较小。仅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爱因斯坦说:“科学的目的是建立那些能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而宗教则确立超越个人的、庄严而崇高的人类的目的、目标,它“要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它是一种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价值判断。怀特海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时候也指出:“宗教与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一方面拥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拥有的则是神性的美的玄思。一方面看见的东西另一方面没有看见,而另一方面看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没有看见。”爱因斯坦总结得很有意思:“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因此二者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当然他们所指的是科学与宗教。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种智慧并不全等于宗教。

  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由于人生遭遇不同,因此他的人生观也会很不同。说句实在的话,一个人的人生观不是可以事先选择的,而是逐步形成的。这种形成,在别人看来可能会有不合理,但在本人来说,却只能是唯一的,不可更替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不害人,那么,他就有存在的价值。从第三者的角度,如果我们希望一个人活得快乐安适,那么,第二种智慧可能更适合于他。如果我们期望一个人事业有成,那么第一种智慧就更适合于他。

  所有以追求真理为人生使命的人,都必须有飞蛾扑火的殉道意识。这并不是因为真理本身是火,而是因为探求真理的过程本身充满着艰辛,更是因为探求、发现、宣传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世俗现有利益格局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所有真正的科学家必然对已知的世界和现实的人生持求实的、批判的态度,即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思想起于怀疑”。因为唯有从怀疑和批评中他们才能选中探索的角度和入点,激发自己创造的欲望和激情。求实是学问的根基,批评是知识的先导,不满现实是智慧的酵母。这样他们首先就扮演了一个令统治者憎恨的乌鸦的角色(统治者认为现实社会是合理的,稳定压倒一切)。然后,他们或者说实话,道出了皇帝的新衣,或者标新立异,提出与现行理论不同的学说,总之屡屡发出与世俗观念不同的奇怪信息,并且要用这奇谈怪论说明世界,改造世界。所有这些,都触犯了当权者,打乱了社会普遍的心态和秩序,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于是他们必然受到社会的压迫和打击。在黑暗的和不那么黑暗的年代,就会有投江的屈原,被火烧死的布鲁诺,被教庭审判的伽利略,饥寒交迫的马克思,跳入太平湖的老舍,潦倒伶仃的顾准,被割断喉管的张志新,---在某些国家里,他们有一个专有的称谓:持不同政见者。也许有人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社会科学家和文人,而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错了。他们忘了当初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是作家索尔仁尼琴,而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这也不奇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真理的追求,必然导致巨大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是所有爱真理的人的共同信仰。或者说先进的知识、强烈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三位一体,是所有大科学家的特征。伽利略是这样的,居里夫人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是这样的。

  对于这种伴随着追求真理过程的痛苦,也就是智慧本身带来和痛苦,这些思想家是清楚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唯其较常人清醒,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就使他们更痛苦。当然他们也有愉悦,这就是不断向真理高峰迈进的愉悦,以及以自己的知识促进社会进步的愉悦。李大钊说:“人生最高的理想在于达到真理。”左拉说:“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不过客观地说,这种愉悦往往是第二位的。痛苦也是一种美,悲壮的美。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真正的思想家们或安贫乐道,如爱默生说:“学者从事迟缓、无名而又没有报偿的观察工作”,“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接受贫穷和孤独——往往如此!”;或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正如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性的政治讨伐后,发表宣言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无疑这是一种悲壮,无疑这是一种痛苦,无疑这也是一种美。

  至于后一种学问,人生的学问,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学问。它基本否定前一种学问,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这种学问追求的目标,恰恰是人生的愉悦,不痛苦,即一种主观感受。正是由于人世间的太多的不合理、痛苦和丑恶,做为个人又无能为力与之抗争,又由于人在后天尘世中心灵蒙蔽了许多“执”,于是产生了这种自我调适的学问。这种学问其实是一种将人性的修炼与对宇宙终极真理的探求的结合物,符合大多数宗教的教义,其“大智慧”境界就是无物无我,返朴归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说得率直一点,就是“难得糊涂”。当然这不容易,非得饱经苦难,参透人生,“而今尽识愁滋味,又上高楼,却道天凉好个秋”。如果我们在这里引用一句熟悉的话,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精神鸦片(但这里的“鸦片”绝不带贬义),那么起码可以看出世人对解脱痛苦、追求精神安慰的需求是多么巨大!而多少名人包括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中年或晚年皈依教门,是否意味着第二种智慧有着更终极的性质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种智慧,既然各有利弊,能不能统一于一人之身?果能如此,当然是最好,但是恐怕很难。中国的儒学从讲事功这一点说,是类似于第一种智慧的,从求仁得仁这一点说,又有第二种智慧的况味。儒家鼻祖孔子大概是试图将两种智慧合二为一的,也自称五十知天命,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但其实老人家是带着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的痛苦而归去的,生前还表示“吾道不行”,要“乘桴浮于海”,去往他乡。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是“儒表道里”或“释里”的,即把儒家的入世和道家、释家的出世结合起来,进求事功,退则梅妻鹤子,看窗外云卷云舒。但公认将二者结合得最好的苏轼,对二者的不可兼得有清醒认识,他得子赋诗:“人皆有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里我们要说到爱因斯坦。如果仅从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关系讲,他是近代从理论和实践上将二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伟人。但是他是从理性和崇高这点上结合的,因此也就不能规避痛苦。比如他曾经说,如果早知道他在科学上的发现会导致原子弹的生产和使用的话,那他当初就会去当一个钟表匠。这就和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所不同。从这一点说,我国科学大师钱学森提出的在人类不同类型学问的基础上建立兼容并包的“大成智慧学”,庶几近乎二者的结合。当然这还只是一种设想。是不是一种奢侈的设想呢?

  (本文作于200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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