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风中的芦苇——读《中国的眸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0 次 更新时间:2008-07-21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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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不要停止歌唱,姑娘,

你的歌声似眼泪、似鲜血,

滴进了我的心房。

你悲愤地低诉,

抚摸着我心灵的创伤。

你呻吟的颤音,

牵扯着我的惆怅。

不要停止啊,姑娘!

你的歌声似同情、似黎明,

吸引着我的心声。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无所依傍;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孤寂凄绵……

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因为我用google、百度搜索,茫茫网海,不见这首诗的影子。

这首诗创作于1969年赣州的监狱中,作者的名字叫李九莲。

关于李九莲,其实人们知道得并不多,总是“枪击……”、“割掉……”那几段血光四溅、令人发抖的文字,当然,那几段文字也足以让我们知道了连法西斯也会自愧不如的中国人残杀自己同胞的虐行,让我们明白了这样的社会不叫它人间地狱还应该叫什么。但我仍然不清楚一个年轻女子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竟然使一个钢铁般强大的国家机器轧向一个弱小女子,她不就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么?以言论罪,何以残暴如斯?直到我读了胡平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我才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案,什么叫黑暗,什么叫暴政。

1967年6月29日,赣州发生了全国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一场武斗,那一天,腥风血雨,日月无光,到7月4日,这里丢下了168具尸体。当时担任赣州三中红卫兵小头目的李九莲奉命收尸,她看着那一张张“露珠般”年轻的死尸面孔,突然停下来不走了,抬起失神的眼睛喃喃自语道: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这是李九莲第一次对“文革”提出疑问。

在几天后举行的死难红卫兵葬礼上,李九莲说:“再搞第二次‘文革’,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参加!”这是李九莲第一次公开反对“文革”。

1969年2月以后,李九莲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这时她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思“文革”,并把自己的思考写入日记。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日记日后成为她的“铁证如山”的“罪证”。这里我们只阅读其中的一段,应该就什么都明白了:

残冬太阳的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冻得发抖呢?”

当某种事物一旦从它的母体中挣脱出来后,它就必然产生一种桀骜不驯的独立的走向。在经历了险恶的政治斗争和惨绝人寰的武斗后,整整一代人,由多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普遍性的“信仰危机”就是必然的了。李九莲在给初恋男友的信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还特别嘱咐男友“此信勿传于他人”,但这封信最终给李九莲引来了杀身之祸。

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人们还沉浸在运动的狂热中的时候,李九莲,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已经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她思索着。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的辉煌大厦已经坍塌,她要沿着一条风波浩淼的河流去漂泊,然后,她还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闪烁着真理的烛光的小屋,……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这灾难深重的大地上暗暗涌动的、汇集的星星之火了吗?

中国啊,你看到了在自己的芸芸众生里的那些正在翻越比利牛斯山、将毫不犹豫把自己年轻的血肉身躯作为这个古老民族进步的铺路石的仁人志士了吗?

但是,哎,但是,每当读到这个地方,都要为长眠地下28年的李九莲,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孩子李九莲感叹不已:九莲、九莲,你太善良了,太单纯了!你在给你的“初恋男友”曾昭银写信时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想到过他在接到你的信后这个人会立即把你的信交给了他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了吗?你呀!

1969年5月1日,李九莲被捕。

“专政机关”在李九莲的房间里查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的日记30余篇,并认定她写给曾昭银的那封信为“反动日记”,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九一三事件”以后的1972年,中共赣州地委对李九莲问题作出“政治结论”:“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于刑事处分。”7月20日上午9时,李九莲被释放。这一年,她27岁。

出狱后,李九莲时刻在寻找机会澄清自己的清白,这愿望是那么的强烈,她甚至给昔日的恋人曾昭银写信,要求他为自己“翻案”。这是1973年末的事情。此时这个人已经是赣州地区工代会的常委,当他接到李九莲的信后立即当众宣称:“你们看看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想跳!”李九莲在听到曾昭银的这番话后,情急之下,一步踏进了曾昭银的办公室。

他们彼此打量着,这是4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不知道这时的李九莲想到了什么,但她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的悲惨遭遇和眼前的这个把灵魂抵给魔鬼的人的卑鄙。这个身穿干部服、架着二郎腿、桌上一杯清茶、正坐在那里看报的人见到李九莲显然十分吃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向着李九莲吼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给我滚出去!”

李九莲的手几乎戳到了他的鼻子:“告诉你,这个案没有你曾昭银,我也要翻,翻定了!”

曾昭银颤抖着:“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

从3月19日开始,李九莲以大字报的形式,在赣州公园贴出6份公开申诉,还此之前还张贴了她1969年写给曾昭银的那封信。一封情书,竟以5年的血泪、5年的青春作为代价,这是世所罕见的,一封情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街头,昭告世人,也是罕见的。它难道仅仅是个人命运的申诉吗?

4月17日,曾昭银以地区工代会的名义起草报告,强烈要求地委对李九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权力就是这样被运用着,而且似乎还天经地义:一旦这个人拥有了权力,就再没有什么人能够制约他,也不会有什么人怀疑他究竟凭什么与权力划等号。

李九莲仿佛已经察觉到了她所面对的决不是一个曾昭银,而是一座她完全没有能力与之抗争的政权机器。在公开申诉的最后,她写道:

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

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年4月24日,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等新罪名秘密拘捕了李九莲。有目击者称,地区工代会的人参与了这次行动。被捕时,李九莲口鼻流血,显然是在挣扎反抗时惨遭毒打。那几个人还就住她的头发往警车上撞,造成李九莲休克。

也许,是一个面对专制不屈不挠斗争的小女子终于使赣州的20万人民感到了惭愧,专制对民心的肆意践踏终于导致了社会的激烈反弹。专制常常忽视的是,在其主宰对象的麻木与抗争之间,几乎只隔着一层纸。

从4月22日起,赣州民众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李九莲。人们站在李九莲墨迹犹在的公开申诉前,为这个无辜的女孩子在篇末的预言,为她的预言已经被证实而一掬同情之泪。人们仿佛要在大字报的字里行间寻找到这位失踪了的姑娘,数百名群众还到兴国呼吁,要求县委、县公安局释放李九莲。

人们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4月25日上午,几乎就在赣州地、市干部群众准备召开3万人大会要求释放李九莲的同时,在南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陈昌奉,就是那位写过《跟随毛主席长征》的陈司令员,匆匆向赣州地委发出了“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的“5点指示”,当天下午,这5点指示就在赣州地、市数百个单位中传达完毕。

1974年6月,公安部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李九莲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了。

1975年5月20日,李九莲开始了她长达73天的绝食,只是在被强制注射葡萄糖液的情况下,她才免于一死。据当年同监的犯人回忆,绝食期间,李九莲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似乎人世上的一切,远不如一个幽暗的世界来得真实。偶尔,她也睁开过几次眼睛,晶晶闪闪,莹然欲泪,噙动的泪珠却难以掉下来,仿佛她连落下一颗泪珠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她总是喃喃地说着同一句话:

“你们……让我死……。”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现谁绝食超过73天的。

1975年8月1日,李九莲第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同室的一个女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只猫,这小猫就喜欢在李九莲的床上玩耍。她将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让给了这活泼、可爱的小生命,扶墙站了一会儿,又坐下来,和小猫逗着玩。她惨白的脸上有了笑容,又稍纵即逝,犹如一夜风雨过后桃枝上的最后几点残红。她挪着步子移到窗前,向着窗外看了许久、许久。

已经是夏季了。窗外,蓝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耳中传来如雨的蝉声,远处飘来瓜果的清香。

望着窗外,李九莲在想什么呢?

是什么促使她在整整绝食73天后,又顽强地站起来,继续坚韧地走完了她布满荆棘的人生之旅呢?

不知道,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不屈的灵魂在死去活来的蜕壳过程中的秘密,一个永远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但,大墙内的李九莲仍在服刑。12月,李九莲写了最终铸成杀身之祸的《我的政治态度》。1977年12月,波阳县人民法院和波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判处她死刑。江西省委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并同意江李九莲的死刑放在赣州执行。

从珠湖农场被送上路时,李九莲还蒙在鼓里。“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周围的犯人们都以为她此次回去将会被平反,就是她自己,也对未来有了几分憧憬。不管怎么说,让回赣州,总是自己的问题松动了的好兆头。她兴冲冲地拾掇起床头的一个破箱子,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同室的犯人。

在赣州看守所,让李九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法院来的人宣读的是她的死刑判决书!巨大的冲击使李九莲眩晕,她扶住桌子,激愤地呼喊: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

“这么些年了,我写了那么多,呼喊了那么久,若是对着一堵墙,这墙都有了回音,向你们呼喊,顶什么用?……”

身处21世纪初的我,想到当时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李九莲实际上死于那份报告,可是她在那里面究竟说了什么伤天害理的话了?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不就是那几句怀疑“文革”的话么?不就是那几句质疑专制制度的话么?天!一个健康的、鲜活的生命怎么能为这几句话就掉了脑袋?要知道,这话放在任何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绝对不会构成犯罪,不仅不是犯罪,讽刺、咒骂政府官员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伟大多么崇高都不得质疑、否定这权力。可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上偏偏就有这么一个国家,仍不知言论自由为何物,仍在以言论治罪,这个时刻不忘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以世所罕见的残忍手段残杀了一大批自己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的或根本谈不上不同政见的善良的手无寸铁的“人民”,这其中有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钟海源、王申酉,还有李九莲。

粉碎“四人帮”一年零两个月的1977年12月14日,李九莲被执行死刑。那天,在赣州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身着黑色囚服的李九莲五花大绑被押进会场,四人按跪,脚上哗哗铁镣,背插亡命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分辨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早就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行刑前被割断喉管“异曲同工”。

10时许,李九莲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临刑,她昂首不跪,行刑者射弹击腿,她一边不支跪下,一边慢慢地回过头来,像是盯了行刑者一眼。

枪声又响了……

她蜷卧在两颗松树之间,偏过来的脸上,眉头紧皱,双眼微睁,鼻子在流血,半张的嘴角也在流血。初冬的阳光照射在她那还很年轻的身上。

这不是文学描写,而是今天存在新华社里的一张照片告诉我们的。

以中国之大,可以容纳得下堆积如山的苦难和冤狱,容纳得下无处不在的假话空话虚话套话,却容纳不下一个讲了几句真话的弱小女子,容纳不下这个女子的弱小身躯——甚至没让跌扑于松林之下的她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

人们还要记住,在李九莲之后,还有一位女子被杀害,就是那位被“活体割肾”的钟海源,她是为李九莲伸张正义而死的,在她身上, 当时还发生过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涉及到李九莲的战友朱毅,在为李九莲奔走呼吁的过程中,她的身边总带着一个两岁的独生女……(见《中国的眸子》第76页以后的内容)。胡平先生在写钟海源之死时用的是十分动人的笔调:

囚车停住了……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茵茵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了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

随后发生的是人们都熟知的事,但我一直以为那是不能用文字形容出来的,那种行为,不属于人类。

中国啊,你都做些了什么啊?你敢正视你所做过的一切吗?

鲁迅说过:“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中国人变得有钱了,但所缺的仍然没有补上,是一种缺钙的富裕。那是个寒冷多雪的冬天,胡平把他要写的女主人公的遭遇讲给两位编辑听,讲了两个多小时,老编辑的眼里含着泪花,仿佛在压抑着什么,而年轻的另一位编辑则直愣愣地看着他,仿佛胡平是一部苦涩的历史,最后他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据胡平说“字字铁靴般踩在我的心上”,他说他“没有勇气将这一切推给我们的读者,连转述的勇气都没有。我就不想让我的妻子和女儿知道。”

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知道,自然也更不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于是,我们在加速遗忘这段几乎刚刚发生过的、离我们最近的历史。

李九莲那双明亮、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再看着我们。

思想是无罪的,对思想进行审判,好像是抽刀断水一样荒唐可笑。企图用威权的力量、行政甚至是法律的力量强行灌输推行某种思想,而将别的思想打进地狱的行为,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聪明才智如雨后春笋如春日花雨般地喷薄而出,思想自由的民族,才是有美好希望的有灿烂前途的民族。

布雷兹•巴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说:“人类只是一颗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颗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它。然而,即使宇宙轧碎它,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

李九莲,就是一株人世间的芦苇,钟海源也是,我们大家都是。

忧伤的脆弱的高贵的不屈服的芦苇啊!

参考文献:《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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