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等:“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5-03-10 0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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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过去忽略了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精神史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研究文学,就值得反省。

   比如我们常讲杜诗是诗史,如果承认这个说法,它为历史学家提供的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史料,却怎么也比不过《安禄山事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它作为史的价值不妨说正在于提供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是一部安史之乱前后文人的精神史,其中贯穿的是情感的沉浮和心灵的振荡。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就会有不同的发现。

   文学是意识的产物。从意识的拥有者来讲,又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个人精神生活的反映,社会意识则是全部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体意识通常具有特殊性、单一性,群体意识具有常规性、统一性;无数个体意识组成了社会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又影响乃至支配个体意识,以至在个体意识中往往体现、贯穿、渗透着那个时代乃至那个时代之前的时代留下的群体意识。

   于是我以为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可以考虑这么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学是个性化极强的一种精神活动,有必要从具体的个案入手,疏理创作者个人的文学活动与其精神活动的关系。二者的基本关系是:作家精神活动的内涵大于广于他的文学活动,作家的文学活动受制约于他的精神活动,同时又成为他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案研究中强调大作家、名作家的研究与中小作家组成的作家群研究的并重,并在这种个案研究中贯穿比较的意识,在比较中显示不同作家不同的精神活动影响其文学活动的不同结果,以及从不同作家不同的文学活动中体现出的不同的精神活动。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作家文学活动中创作与创作理论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一致,有时矛盾,但不论一致还是矛盾,都可以成为窥探其精神活动的一个窗口。

   其次,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既普遍地存在个性化极强的精神活动,又普遍存在“文变染乎世情”的历史规律。因此有必要从这个角度着手,进行两方面的探索。一是一个时段/朝代/世纪/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史的总体探索。当然也有必要反过来,从民族精神史的角度总体研究一个时段/朝代/世纪/整个古典文学史。这种双向的研究既适用于个案研究,也适用于总体研究。二是个人化的文学一精神活动与集体无意识一民族精神史之间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复杂性体现在,1.有没有大体一致可以抽象归纳出的后者?是什么影响、支配、决定着它的形成?2.其中有没有个人的作用?什么样的个人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个人文学活动的成份又在其中占多少,居怎样的地位?3.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不是与前者服从于后者有关,而“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又与前者对后者的疏离有关(疏离导致差异,差异导致丰富,丰富导致“盛”)?那么是哪些人服从,哪些人疏离。如何服从,怎样疏离,服从与疏离的表现或者说结果是什么?

   再次,与同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其他门类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相比,艺术是最直接作用于人感官的一个门类。那么感官的刺激与人类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与作用于人的理智、思想的其他门类有何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即特殊性是不是导致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其他意识形态门类在与民族精神史相联系的过程中的种种不同表现?

   时间与能力都很有限,只能提出一堆问题,答案只能冀望于以后穷究了。

  

精神史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的问题,我想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立足于精神史研究的立场,从古典文学这一领域出发来研究精神史;另一个是立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立场。将精神史研究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种方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是文学史或精神史的关系问题。

   我觉得精神史与文学史是两个相互关涉但并不相同的领域。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讲,文学史体现了精神史的一部分,但精神史同时还存在在其它的历史文化领域中,所以人类整体的精神史,是浩瀚无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精神史大于文学史。文学史有它自己的主题,不能将整个文学史都概括为一种精神史的存在。尤其是避免以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取代其它所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确,人文科学乃至社会、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都将它们的研究目的部分地指向揭示人类的精神存在与精神历史,从而达到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人类的存在。但这是从最高的形而上的意义上说的,而各个领域又有它自己的存在形式。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精神史,它并不将自己的对象分散到浩瀚无边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状态中,也不研究精神史的一切细微末节。而是要寻找人类或某一民族精神发展史中的那些主流的东西。尤其是精神史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它并不需要关注比如文学或者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的特殊存在形式,而只着意于剖出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史。所以文学史中有不能为精神史所归纳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构成文学史本身的主要的部分。

   一个时代,我们说他有时代精神,就意味某些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因素结合后,得到了一种崭新的呈现。这种时代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巨大的,有时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即使是唐诗这样的受其时代精神影响显著的文学,我们也不能说抓住了这一点,就等于抓住了唐诗发展的根本。因为唐诗的成就,是建立在前此的诗歌史发展的基础上的。尤其是汉魏六朝的诗歌,从整体上说,是唐诗赖以得到发展的基础。唐诗可以说是中国前此传统诗歌所追求的诗歌艺术理想的实现。比如,言志、吟咏情性等,都是古人长期追求的理想。都只有到了唐代诗人那里,这些理想才得到了圆满的实现。可见唐代诗人并不是一空依傍地、毫无前提地表现他们的时代精神,而是在一个艺术传统基础上表现他们的时代精神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更有意识的行为是在创造诗歌艺术,其体现时代精神,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无意识一些的行为。

   但是,时代精神的鲜明生动,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并非无足轻重,它有时候可以上升为主因的地步。唐诗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现在看相对来说带点反面性的例子,即明代时代精神的沉滞对明代文学的发展的阻碍。我们现在一般都将明代诗文的不振归咎于严重的复古思想以及他们继承与发展文学的方式的不当。其实,明代的正统派文学思想,与唐宋文学思想主流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偏差。问题主要在于时代精神的沉滞不振。一种高压的政治,将儒家的思想空前地任化为政治工具。束缚了一批正统文人的思想。后来的异端一派,又以比较消极的方式反叛这种思想,而导致某些精神上的乖张。所以,明人既不像唐人热情奔放、又不如宋人思想深邃,没有足以形成一代之文学的时代精神。所以虽然有对文学传统的深厚的造诣和基本上是正确的文学发展的思想,也还是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总之,精神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是一种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要研究古典文学与民族传统精神的关系,或者在古典文学领域运用精神史的研究方法。我觉得首先的工作,就是要研究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联系文学史实际,先作一些理论探讨的工作。为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文人心态”的诗学维度

张晶(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教授)

  

   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中,文人心态是一个特定的、不可取代的层面。相对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它是较为不确定的、流动的,也是较为活跃的、富于生命力的。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全貌,仅仅依据史书、官方文牍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些最能荷载时代的、社会的活的精神的东西,恰恰不在于此,而更多地是在文学作品之中。

   心态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难以确定它的边界所在。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心态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有的专著、论文即以“心态”为名,但要真的为心态“正名”,却是“戛戛乎其难哉”。因为心态本身就是人们的主体世界那种内在的、变化着的、丰富多采的样态。“心态”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它是人的心灵世界中那些情感的、情绪的、意志的、思想的整合体,它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意识与无意识的不同精神层面,它不是固定的、僵死的,而是活泼泼的,生生不息的。举凡人的欲望、情志、意念都涵盖于其中。甚至可以把它视为心灵世界中无所不在其内的概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心态又不能看成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倾向、没有主导因素的心理“大杂烩”,心态又是一个统一体、整合体,一个人的心态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一个特定的境遇下,往往有着相对的稳定。如杜甫在长安十年时的那种“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心态,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期那种以“人生如梦”为核心意念的心态,都是相对稳定的,有一个主导意念的,可又是活生生的、变化着的。心态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

   为什么我们以“文人心态”为话题呢?因为在正统的文牍中是很难见到一个时代那种活生生的精神众相的,而一般人的心态又是没有载体的情况下无由得知的。只有在中国古代的那些文人(文学家们)的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心态的痕迹。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的小说、戏剧之类对作家的心态的映现尚属间接的、曲折的,而在那些直接抒写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诗歌(此处取广义,即中国古典诗歌的大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如诗、词、散曲等都包罗在内)是最能映现文人心态的东西了。

   感谢诗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跃动着他们的情感、意志与欲望的那些撩人心弦的篇章,心灵的曲线如果不是在诗词的文本中划下了或明或暗的光影,我们又何由得知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往古时代的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心态固然是虚灵的,可它又是在诗词曲的精妙意象中得以物态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是一种怎样的爱的执着?“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又是一种怎样的孤寂与凄苦?“肝肠百炼炉中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又是怎样的心寒齿冷呵!中国诗学最重表现性,“诗言志”也好,“诗者,吟咏情性”也好,都可说是中国诗学最基本的功能观。而诗词的意象创造,又是陶写诗人心曲的最佳方式,也是我们研究文人心态的最佳对象。

   心态不惟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特殊心态,一个时代亦有属于这一时代的普遍性心态。通过对一个时代文人群体的作品的考察,是不难发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遍心态的,这当然也是在官样文章中以及在论理性作品中所难见到的。个体的心态是最具体的,最活跃的,也是研究的切人口,而通过众多个体心态而考察而得出的对时代性的文人心态的认识,是个体心态的集约化与升华,也是洞照时代精神的中介。而古典诗词,则是研究文人心态的最佳载体与对象。关键是,我们不应满足于个别作家诗人的心态描述,而应由此把握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律动。那在我们的视野中的特定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便不再是抽象的、干枯的、虚空的,而是宛如动脉中血的汩汩奔流,搏动在我们的眼前。

  

文人心态研究的两个目的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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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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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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